周有光先生对话、访谈文章在海内外的第一次系统结集。

知名媒体与著名学者之间的重量级对谈，发问者与应答者之间智慧的碰撞。

108岁智者对世界及人生的思考。

《对话周有光》包括各大媒体对周先生的访问，以及各大学者和周先生的杜对话、谈天等，话题涉及文化、历史、哲学、教育，以及当下社会的中国热点问题，是了解周有光以及当下社会的一本重要文集。

《对话周有光》是当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与诸多知名媒体、文化名人对话时的访谈文集。共分为三编，第一编为“知识分子要坚守科学与民主”、第二编为 “文化问题与大学教育”、第三编为“一生有光”。

本书系周有光先生对话、访谈文章在海内外的第一次系统结集。

第一编　知识分子要坚守科学与民主

 周有光访谈录

 让学生的兴趣自由生长——周有光先生访谈录

 汉语的今天——百岁学者周有光教授访谈

汉语的今天——怎么看英文汉字混用？要不要保持汉语纯洁性呢？

政府、学术界该怎么做？——“彗星词”与规范化

怎么研究汉字呢？——必须了解世界才能了解中国

 百岁学者周有光教授访谈

汉语的未来——能和英语成为世界的两大主要语言吗？

 周有光：如果不改行，我也很可能是个大右派

记者手记

 周有光：一○五岁从世界看中国

沈从文的本事比我大

要以世界视角看中国

我们很多社会科学处于玄学阶段

 周有光：全球化时代要“重估一切价值”

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

中国改革是半步半步走的

国际现代文化没有一个国家是能够拒绝的

要用全球化的视角解读历史

 知识分子要坚守科学与民主

要求进步，必须先退出误区

敢怒不敢言

知识无国界，知识分子也无国界

 百岁老人周有光：笑谈世界民主化浪潮

了解伊斯兰教国家的民主运动，先从“全球化”谈起

今天的民主化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 ：群众进步了，群众要民主

中国道路，从历史误区中回到跑道

苏联的历史全盘颠覆了

“两头真”知识分子回看年轻时的理想

民主是轨道，是谁也不能违背的一条规则

 周有光：大同是理想，小康才是现实

 周有光：回首百年，纵论辛亥革命

革命不革命要看它是进步还是退步

提高对慈禧的评价是错误的

康有为前进了半步，孙中山跨出了一步

三千年的历史大趋势

第二编　文化问题与大学教育

 旧事重提谈拼音——庆祝《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五十周年

 人类文化问题的再思考

人类文化的结构

人类文化的运动

 华夏文化如何弘扬

什么是华夏文化

如何使华夏文化现代化

 今日中国的大学与大学教育——周有光、马国川对话录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

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

 周有光、欧阳中石：谈东西方教育差异化发展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必须让汉字走向世界，汉字走向世界需要拼音来帮助

汉语拼音方案就把汉字发音全部统一起来

全世界的人都是生活在双文化当中

拼音不是文字，可是拼音有用处，拼音的用处还在扩大

汉语热就汉语热，汉语不热的时候，就是因为它已经饱和了

汉语要变成世界语言了，恐怕要相当长的时间

北大提出传承问题，是很了不起的设想，证明了北大的精神

 周有光：一○六岁再谈“改”文字

语文现代化符合历史需要 ：“人家笑我们几个字母搞了三年，其实不止三年”

要让全世界华人懂得汉语 ：“当今文化是国际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两个方面”

周有光趣事

第三编　一生有光

 专访周有光

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存，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

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关于二十六个字母的复杂学问

不得不学的国际现代文化

喝星巴克、看最新大片的新潮老头

 访问周有光

 周有光：我不是汉语拼音之父

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是兴趣使然

不分彼此的国际现代文化

中文可能在世界流行吗？

网络语言不影响整体

爱情要有爱有敬

记者手记

 “国学”二字说不通

文化与“国学”

从四小龙崛起谈“新儒学”

儒外学术对儒学的冲击

所谓“天人合一”

 光华大学纪事——周有光先生访谈录

 “国学了不起，但是要现代化”——专访一○六岁著

 名学人周有光

从经济学家到语言学家

汉字简化并不是要废除繁体字

儒学很有用去是去不掉的

附录　周有光著作单行本书目

周有光：一○五岁从世界看中国

□访问者 吴虹飞

眼前的小书桌，黄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木头纹理，但磨得久了，也不觉得粗糙。眉毛已经全然没有，两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一○五岁的周有光老人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他说：“很有趣味。”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调皮地说，“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

“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我这种从外国回来的人腐朽思想是很多的，你们听我讲话要小心了。”待在桌前坐定，他摘下眼镜，合上书，将台灯推开些，戴上助听器，手不抖，气不喘。“我们要讲老实话，你们记录的时候，有些话少记录一点好了。”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五倍。”他举着一只手，手指揸开，很认真。一○五岁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脚步。他知道“谷歌”的纠纷，还差点去看了《阿凡达》；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他也会忘；当年他推行简体字，现在却经常忘记简体字怎么写，记得英文怎么说，却记不得中文怎么说。他完全有资格跟记者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一九五六年，周有光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沙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他自己写了个《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改革开放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四间，已经是特别优待。“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我是过过好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

“文革”时，下放到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来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四个月，林彪死了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他的《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但“五十年代有稿费的，‘文革’就没有了，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真少，现在的跟五十年代的差得不太多，物价涨了几十倍了，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他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国民党里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做官早做了，我不加入；跟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一九四五年国共合作谈妥之后政协成立，他开座谈会总有我；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开座谈会总请我，我给他提经济方面的建议。他在很多场合说，‘周有光的建议都很好，但我不在他也实现不了！’但我也没加入共产党。后来胡愈之说，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群言》是民盟的刊物，我给他们写文章，二十个编委现在就剩我一个。政协开会，我跟毛主席也碰到过，拍了几次照，但从来不挂。许多人把重要人物的照片挂在墙上，我只挂家里人。”

妻子张允和八十岁时回忆昔日恋爱情景，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她没有用一吻“洗尽了罪恶”，但从此，“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提到这篇文章，周有光笑了：“恋爱的文章嘛，大家都喜欢看。我老伴去世前一天晚上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九十三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在纸上写下“九十三”这个数字，画个圈，让保姆找来一本张允和的自述文集《曲终人不散》，送给记者，署“周有光代张允和赠”。他始终叫她“我的老伴儿”，质朴情深。

人家看他是一百多岁的长者，常常问他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他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区别是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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