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人类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伟大故事，作者为我们生动地记录了瘟疫横行无忌之时人们的心理反应：“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生活在期待与抗争之中……”书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虽身隐恐慌，却没有忘记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

加缪的这本《鼠疫》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小说中贯空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鼠疫》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写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拥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的真正勇者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

正文

4月16日清晨，贝尔纳·里厄大夫从他的诊所走出来，在楼梯平台上被一只死老鼠绊了一下。他当时把老鼠踢开，并没有特别留神，便走下了楼梯。但来到大街上，他突然想到这只老鼠不对头，便往回走，想提醒门房。老米歇尔先生的反应，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发现有非同寻常之处。他原以为存在这只死老鼠显得有些奇怪，如此而已，但门房却认为出现死老鼠简直是奇耻大辱。再说，门房的态度斩钉截铁：这幢房屋没有老鼠。大夫向他保证说，二楼平台上就有一只，而且可能已经死了，说了也白搭，米歇尔先生依然信心十足。这幢楼没有老鼠，因此，这只老鼠准是谁从外面带进来的。总而言之，那是恶作剧。

这天晚上，贝尔纳·里厄站在大楼的走廊上掏自己的钥匙准备上楼进家，他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突然从黑暗的走廊尽头爬出来，步态不稳，皮毛湿漉漉的。那小动物停下来，仿佛在寻求平衡，然后往大夫这边跑，又一次停下，原地转了个圈，轻轻叫了一声，终于扑到地上，从半张开的双唇间吐出血来。大夫沉思着看了它一会儿，上楼回到家里。

他思索的并不是那只老鼠。是老鼠咯出的血又勾起了他的心事。他的妻子已病了一年，明天要启程去一家山中的疗养院。他见妻子按照他的要求正躺在床上。看来她是在为旅行的劳累作准备。

“我感觉挺好。”她微笑着说。

大夫注视着在床头灯光下朝他转过来的脸庞。在里厄眼里，尽管她已经三十岁了，而且留着病痛的痕迹，但她的脸仍然跟少女时一样，也许是因为这微笑消除了其余的一切吧。

“你要能睡就睡吧，”他说，“女看护十一点来，我送你们去乘中午的火车。”

他亲了亲她微微潮湿的额头。她微笑着目送他走到门边。

翌日，即4月17日，八点，门房拦住经过他身边的大夫，指责一些恶作剧的人又把三只死老鼠放在走廊的中间。那些人准是靠大捕鼠器抓住它们的，因为老鼠们浑身是血。门房已在门口站了一阵，手里提着死老鼠的爪子；他在等待那些罪人说挖苦话时自我暴露。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噢，那些家伙！”米歇尔说，‘到头来我准能抓住他们。”

里厄感到蹊跷，便决定从环城街区开始他的巡回医疗，因为他那些最穷困的病人都在这一带居住。在这些街区收垃圾晚得多，他的汽车沿着街区一条条笔直的尘土飞扬的街道往前行驶，车身紧挨着留在人行道上的垃圾桶。在他经过的一条街上，他数了数，有十二只死老鼠扔在残羹剩菜和脏布碎片当中。

他要诊治的第一个病人正躺在床上。房间临街，既是卧室，同时又是饭厅。病人是位西班牙老人，满脸皱纹，神态严峻。他面前的被子上放着两个盛满鹰嘴豆的锅。大夫进屋时，半坐在床上的呼吸急促的哮喘病人往后一仰，想重新缓过气来。病人的妻子端来一个盆子。

“哎，大夫，”在打针时，病人说，“它们都出洞了，您看见了吗？”

“没错，”女人说，“邻居捡了三只。” 老头搓搓手。

“它们出来了，所有的垃圾箱里都能看见。是饿的！”

后来，里厄随便在哪里都能听到类似的话，街区里人人都在谈论老鼠。诊治病人结束后，他回到家里。

“上面有您一份电报。”米歇尔先生说。

大夫问他是否见到过很多老鼠。

“哦，没有！”门房说，“我在监视呢，您懂我的意思。那些畜生不敢来。”

电报通知里厄，说他母亲翌日到达这里。她准备在生病的儿媳妇出门期间来这里照顾儿子的家务。大夫进屋时，女看护早已来到。里厄瞧见他的妻子略施脂粉，正穿着套裙站在那里。他对她微微一笑。

“这很好，”他说，“好极了。”

片刻之后，在火车站，他把她安置在卧车里。她看看车厢。

“对我们来说这太贵了，对吧？”

“需要这样。”里厄说。

“闹老鼠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有些奇怪，但会过去的。”

他随即快快地对她说，他请她原谅，本应该由他来照顾她，他对她太不关心了。她摇摇头，好像示意他不要说了，但他补充说：

“你回家时，—切都会好些。我们要从头开始。”

“是的，”她眼睛发着亮光说，“我们要从头开始。”

片刻过后，她背转身，透过窗玻璃看外面。月台上，人群熙熙攘攘，推来搡去。火车头的嘘嘘声传到他们这里。他叫她的名字，当她转过身来时，他看见她泪流满面。

“别这样。”他轻轻说。

泪水下重又绽出了微笑，但有点不自然。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走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把她紧紧抱在怀里。现在，他站在月台上，在窗玻璃的这面，他只能看见她的微笑。

“请你好好保重啊！”他说。

然而她听不见他说话。

在车站月台的出口附近，里厄碰上了预审法官奥东先生，他领着自己的小儿子。大夫问他是否出门旅行。这位高个子黑头发的法官一半像过去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一半像殡仪馆埋死人的人，他用和蔼的口气简短地回答说：  “我在等奥东太太，她专程看望我的家属去了。”

汽笛长鸣。

“老鼠……”法官说。

里厄朝火车的方向看了看，但又回过头来望望出口处。

“是老鼠，”他说，“这不算什么。”

此刻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经过时腋下夹着一个装满死老鼠的盒子。

当天下午，里厄刚开始诊病便接待了一位年轻人，有人说他是记者，一早就来诊疗室了。他名叫雷蒙·朗贝尔。他身材矮小，双肩又厚又宽，面容显得刚毅，有一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他穿一身运动服式的衣裳，生活似乎很宽裕。他谈话直截了当。他为巴黎一家大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想得到有关他们卫生状况的资料。里厄对他说，他们的卫生情况不妙。但他在进一步详谈之前想知道，这位记者是否能够说真话。

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