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六点，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响起了闹铃，长根醒了。他伸出手去拿手机把闹铃按掉，这时才发现自己浑身酸痛，而且鼻子堵得像塞住了的下水道一样。“该死！”他骂道。在这气候多变的早春季节，他一定是跟许多人一样，得了感冒。
但他还是必须把女儿甜甜送去学校。妻子素芬昨天就去北京出差了。她在一家美国企业在上海的分公司的市场部工作，出差是家常便饭。于是他只能勉强起床，先从冰箱里取了几个速冻肉包子放在锅里蒸，然后去给还是半睡半醒的女儿穿衣。
在甜甜慢慢地吃着包子，小口地喝着长根给她在微波炉里热的牛奶的时候，长根往窗外望了一眼。外面灰蒙蒙的，下起了小雨。
“真倒霉！”他心里暗暗叫苦。
他替甜甜收拾好东西，赶紧拉着她的手下了楼。走出小区大门，一手打着伞一手拉着甜甜小心地避开两面驶来的各种车辆，穿到马路对面去叫车。
早高峰的时候，让小孩和老人独自过街真是危险。一辆辆的公交车、小汽车、摩托车、电瓶车、自行车都从马路上疾驶而过，对小区门口的横道线根本视而不见。车上的人也许昨晚在麻将桌或电视征婚节目上浪费了好几个小时，但这时要让他们等几秒钟让一个老人或小孩好好过街也不肯。
长根和女儿站在雨里，吹着上海三月初阴冷的风，等着出租车。他的鼻子这时开始往下滴清水鼻涕，就像一只漏水的水龙头。在天气好的时候，早晨会有出租车排队等在这里，但只要下一点小雨，空车就一下子一辆也找不见了。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终于来了一辆顶上亮着绿灯的出租车。长根拉着走路慢腾腾的甜甜，动作比较慢，这时突然从他背后冒出一个穿一套黑西装的年轻人，抢在他前面拉开了车门。
这家伙看上去不过二十三、四岁，大概大学毕业不久，在证交所或期货市场之类的地方工作。拉开门后他有片时的犹豫，对长根咕噜了一声“对不起，我来不及了……”然后就赶紧扭过头钻进车里溜走了。
甜甜抬起头，无助地看着她爸爸。“要做垃圾的事你就做吧，”长根在心里骂道，“不要找什么借口。总有一天你也会有孩子，总有一天你也会要送他们去托儿所或者幼儿园……”
他们最终上了一辆出租车。长根从甜甜粉红色的双肩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她刚才还没有吃完的包子，包子已经冷了。他又从双肩包里拿出一只他之前放在那里的保温杯，让甜甜就着里面的热水，把包子吃完。
这时，长根觉得头疼得简直就要裂开。他肯定是发烧了。车开了没几分钟，就堵在了一个十字路口。这条路曾经是条宽阔的大道，但现在路边的工地占去了大块路面，引起交通堵塞；溢出的泥浆，也让雨中的路面变得脏污不堪…… 出租车的计价器在无声地跳着，车费每秒都在增加，这让长根更加深切地意识到，他靠的是他老婆的钱。靠他教授的工资，他是不可能住那套大公寓，并且每天打车送女儿上学的。
坐在出租车里，他看到远处的空气白茫茫的，充满了烟尘和汽车的废气。他不知道长期呼吸这样肮脏的空气，对他的女儿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耳朵里听到的患肺癌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并不吸烟。
生活在中国历史的这个特殊阶段，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如此快速的变化——只要有几个月不去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再去的时候可能就会完全认不出它来——长根不知道他是应该感到幸运还是受到诅咒。所有地方的硬件都在更新，软件都在升级（他电脑上的杀毒软件过几个小时就升级一次）。一切都在升级，唯有人类几十万年也许几百万年才升级一次。但不久他们就可能会用人工方法来给人类升级了。没有一样东西是确定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
有时在生活的一两个方面发生些变化还是不错的，但当一切都在同时发生变化的时候，长根觉得这有些太过分了，他的神经系统有些受不了了。
他现在已是正教授，这是大学职称阶梯上的最高一级，但他知道这在他老婆的那个由总裁、总监、总经理等组成的，拿着高工资的白领体系里这算不了什么。他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素芬的，而这一想法，在这三月份的阴冷早晨，令他尤为闷闷不乐。
终于到了周五下午，长根把甜甜送到了素芬父母家，自己也好休息一下。他们曾反对素芬和他结婚，但时间久了也只好接受这一现实。在甜甜出生之后，他们对这个外孙女视若掌珠。素芬是他们的独生女，甜甜毕竟是他们唯一的孙辈啊。
跟丈人、丈母告别时，丈人以难得的关切对长根说，“你脸色不大好，回家要好好休息啊。”
回到家，长根就倒在了床上。甜甜在家的时候，即便发着烧他也可以为她煮饭、烧菜，但为自己他就不行。不管怎样，周六素芬就回来了，那时一切都会好起来。
素芬在周六中午回到家里。长根躺在床上。桌上没有热菜，热水瓶里没有热水。这些都是她期望自己到家时，长根给她准备好的。冰箱里甚至连一盒牛奶都没有。
她板着脸走进了卧室，把手提包“砰”地一下放在了梳妆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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