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伊始，一把突如其来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一面是来势汹汹、军备先进的美国大军，一面是岌岌可危、贫弱交困的朝鲜半岛。危难之际，中国领导人当机立断，发兵朝鲜，至此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

这场战争的惨烈动人心魄，貌似强大的美军在志愿军的奋勇抗击下节节败退。炮火连天、枪林弹雨之中，演绎了一出出令人血脉贲张、激情澎湃的战斗故事，也催生了一个个舍身为国、坚韧不拔的英雄人物。

罗尘所著的《朝鲜战场亲历记（志愿军老兵口述实录）》集结四十位援朝亲历者，口述朝鲜战场的精彩战况。如临其境的生动描写和极富立体感的场景描绘，使我们在领略这段非比寻常的历史的同时，也能感受志愿军战士那种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震撼心灵，激人奋进。

《朝鲜战场亲历记（志愿军老兵口述实录）》作者罗尘走访了近四十位尚还健在的志愿军老兵，听他们讲朝鲜战场上的那日日夜夜。战争本身的残酷性无需多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颇多，比如一位“死了三回的连长”。全书充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旋律，通过这些老兵各自的经历，深刻揭示了志愿军为什么能够打赢当时武装到牙齿的美军。

序

程龙义—“我是豁出命去的！”

王月松—“停战了，大家都高兴了。”

伍淦生—“人愤怒起来就不会怕死。”

陈益中—“新衣服不穿以后就穿不着了。”

胡明合—“我不能当逃兵。”

赵杰—“有个同志死得冤。”

蔡丽英—“我那个时候才74岁！”

戴绍嫘—“打不上战我们当然不高兴。”

孙凤康—“迫击炮都是女的背。”

陈扬弟—“我们真的推过火车。”

白荣俊—“要死可以，先把这个伤员救活。”

许秀夫—“小鬼，当兵去不去？”“去！”

杜德奎—“死了多少人，都是为了胜利。”

蒋锡培—“主席的儿子都牺牲了，我们还有啥好讲的？”

王德君—“没有时间给我们想家。”

王有水—“石头也打成粉了。”

胡明申—“手是我自己剁掉的。”

董秀贤—“反正他不想打仗。”

曾仲育—“停战真是鲜血换来的！”

孙金奎—“战场上面什么东西都有。”

鲍如春—“偷偷摸摸谈恋爱。”

王发祥—“吃了罐头就去死吧。”

马发泉—“血像自来水一样往上洒。”

李亚林—“后来我们都在吃炸药了。”

黄林兴—“我不枪毙人的，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1993年，退休之后的程龙义花费了大量积蓄把自己家中有五百多年历史的祖宅修缮成了“志愿军老战友之家”，供人免费参观。

在他祖宅的围墙上，写着抗美援朝之歌，院子里还有一根旗杆。在采访的过程中我看到他的房间里挂了一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奥黛丽·赫本的照片，他说这是他喜欢的美国女明星。

2013年初，由于身体原因，他把自己收藏的这些抗美援朝文物，捐给了丽水市莲都区档案馆。他说：“如果我死了，纪念馆的这些东西就会被子女扔掉，这个馆是传不下来的。”

程龙义：当时是1950年，党中央毛主席发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那是一个运动啊，那个声势浩大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天天动员，大会也开，晚上村里开大会，回来开小会，党员动员会，各层次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样子做的，各种大会小会开了，以后跑到你家里动员，各方面的动员，在这个集中影响下嘛，开始我思想还犹豫了，一是离开父母，孩子离开父母这个心里总舍不得，第二个问题是离开家乡，第三个问题是比较远，比如说省内省外，出国去，到朝鲜去了，那么朝鲜是这个打仗的地方，战争啊，那是冒险啊，要牺牲的，那么思想比较犹豫。

采访人：当时他们是怎么动员你的？

程龙义：怎么动员我的？这个动员的力量，政治工作的力量是不是？政治工作的力量很大的，他说抗美援朝你要去，不去可能不大好的是不是？大会开小会开，个别家庭谈话了。当时我妈妈没有了，我是四岁时妈去世了，日本人在中国撒下鼠疫病细菌，妈妈死掉了，妈妈死掉以后父亲一个人，父亲一个人种田养活我一家子五个兄弟姊妹，负担也很重的，所以生活相对艰苦。父亲是想不通的，当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哭了，那没办法，我说父亲哭也没办法是不是，保卫祖国重要！还是要去，没办法的，就这样去了。

采访人：您当时内心是想去的吗？

程龙义：不想去。

程龙义：我是豁出命去的！我离开家参加抗美援朝，那个决心下定了，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有这个思想的，你说不牺牲不可能，我是准备的，我豁出命算了，但是我晓得一条，老婆没讨是不是，那时候我老婆没讨，总是想人生怎么回事，没办法，我这样想，离开家乡的时候。

程龙义：当时我们村里就有两百多人，一个村两百个人，当时农会，但是去参军的有六个人，六个青年，只有两个人去了朝鲜，那两个剿匪去了，有的退回来了，有的身体条件差一点，有的参加当地剿匪，那时候刚解放土匪蛮多的。

程龙义：两个人去了朝鲜，我们两个好，两个人都没死，在朝鲜都没死，他回来我也活着回来，那个姓郑的1999年病故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程龙义：那时候敲锣打鼓，扭秧歌啊，敲锣打鼓啊，秧歌啊跳起舞来，秧歌舞，很鼓舞人心，是这样的情况。

程龙义：当然很伤心了，这个父子的感情很深的，离开父母了，离开家乡了，掉泪了，这是个很伤心的事情是不是？但是祖国需要没办法，你说你不去，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

采访人：你再讲讲参军时听到的感人的事吧。

程龙义：很多故事，我讲一个例子，就是水东村，水东村有一个妇联主任叫王水英，她动员丈夫王仙林参加抗美援朝，她怀孕三个月了，她也动员丈夫抗美援朝，因为他和我是一个团的，在一次战斗中他牺牲了。还有一个，福林乡有一个叫下落阳村，有一位姓蓝的，蓝水章同志，头一天结婚，那么第二天去参加抗美援朝，这个故事相当感人的，了不起！新婚你还奔赴朝鲜战场，这是感人事迹是不是？还有一个，也是福林乡，福林乡一个村某个同志，他已经有小孩了，正好他的小孩周岁，当时他偏偏参加抗美援朝了，女儿周岁庆他也没参加，就报名参军了，在朝鲜牺牲了，永远都没回来，没回来。

程龙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解放这么好的生活，所以到今天你帮了我的忙，我为什么不能听你的话，我必须要听你的话，一定听你话的！这个毫无疑问，所以参加抗美援朝，像头天结婚第二天去了，老婆孩子怀孕三个月了就去的，就这个情况。尤其是保定村有一个人，这个人当时是一位小学的校长，是有三个孩子的爸爸，他年龄大大超过了，31岁了，然而他离别了家庭，离开了子女，舍下小家为国家，奔赴朝鲜战场，那么这位同志不幸在朝鲜光荣牺牲了，永远回不来。

程龙义：抛开妻子家庭，奔赴朝鲜战场，你说这个精神境界是这么高的，不可理解的。

采访人：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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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尘／文

历史由谁来书写？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古有史官，砍两个头都不足以吓住那支落下真相的笔。而现在呢？无孔不入的媒体，海量波涛的网络，再想掩藏点什么？似乎难了。

可真相的确如此吗？我有理由怀疑史官被砍头一事之所以广为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一个孤例，它代表着某种鼓励，某种令人向往而不能企及的高度。而对于如今的媒体与网络，我又能感觉到前者背后黑洞洞的审片室，后者有如话语频密者嘴角所泛出的白沫——那你到底要怎样吗？亲。——我不想怎样，历史有如小姑娘，扮俏扮靓，悉听尊便。我仅仅是一个热爱历史的闲人，我只是想知道宋朝清河县的一栋当街宅子花费几许，明代驿站中喂马的卒子又添加了什么草料，如何演变？如此说来，似乎有变态之嫌。但理性点说，我只是想嗅到一点人的味道，品尝一点古今相通的作为人的共性，就像《浮生六记》中沈郎躲雨欲归家而不得的惆怅心绪。

多年来，我一直过着我想过的生活，夜晚写小说，白天拍片子，有如一个恒定的分裂者。以前我曾热衷于在体制内拍摄现实题材的纪录片，但平台的萎缩与现实的疯狂，令我顿感迷茫。直到有一天，我发现退一步再看世界，可能会清晰许多。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个世界又如何轮转，如何隐现？从历史中翻拣答案，从过往中洞悉今天，将不那么要命的东西塞给某些媒体，换得粮食和绸缎，将要命的东西锁进抽屉，期待有一日重见天光。如此一来，我便有了在人群中直立并行走下去的理由。我相信我并不唯独活在眼前，我左手拥有过去，右手牵着未来。我属于这里，我又不属于这里。在文学与历史的双重滋养下，一个苍老而又年轻的成年人与时代并行的姿态——我喜欢。

最近的一系列采访关于六十年前的朝鲜战争。我们所走访的近四十位老兵一共产生了数十、上百万字的场记，他们各自的身份、经历，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个纤毫毕现的士兵的人生。我们从他们身上所提取的并不是战争的形势与全盘的历练，我们关心的是他们如何走上战场，通过怎样的方式，又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最后，影响了什么。

政治思想工作——毫无疑问在当时是重中之重。除了分得田地的贫苦农民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参军之外，还有一部分来自接管的国民党军校学生，以及被敲锣打鼓不断去往家中动员而不得不参军的年轻人。在当时没人敢说“不”。“拒绝”是不可想象的，如同后来的各种运动，你无法表态，只能跟随。有一位老兵曾感慨地说：“我父亲天天在家哭，不想让我去，那是去打仗啊。”但最终仍然是“不可能不去的，不可能，不可能的”。

一位南京通讯学校毕业的士兵当时对于当兵这事颇感可耻：“我们毕业是当官的呀，当兵多难堪啊！什么人当兵？下九流才当兵呢。去到部队，战友问我家里人咋样？我说没人了。我啥都不说。”

一位名叫马发泉的士兵，家中共七口人参军，两个哥哥，姐夫，外甥都入伍了。也有在村口小卖部卖东西的小青年，被经过的部队吸引，一句“小鬼，跟我们一起当兵去”，便就此离家，去往了朝鲜战场。

他们不知道前路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部队宣传说美国佬都是学生，没打过仗的，还不如我们的炊事班呢，速战速决，打完就回国。”

类似此类的宣传比比皆是，或者将杜鲁门画成一个大鼻子，然后对广大士兵说这是美国大土匪头子，打倒杜鲁门，为了世界和平，等等此类。最为普遍的说法通常是：“美国佬率领联合国来侵略朝鲜，已经打到我们东北的土地上了。”士兵们便在此种情绪的鼓舞下，怀揣着轻松而美好的愿景跨过了鸭绿江。

因“速战速决”而导致的轻装上阵，使得大批士兵在朝鲜战场冻伤。我们采访到的一位士兵因双脚冻伤而不得不和其他六位战友在雪地中爬行了一个星期，无法跟上部队，四处寻找可支援他们的朝鲜老百姓。也有哼着歌上战场的家伙，刚上战场便发现敌人炮火猛烈，“我们班长抬头想观察一下形势，敌人一枪就撂倒了，我吓坏了，当时就开始发抖。”

……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大量的采访中充斥着“一百多人，下来三个”、“整个连队，只有八个活着下来了”等等事例。这就难怪那位宁愿自伤都拒绝登上上甘岭的连长，他早已预见了这样的结局——惨烈，九死一生。完整的尸体都很难保全——“上去之前，把家乡地址、名字啊、血型啊什么的都绣在衣服上，领导要求的嘛，其实就是准备去死了，但不准备说，好收尸。那都没用，上去炸没了，没了，没有完整的，你咋收？”

难怪老兵们会说，“如果把那些东西拍下来，没有人会愿意当兵的。”其中有一个场景，老兵描述得极为克制，却充满了惊人的现场感。所有伤员下了前线后，首先要被集体送到一家医院进行清洗包扎再转往其他医院。那位老兵便看见了上百个各式各样的伤员，“有没手的，有没脚的，有屁股被打掉一半的，奇奇怪怪什么样的都有，你想得出的，你想不出的。都像一团肉一样被放在案板上，男女护士们负责清洗，一眼望去，一百多个啊，太奇怪了，不是木桶，是案板样的东西，就那么敞着，一团肉一样。”超现实吗？后现代吗？“电影拍不出这种画面，他们想象不出来。”最后他笑着补充道。

如此这般，林林总总，它能给人带来怎样的思考呢？我们的工作就是有如毛刷吹壶，细致地拂去历史灰尘，岁月迷雾，将那些年轻的面孔重新擦拭干净，返回出发之前。

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做过很多关于中国当代史的纪录片，“人民公社”的发迹，“五七干校”的由来，“浮夸风”的兴起，“四五运动”的见证，每张面孔，每个个体，我们均深挖他们的记忆，追溯他们的眼神，以前用磁带，现在改硬盘，满满当当地锁满一铁皮柜。

或许有一天——不！一定有一天——会有人对它们产生兴趣。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采访对象离我们而去，他们的讲述必将成为那个时代最为生动的注脚，就像清河县里的宅子，驿站里无所事事的卒子，他们存在过，以我们所能理解的方式。

这于我而言，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