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注视下(精)》出版于1911年，题材和约瑟夫·康拉德的另一部小说《特务》相近，描写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小说出版后在英国反响平平，而在俄国受到关注。因为该书情节富于俄国色彩。主角拉祖莫夫是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为保护自己，把到他家中避难的革命党人交给了警方；由于他的告密行为，那位革命党人遭到秘密处决。小说主要是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主角的告密和忏悔构成全篇脉络，而告密者最终受到惩罚。我们看到，这其实是个“罪与罚”的故事，是俄国读者并不陌生的故事，叙述多了点“局外人”的观察和评判。

“如果不用英语写作，我就必定什么都写不出来。”《在西方的注视下(精)》是英国现代八大作家之一的约瑟夫·康拉德创作的唯一一部以沙俄社会为背景的小说。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角度和观点，但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是不变的内核。在时代的洪流中，主人公拉祖莫夫彻头彻尾地沦为一个“被上帝完全抛弃的人”。

中译本导言

作者按语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译后记

P先生坐着一辆两匹马拉的打开遮盖的雪橇朝火车站驶去，驭者座上坐着马夫和车夫。雪下了一整夜，弄得马儿在清晨这个时刻尚未清扫的道路上异常难行。雪还在密密地下着。可那辆雪橇肯定已经让人留意并记了下来。它在拐弯前拉下了左边的遮盖，这时马夫注意到有个农民慢慢走在人行道边沿，双手插在羊皮外套口袋里，在飘落的雪花中拱肩缩脖。那个农民在他要被赶上时突然转过脸，挥动手臂。刹那间一阵剧烈的震荡，爆炸声被闷在了密密麻麻的雪片中；那两匹马儿都血肉模糊，倒毙在地上，而车夫尖叫着从驭者座上滚落下来，身负致命伤。马夫(他活了下来)来不及看见穿羊皮外套的那个人的脸。后者投掷炸弹后逃走了，但据猜测，看到飘落的雪花中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涌现，全都在跑向爆炸现场，他觉得，转过身和他们在一起要更安全些。

在短得难以置信的时间里，激动的人群将雪橇团团围住。那位内政大臣，毫发无损走下雪橇，踏入深深的积雪。他站在呻吟的车夫旁边，用虚弱、干涩的嗓音再三向人们招呼说：“我请求你们不要过来。发发慈悲，我请求你们这些好人不要过来。”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高个子青年，此人一直纹丝不动站在一家停车廊的门内，两幢房子过去一点的地方，迈步踏进街道，飞快走上前去，将另一颗炸弹从人群头上扔了过去。这会儿它击中了内政大臣的肩膀，而他正弯腰趴在那位奄奄一息的仆人身上，然后炸弹落在了他的两脚之间，以一种凝缩的力量猛烈爆炸，把他炸死在地上，结果了那位伤员的性命，几乎是在眨眼之间将那辆空荡荡的雪橇炸了个粉碎。随着一声恐怖的叫喊，人群散开，四下奔逃，除了那些在内政大臣脚边倒毙或奄奄一息的人，还有跑了几步之后才倒下的其他一两个人。

第一声爆炸将一群人聚拢起来仿佛是中了妖术似的，第二声爆炸倏忽之间将街道的各个方向弄成数百码的幽静。透过飘落的雪花，人们远远注视着那一小堆死尸在两匹马的残骸旁互相压在一起。等到街头巡逻的几个哥萨克策马赶到，翻身下马，动手把死尸翻过来，人们才敢走上前去。第二声爆炸的无辜受害者中间，有一具尸体倒在人行道上，穿着农民的羊皮外套；但是那张面孔难以辨认，那件破烂衣服的口袋里什么都找不到，而这是其身份无从确认的仅有的一具尸体。

那天拉祖莫夫先生在平常时刻起床，然后在学校大楼内听课，在图书馆做了会儿功课，度过了早晨。在学生订餐的桌上，他习惯吃两点钟正餐的地方，他听到那个起初模糊不清的谣言，说的是和扔炸弹有关的某件事。但这个谣言只是由窃窃私语组成的，而这就是俄国，在那个地方，尤其是对一个学生来说，对某些种类的窃窃私语过分显露兴趣，向来是不安全的。拉祖莫夫是属于那种人，他们生活在一个精神不安和政治动荡的时期，本能地抓紧正规、实际的日常生活。他意识到他那个时代的紧张情绪，他甚至用一种不甚明确的态度对它作出反应。可他关心的主要是他的职责，他的学习，以及他自己的前途。

表面上和实际上都没有家庭(因为那位主牧师的千金早已去世)，没有家里的影响塑造他的观念或情感。他在世上孤单得像是一个在深海里游泳的人。拉祖莫夫这个词只是一个孤独个体的标签罢了。任何地方都没有属于他的那些拉祖莫夫们。那份证明书把他最亲近的血统关系说得清清楚楚，他是俄国人。不管他对生活抱有怎样良好的期望，单是由于这一层关系，他都会热衷于种种希望，或是抑制住种种希望。这种难以估量的血统关系，经受国内纷争的痛苦煎熬，而他在精神上畏避这场冲突，正如生性厚道的人会在剧烈的家庭争吵中畏避明确的立场一样。

回家的路上，拉祖莫夫仔细在想，已经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好了所有准备，眼下他可以将时间都花在有奖征文的那个主题上了。他渴望获得银牌。奖金是教育部提供的；参赛者的名字会呈报给大臣本人。单是去试一试这件事就会被上级部门认为是值得嘉奖的；而赢得奖金就会让他在取得学位后有资格获取更好的行政岗位。洋洋得意起来的学生拉祖莫夫忘记了，给予奖赏和任命的那些行政机构，其稳定性正受到那些危险的恫吓。但是回想起前一年领取奖章的那个人，拉祖莫夫，这位举目无亲的年轻人，变得清醒起来。上次得奖的那个人收到成功的正式通知，当时他和其他一些人正好聚在同伴的屋子里。他是个文静、不摆架子的青年。“请原谅，”他露出一丝歉疚的微笑说道，然后拿起帽子，“我出去叫些酒来。可我先得给家里人发个电报。哎呀!那些老人家可要让咱方圆二十里内的邻居欢庆一番了。”

拉祖莫夫心想，他在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事。他的成功对谁都不重要。不过他对他那位贵族保护人倒并无怨恨，此人并非像大家猜想的那样是一位外省的要人。事实上他不是别人正是K亲王，当世显赫一时的大人物，而眼下，他的日子就要到头了，身为参议员和痛风病人，过得仍然显赫但更热心于家庭事务。他有几个年幼的孩子，妻子和他本人一样，贵族派头，傲慢自得。

拉祖莫夫一生中，只有一次被允许和这位亲王私下里接触。P10-13

只是缘于情势的力量，《在西方的注视下》已经成了描写过去的某种历史小说，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

这种感想完全是跟故事里那些事件有关；但由于整体意图与其说是要描写政治状况，还不如说是要描写俄国的心理状态，因此我贸然期望，此书的趣味还未完全丢失掉。我注意到，谈论今日俄国事件的不少文章所提到的某些说法和观点在下面这本书中表达出来了，一定程度上证明我的所见是确实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样的信念让人高兴，我因此受到鼓舞。不必说，我创作这部小说的预期目标不外乎是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表达情节背后那种普遍真理，连同我对某些差不多是举世皆知的情况所包含的道德复杂性的坦诚信念。

关于实际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我在开始写作时，我只对第一部分有清楚的构想，哈尔丁、拉祖莫夫和米库林参赞这三个人物，在我心里是有确切限定的。只是写完了第一部分之后，故事才被我完整披露出来，它那种悲剧的性质，它那些事件难以避免的进程及其轮廓的绰有余裕，让我尽情发挥创作的本能，给主题的戏剧化的可能性带来自由。

具体是怎么做的就不必解释了。它所显示的与其说是思考还不如说是感觉。它并非源于特殊的经历，而是源于常识，为真挚的沉思默想所滋育。要能够传达并保持那种审慎的不偏不倚的调子，这是我最大的焦虑。这种绝对公正的责任是在历史和遗传的意义上加诸于我，通过种族和家庭的独特经历，加上我的首要信念，认为对艺术质量要求甚少或者也许有望开始对其时代的男女进行培育的小说，只有真实才成为其理由。以前我从来没有义务要以更大努力做到超然：超然于各种激情、偏见，甚至超然于个人的记忆。《在西方的注视下》初次在英国面世时，公众并不买账，或许就是由于那种超然。大概是六年之后我得到回报，当时我第一次听说此书在俄国博得普遍赏识，在那儿再版了许多次。

故事里起作用的各种角色，其存在同样不是归功于特殊的经历，而是归功于对俄国状况的常识，归功于俄国人的性格在暴虐无道的压力下所产生的道德和情感的反应，而从普遍人性的角度看，这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公式，无知的暴虐激起无知的绝望。我关心的主要是那些人在那位语言老教师的“西方人眼中”所显现的面貌、性格和命运。他本人受到不少批评，但时至今日我是不会答应为他的存在作出解释的。他对我是有用的，因此我就觉得，那种评论的方式和他在故事进展中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对读者必定是有用的。由于我想要制造现实的效果，在我看来就少不了要有一个目击者，见证日内瓦那些交易。我也需要为哈尔丁小姐找一个有同情心的朋友，否则她就太过孤立无援，显得不完全可信了。她就会没有人来窥见她那种理想主义的信念，她那颗伟大的心灵，以及她那种淳朴的情感了。

拉祖莫夫得到富于同情心的处理。他为什么不该受到同情呢?他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有着健全的工作能力和稳健的抱负。他有着普普通通的良知。即便稍稍有点变态，那也只是出于他对自身地位的那种神经过敏而已。作为没人要的孩子，他比别人要更敏锐地感觉到他是个俄国人——要不然就什么都不是了。他把整个俄罗斯都看做是他的遗产，这是极为正确的。那一片杂乱之中白自流血的罪行和牺牲将他滚滚包围，将他挤垮。但我认为他精神错乱时从来都不是丑陋怪异的。这里没有人被当做怪物展示——那位纯朴的苔克拉不是，那位执迷不悟的索菲亚·安托诺夫娜也不是。彼得·伊万诺维奇和S夫人是可攻击的对象。他们是险恶丛林里的类人猿，是被当作他们该有的那种怪相对待的。至于尼基塔——绰号内卡托——他是恐怖主义荒野里开出的完美花朵。对付他，我觉得最麻烦的不是他的丑陋怪异，而是他的平庸乏味。在报纸文章、秘密史料和轰动小说所谓的“披露”中，他在公众眼里常年得到展览。

最可怕的感想(现在是拿我自己来说)是在于这些人全都不是例外的产物，而是常规的产物——他们的地区、时代和种族的常态的产物。独裁统治的残暴和弱智拒绝一切法制，立足于道德上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激起的还是弱智和残暴的反应，一场纯粹是乌托邦式的革命鼓吹，包括用最现成的手段搞破坏，出于那种奇怪的信念，随着既定的人类制度垮台，就必有人心的彻底改变。这些人没能看到，他们能行之有效的无非是改换名称罢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全都是俄国人；而这个世界则再次面对那句谚语说出的真理，老虎改不了斑纹，豹子改不了花斑。

约·康

1920年

首先要感谢老朋友李静，是她建议我翻译康拉德的这部小说。

此书于2011年年底动手翻译，2013年年底译完。因为杂事多，译得很慢，不少章节和段落作了多次修改。翻译委实辛苦，可以说如履薄冰，但我感到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我喜欢并且钦佩康拉德的这部作品，也希望中文读者能够从我的译作中有所收获。容我赘言一句，该篇表现的主题在很多方面与我们国家的历史现实是那样契合；康拉德一百年前创作的这部小说，不仅让我们领略处理此种主题的卓越技法(确实是非常富于启迪的一堂大师课)，而且让我们对自身所处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及其悬而未决的困境有所考量。我在两种语言的往返过程中，逐步加深体会，也明白了李静的那个建议的潜台词。再说，五年前它还没有中译本。于是我想尽快把它介绍给中文读者，让更多的人来读一读。虽说从翻译到出版，时间还是稍稍长了一点。

翻译过程中曾得到戴睿、罗宇晴、Ian Myers的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书中的法语和拉丁语均是由胡晓昕译出，她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时间，要特别感谢她。

感谢责任编辑颜颖颖，她认真敬业，不厌其烦，再三宽容译者的修改癖。另外，要感谢曹洁、柳明晔、郭贤路为此书出版所给予的帮助。

本书根据纽约多佛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s)2003年的版本译出，脚注均为译者所加。译文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许志强

2015年2月14日，杭州城西

《在西方的注视下》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必须算在可以稳固确立康拉德的英国文学大师地位的那些作品之中。

——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

或许可以算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一种致敬，相较而言，康拉德更侧重于叙述个体在寻找身份认同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

——史蒂夫·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