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罗欣对于玛丽娜新的爱情，是笑眯眯地表示怀疑。而茨维塔耶夫教授，终于得知了大女儿的打算，那可是大惊失色，瞠目结舌。他非常传统，女儿还不到二十岁，那花花公子承认自己才十九岁，断不能让女儿和他成婚，更何况，在他看来，这人还有双重污点：既是犹太人，又有肺结核。他明察暗访了一番，更加放心不下，着实不安起来。有知情者告诉他，她这个对象的曾祖父当然是个体面的犹太教长（rabbin），但是，他祖父祖母可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分子，阴谋造反，反对政府，已经逃亡国外，为的是躲避牢狱之灾，其子女也传染上政治病毒，落得身败名裂，穷困潦倒。然而，感谢上苍，少年谢尔盖这一代新人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得上左派的麻风病。显然，这鬼迷心窍也是能遗传的，有可能旧病复发，不可掉以轻心。祖先中了异端邪说的毒，一心推翻政府，后代就比别人更容易重蹈覆辙。所有这些想法都使茨维塔耶夫教授很反感，他是拥护君主政体的，思想非常顽固。不过，女儿没有头脑，爸爸懒得和女儿争吵，最后，虽然不同意，但也只好答应这门亲事了。
1912年1月27日，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和谢尔盖·埃夫隆的婚礼在帕拉切夫斯卡娅（Palachevskaia）教堂举行，只有少数亲友参加。来宾寥若晨星，大都神色诧异，只有新郎新娘满面春风，喜气洋洋。
茨维塔耶夫教授，为了把忿恨的情绪压下去，就猛劲儿工作，筹备美术馆的开馆典礼。这个美术馆此时称为亚历山大三世美术馆。茨维塔耶夫教授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座美术馆上了。正式开馆典礼定于1912年5月31日举行。到了那天，沙皇陛下驾到，身边簇拥着皇亲国戚，朝廷显贵，政府要员。沙皇亲自主持盛大仪式。这个仪式也标志着为建馆费尽心力的人功成名就了。仪式庄严隆重，而建馆人却很谦逊，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诚然，茨维塔耶夫教授在庆典仪式上必须身穿礼服。礼服是他花八百卢布买的（至今仍在心疼），上面绣着醒目的装饰花纹。胸前戴着一串勋章，闪闪发光。但是，他的心情很低落，与这身衣装的华丽不相称，穿着这套礼服，浑身不自在，觉得不自然。女儿见了，不由得可怜起他来。一边可怜他，一边赞赏他的风采。他的女婿也来参加了开馆仪式，眼睛只顾盯着看沙皇尼古拉二世了，谢尔盖1912年6月7日写信给他妹妹，只写了这么几句话：“我仔细观察了沙皇。他身材矮小，长得很年轻，浅色的眼睛，外表看，不像个皇帝。”尼古拉二世说着常规的话，感谢茨维塔耶夫教授完成了建馆工作，为俄国增了光。玛丽娜听沙皇讲话，激动得说不上话来，她猜想，爸爸这位庆典的主角，这会儿，恨不得马上逃离这些礼节性的祝贺，赶快回家看书，做研究。她后来在一篇自传文章《美术馆落成典礼》中写道：“父亲一个人站在大门口，身边是白色的廊柱。他站在美术馆大门的三角楣下，也站在人生的最高点上，站在自己作品的巅峰之上。他站在那里，气定神闲，绝对地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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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了舌头就不动弹了，可是法医科学常常能让死了很久的人开口说话。有人满以为万人坑就意味着万人亡，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死去的政权也能被撬开嘴，让它讲话。很久以来，历史学家注意到，非法政权往往都保存着档案记录，仿佛有着合法的装潢就真的具有合法性似的。
1892年，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出生于一个莫斯科知识分子家庭，她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诗名远扬了。她的诗，不论从哪方面看，都是非常新颖的，与众不同，这也是当时其他各位重要诗人的共识。她很浪漫，也很任性，所以她后来嫁给了一个误了她一生的男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谢尔盖·埃夫隆出身于一个激进的家庭，家人个个都是政治活跃分子。他是军官学院的学生，玛丽娜觉得他很能干，高尚而纯洁。埃夫隆尽管有那样的家庭背景，内战期间却离家参战，打布尔什维克去了。白军渍散之后，他流亡国外。茨维塔耶娃带着两个女儿，一度陷在莫斯科脱不了身，而丈夫又没了音讯。她发誓，如果丈夫大难不死，自己一定永远跟着他，“就像一只小狗儿那样”跟着他。内战后的莫斯科，生活条件极其恶劣，茨维塔耶娃饭都要吃不上了，于是她把小女儿送到孤儿院里，指望那里能吃得好些，没想到，因为营养不良，那孩子不久就死了。
1922年，她和女儿离开俄国去和埃夫隆团聚，这一走竟然在欧洲呆了十七年，最终在法国定居下来。茨维塔耶娃本来就懂法语和德语，精通法德两国文化。在欧洲的这段时间，虽然经济上很困难，但刚开始的时候，对她的创作倒是大有裨益。1925年，她的儿子乔治（“穆尔”）出生了。
流亡作家都有陷入孤独的危险，会渐渐地感到失去了听众。那时候，茨维塔耶娃写诗正入佳境，诗风也更臻成熟，这种孤独使她感到加倍的痛苦。到了1927年，她给帕斯捷尔纳克写信说：“我身边没有一个人会放下别的东西来念一念诗，哪怕是只念一小时，他们都不肯。”到了1932年，俄国移民中的各种政治流派对她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她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由于我的诗自成一体，俄国人谁都看不懂，所以就把我当成了另类，由于我的想法非正统，有些人认为这是布尔什维主义，也有些人说是拥护帝制，还有人说是无政府主义……其实．我完完全全是遗世独立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欧和美国到处是一片经济萧条景象，流亡出来的俄国人，有些人开始渴望回国，那里形势好像比这里好，至少那个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这可是壮举。也有的人，看了去苏联的人写回来的信，引述他们的所见所闻，更坚定了反共态度。纳粹的崛起使得这两极分化一天比一天厉害了。各地干脆分成了两派，一派亲苏，一派亲纳粹，非此即彼，倒也简单。民主，作为一个体制，却显得有点儿软弱无能。 当时，有一点，玛丽娜倒是看明白了：自己在家中却成了外人。即使她那年幼的儿子也卷入了父母的争斗。玛丽娜在1935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是人文主义者，一切以人为本，而他爸实际上是为主义而疯狂，穆尔夹在中间，不知听谁的好。”这时候，法国也在政治上分为两派，水火不相容。埃夫隆觉得自己在法国没有前途，就背着妻子开始为苏联秘密警察工作。巴黎有一家报纸与苏联有关系，他们的女儿阿利娅娜（昵称“阿利娅”）也开始为那家报社工作。
埃夫隆总叫茨维塔耶娃跟他回俄国去，但她一直不肯。1937年3月，她女儿走了，回莫斯科去了。茨维塔耶娃慌了。这是埃夫隆家第一个回国的。
1936—37年，一连发生了好几个重大事件，斯大林导演了几场审判秀，公审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就连那些最亲苏的西方人，见到这种场景，信仰也被动摇了。法国一些敏锐的分析家，他们已经看出此中蹊跷：不是说那些人过去赴汤蹈火干革命吗，怎么现在却成了内奸，为外国送情报呢？但是，像埃夫隆父女俩这样的人，看苏联报纸可是句句都当真，压根儿就没有过疑虑。大清洗开始了，起初几乎谁都没觉察出什么来。可到后来，不光在苏联清洗，还清洗到欧洲来了。
在西方土地上发生的第一件惊人事件就是在巴黎绑架和处决“沙俄荣军联盟”的领导人。当时一连爆出了很多案件，案中有案，错综复杂，其中就有叶甫根尼·米勒将军的死。接着，1937年6月苏联逮捕处决了七位重要将领，后来又对苏联军队进行大清洗。第二起臭名昭著的暗杀发生在瑞士。苏联间谍伊格纳斯·赖斯（IgnaceReiss）本来是苏联内务部（NKvD）的驻外特务，这时他明白了，秘密警察正在莫斯科一个一个遭到清洗，于是他决定叛逃。埃夫隆，作为苏联特工．他级别相当低。可是，执行这次暗杀行动的行动组成员，却是他帮助招录的。杀手们把赖斯杀死了，但是他们有几个被抓住了。法国当局一审问，他们把埃夫隆的名字供了出来。于是，苏联大使馆里埃夫隆的上司就命令他马上离开法国。
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告诉她，这件事本来不是他干的，人家却硬说是他干的．所以自己必须走，回俄国去。茨维塔耶娃一听．大惊失色。她这位诗人，在当地俄国侨民中颜面尽失，简直没法儿混了。巴黎俄国侨民早就知道，她丈夫和苏联大使馆的人勾勾搭搭，过从甚密，还知道埃夫隆参与欧亚主义运动，而苏联特务早就渗透到这个运动中来了。埃夫隆的妻子怎么会不知道自己丈夫的所作所为呢？外人觉得很难相信。但是，拒不承认，别人也没招儿。茨维塔耶娃当时似乎真以为人家错怪了埃夫隆．直到她自己回国后才明白过来。她和儿子是1939年6月回到莫斯科的。
俄国的精神与二十世纪发生了冲突，俄国的精神陷入痛苦之中。茨维塔耶娃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她的人生，在很多方面都是这种俄国精神痛苦的象征。和东德的情况比一比，让人大长见识。这两个国家，尽管文化不同，在极权统治下，后果都是一样的。在那个世界里，“非人类”能干出残暴的勾当。茨维塔耶娃一生最怕“非人类”，可是她万万没有料到，“非人类”离她是多么地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里有个人物，叫希加廖夫（Shigalyov），此人设想出一个世界，那里人人互相告密。瞧瞧那些“审问记录”，记录的就是这样的世界，里面特别提到了，人们在被捕之前早就开始自愿“告发”了。很多人听到什么都向当局“报告”，一字一句都不拉，但他们很多都不是在苏联体制下教育出来的，也没有在苏联呆过很长时间。不是俄国人，读到这儿，会觉得这事儿有意思。苏维埃世界究竟什么样儿，很多间谍原来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根本不清楚，等他们回苏联以后才有切身体会。有些人是在法国受的教育，而所有人以前都是生活在自由国家。可这些人生经历都没能擦亮他们的眼睛。当年的审判秀，苏联军队的首领被处决，这些事，当时法国报纸讲得非常透彻，巴黎俄国侨民圈子里也讨论得特别深刻。可这些当间谍的却没有质疑，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埃夫隆这个人只知道闷头做事，没想那么多。那些人审讯他，他好像还没看清那些人的本质，等到他明白过来，一切都晚了。
这些“外国的俄罗斯人”（俄侨），人说啥就信啥，俄国究竟啥样儿，根本没有亲身体验，竟然一头扎进去，为这个国家肝脑涂地在所不辞了。他们可能相信，自己的案子一定是弄错了，但是社会主义还要建设，付出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这一点，他们倒很像苏共那些领导人，那些领导人心里想，即使自己是无辜的，如果党需要自己做出牺牲，那一定是有理由的，只是这个理由自己没弄明白罢了。
如果是茨维塔耶娃自己被捕，那她肯定会明白是因为什么事儿。可她丈夫和女儿被抓了起来，她感到大惑不解，怎么也想不通，究竟是犯了哪条。她做梦也没想到：苏联人怎么会杀忠于苏联事业的人呢？但这是三十年代后期大恐怖的关键所在：按说，内务部的官员见得多了，可一旦整肃到他们头上，成了阶下囚，个个都不敢相信竟然会整到自己头上。他们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看明白呢。这是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只有那些心灵自由、并且对人性的看法非常悲观的人才能洞悉其奸。
茨维塔耶娃自杀了（“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挂钩…”）。这个噩耗至今在俄国文化史的长廊里回荡着。这里面有许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她的死是与大恐怖分不开的，她的祖国当时正处在公民自杀的时代。“撒旦”（Saturn）这个神话名词，尤其是西班牙画家戈雅（Goya）的画《撒旦吞噬其子》画的那个农神，把当年苏联的状态描写得最为传神。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最是流行社会主义观念，可到头来，斯大林把他们统统都吞噬了。但是在吞噬之前，斯大林老早就先把他们的灵魂毁灭了。
（本文作者艾兰德雅·普洛佛·迪斯里（EllencleaProfferTeasley）美国女作家、出版家、俄国文学翻译家。生于1944年，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著名的布尔加科夫专家、译者兼出版人，以《布尔加科夫：生平与作品》等著作和大量翻译作品闻名于世。1971年，她与丈夫普罗佛（1938—1984）共同创建了美国阿迪斯出版社（ArdisPublishers），是前苏联境外出版俄国文史著作的最大出版社。她是世界著名的英国布克奖俄国小说评选委员会评委。她于1989年获得马卡瑟大奖（MacArthurFellowship）。当年，是她和她丈夫把诗人布罗茨基办到美国，并安排在美国密执安大学任教的。布罗茨基后来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被称为“二十世纪的首席诗人”，作品长期被禁，八十年代后出版，声名大震，影响及于全世界。
茨维塔耶娃生于莫斯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学习音乐并写诗，有着绚烂的罗曼史。十月革命以后，因丈夫投奔白军而流亡国外，于1922年出国。辗转流徙多年之后，又随已成苏联内务部特工的丈夫返回莫斯科。同年，丈夫及女儿均遭逮捕，随后丈夫被处决，女儿则被长期囚禁和流放。诗人生活无着，作品无法出版，唯靠少量翻译和典当度日。卫国战争爆发后，被疏散到偏远小镇叶拉布拉，最后自缢身亡。
亨利·特罗亚所著《永远的叛逆者》是一部茨维塔耶娃传记，出自著名作家特罗亚之手，他在书中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诗人的悲剧一生。
何谓茨维塔耶娃神话？一个诗人，她的生命和语言都很极端、陌异，不同于任何别的人。是的，她的生命就是她的时代的表现。
“你不可以收买我。那就是全部要点所在。收买是把一个人自己买回去。你不可以从我这里收买你自己。你可以买我，只是这张皮，披在你的身上。这张皮，怎么说呢，也许，没有任何我可以呆的地方。”亨利·特罗亚所著《永远的叛逆者》讲述茨维塔耶娃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