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的《鼠疫（精装）》是以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讲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发生瘟疫，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不知所措。主人公这时挺身而出救助病人，与一些同道成了莫逆之交，不过自己的妻子却远在疗养院，生死未卜。这部小说所表达的人生观是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再重要，群体的生命才有意义，个人的利益已经不具意义，群体的利益才具意义。

《鼠疫（精装）》是阿尔贝·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写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拥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的真正勇者，他们不绝望、不颓丧，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加缪歌颂了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

译本序 真理原本的面目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一章

用另一种囚禁状况表现某种囚禁状况，犹如用某种不存在的事物表现任何真实存在的事物，都同样合情合理。

——丹尼尔．笛福

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奥兰的奇特事件，构成本部纪事的素材。通常认为，这些事件不该发生在那里，情况有些反常。初次领略，奥兰的确是一座普通城市，坐落在阿尔及利亚滨海，只是法国一个海外省的省会。

应该承认，这座城市从本身看来挺丑陋，表面看上去倒很平静，必须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发现它同各个地域其他许多商埠的差异。譬如说，一座城市既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与花园；既看不见鸟儿扑打的翅膀，也听不到树叶沙沙的声响。总之，这样毫无特色的地方，让人怎么想象呢？在这里，四季的嬗变仅仅在天空显现。只有清爽的空气，小贩从郊区运来的大批花篮，才带来春天的消息：那是在市场上兜售的春天。整个夏季，炎炎烈日烧烤着干透了的房舍，给墙壁蒙上一层灰蒙蒙的灰烬。于是，家家户户只能关紧了百叶窗，躲在阴影里生活。到了秋天则相反，大雨滂沱，满街是泥浆的洪流。

要了解一座城市，简便的办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劳动，如何爱并如何死亡。也许是受气候的影响，在我们这座小城里，所有这些事情都同时进行，处于同样状态，既狂热又漫不经心。也就是说，大家都感到百无聊赖，又得尽量习以为常。我们的同胞都很有干劲儿，但总是想着发财致富。他们对经商兴趣极为浓厚，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首先经营的是买卖。自不待言，他们也同样喜爱寻常的乐趣：他们爱女人、爱看电影、爱泡海水澡。不过，他们却十分理智，这类消遣只留待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而一周的其他日子，就力求多多赚钱。傍晚，他们离开办公室，定时到咖啡馆相聚，再沿着同一条林荫大路散步，或者待在自家的阳台上。年纪最轻的人，欲望强烈但是短暂；而年纪最大的人，坏毛病也不过是参加滚球协会的活动、联谊会的宴会，或者到俱乐部打牌，碰运气大赌两把。

想必有人会说，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城市特有的，总体来说，我们同时代的人莫不如此。如今，看到人们从早干到晚，余下的时间就去打牌、喝咖啡、闲聊，这样的生活恐怕再正常不过了。然而，也有些城市，也有些地区，那里的人时而会臆想别的事。一般来说，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只不过，总还有过臆想，这就比什么都强。奥兰则相反，看来是一座没有臆想的城市，亦即一座纯粹现代的城市。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描述我们这里相爱的方式，男人和女人，要么在所谓的纵欲狂欢中相互餍足，要么在婚约中长相厮守。这两种极端之间，往往找不到折中。这也不算独特，在奥兰如同别处一样，大家都没有时间，缺少思考，不得不相爱而又浑然不觉。

我们这座城市更为独特的，还是人临死可能碰到的难题。用“难题”二字也不甚恰当，这不舒服或许更确切些。生病从来不是惬意的事儿，但是有些城市、有些地方，生了病会有人照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顺其自然。一个病人就需要温馨呵护，喜欢有所依赖，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奥兰，气候这么极端，生意这么繁忙，景观这么乏味，傍晚时分消失得这么快，而寻欢作乐又是这等水平，这一切都要求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人生了病，就陷入了孤独。那么再想一想，一个要死的人，简直就是掉进陷阱，被几百堵热得噼啪作响的墙壁困住。而与此同时，全体居民都在打电话，或者在咖啡馆里谈汇票，谈提货单和提现。说来不难理解，即使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在一个酷热干燥的地方，死神突然闯来，人临终的时候，境况该有多么艰难困窘。

我指出这样几点，也许足以让人对我们的城市有一个概念。眼下说到什么都不宜夸大其词，只应该强调市容和生活状态都平淡无奇。不过，只要生活习惯了，也不难打发时日。既然这座城市容易让人习惯，那么就可以说无往而不利了。当然，从这个角度看，生活就不那么趣味盎然了。但是在我们这里，至少没有出现过混乱。本城的居民为人直率、友善而活跃，总能赢得旅游者应有的敬重。这座城市既无美景，也没有草木和灵魂，最终似乎让人感到安宁，在这里的人终于可以进入梦乡。不过，还应当说句公道话：“这座城市镶嵌在无与伦比的美景中，坐落在一块光秃秃的高地中央，而高地则环绕着阳光灿烂的山峦，整个对着风景如画的海湾。说到遗憾可能只有一点，就是城市的格局背对着海湾，因此不可能远眺海景，必须越过山峦去寻找。”

说到此处，恐怕大家不难理解，我们的同胞做梦也想不到，这年春天会发生这么多变故。这些事实，在一些人看来非常自然，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并不足信。但是不管怎样，一名纪事作者无法考虑这些矛盾的说法。他的任务仅仅是说“这事发生了”，只因他知道，这事确实发生了，事关一地全体居民的生命，而且还有数千名目击者会由衷地认为，他讲述的情况完全属实。

再者说，叙述者——到时候都会了解他是何许人，如果不是事出偶然，他也难以搜集相当数量的第一手材料；如果不是势在必行，他裹进了他打算讲述的所有这些事件里，那么他就不大可能从事这样一种事业。正因为有了这些条件，他才名正言顺地做起了历史学家之事。当然，一位历史学家，即便是多余的，也总要掌握一些资料。本书的叙述者手头自然也有资料：首先是他亲眼目睹，其次是别人的见证，既然他担当了角色，就得去搜集这部纪事所有人物的心声，最后便是辗转落入他手上的文字资料。他心中自有准谱儿，到了合适的时候就进行筛选，充分利用这些资料。他还打算……好了，也许该放下这些评论和谨慎的言辞，到了直接叙事的时候了。这几天的情况，要讲得稍微详细一些。

……

P3-6

译本序

真理原本的面目

这部《鼠疫》，通常论来是象征小说、哲理小说。不过，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为具体——“这部纪事体小说”，他强调指出，采用“历史学家的笔法”。生怕读者误解似的，叙述者(最后里厄承认是他本人，作者的替身)特意说明了这一点。不妨原话引用，像路标一样立在这里，指引我们阅读：

因此，由塔鲁倡导而组建起来的卫生防疫队，应给予充分客观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叙述者不会高歌称颂人的意愿和英雄主义，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但是，他还要继续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当时鼠疫肆虐，给我们所有同胞造成怎样破碎而又苛求的心灵创伤。

所谓“给以客观的评价”“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粗看也许是虚笔谦抑，泛泛承让，恐非作者真实的意图。历史学家的笔法，也并不意味不能颂扬英雄主义，尤其像塔鲁这样一批志愿者，协助里厄这样一些尽职的大夫，一起抗击鼠疫，坚持十个月，随时随地都有被感染的生命之虞，他们的行为怎么就不能被歌颂呢?事关对这部小说整体的理解，我不免半信半疑，仍怀着一般人的阅读心理，期待着在这场大灾大难中，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又迎头浇来一盆冷水，只见叙述者进一步解释：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不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来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被超越过。同样，这也将赋予这部纪事体小说应有的特点，即叙述性过程怀着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不以一场演出的那种恶劣手法，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树立英雄的楷模也就罢了，如若树立，怎么也轮不到格朗这个窝囊废呀，总该是顶天立地的硬汉塔鲁。这还是次要的。经过仔细琢磨，我觉得这段话分量相当重，以加缪严谨的文风，不会是戏言妄语，看来郑重其事，似乎在宣告这部小说的宗旨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标准。

首先，小说就不该是约定俗成的英雄颂歌。这部小说的所有人物，包括表现突出的里厄大夫和塔鲁等，无不是群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哪个也没有被塑造成高大的英雄形象，这就颠覆了“乱世出英雄”的传统，也颠覆了所谓“英雄”的概念。英雄主义何以该回到次要地位，作者一句话就道破了：英雄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寻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换言之，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那么谁来占主要地位呢?当然就是所有普通人物了。说到底，《鼠疫》通篇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其次，“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这句话值得好好掂量，疑似更为重大的颠覆，而且颠覆到真理的头上。“原本的面目”，莫非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并没有见到本相?这里又不是确指哪一条真理而且泛指一切真理。简短一句话，好大的口气。言下之意，虽未得其详，但是我们凭借经验，不妨揣度一下：一提起真理，自然联想到“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其高远，何其圣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仿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表明，至少在我的心中，真理已经神圣化了，偶像化了。那么，怎么才是“原本的面目”呢?且看书中这样一段话：

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面对肆虐的鼠疫，决不能跪下求饶，任其摆布，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与之搏斗，这就是《鼠疫》通篇彰显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在作者看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值得赞扬”。

以上两点——“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去伪存真；去其神圣性，去其偶像色彩，存留本真，将这种高不可攀的大词宏旨，按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顺理成章”，也就合乎了常情常理。

这是本书的两大关目，关联着人与世界的方方面面：从鼠疫为象征的命运、苦难、上帝、信仰、生与死、爱情与亲情、社会道德、善恶、怜悯、良心、责任、抗争等等，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思想概念，而与书中人物一一相关。须天天面对，时刻处理问题。

奥兰，一座几十万居民的城市，本来生活正常，各自忙碌，互不相干，却突然闹起鼠疫，全城封闭，一切就全变了。全城演绎着集体的历史，个人命运不复存在了。

鼠疫这个象征物，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

“原原本本做人”，这是塔鲁经历了坎坷的半生，才总结出的做人的道理，看起来挺容易，做起来就会碰到层出不穷的阻碍和诱惑。生活在当代社会的逻辑中，做一个“正派人”“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仅就这两点，能认真坚守，确实千难万难，不胜其苦，拿塔鲁的话说“真得有意志，还要绷紧神经”。生活逻辑就是这么荒谬：做好人难，不做坏人更难。换言之：做点儿好事容易，难的是不做坏事。在实际生活中，漫说是无意，就是有意损害别人的事也司空见惯，多怪不怪了。且不说在那丧失价值判断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不管多好的人，忽然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谁不是昧着良心，争相跟着高呼“打倒×××”的口号呢?那种政治上的集体同流合污，如果说主要是由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话，那么多年泛滥的贪污腐败、损公肥私、制假售假(包括假药和有毒食品)，甚至学术造假等集体同流合污的现象，就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辩白了。

由此可见，鼠疫、灾难、死亡(包括良心的泯灭和道德的沦丧)、邪恶势力、所有荒诞的东西、负能量，可以说无处不在，总能把人搞得晕头转向，难以“原原本本做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塔鲁敢于断言：“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只因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这样讲并不算言过其实，我们扪心自问，其实谁的心没有受过鼠疫的侵害，至今还留下阴影，潜伏着病菌。这不仅从生活经验上，而且从荒诞哲学意义上看，也同样切中事理。在《鼠疫))的结尾部分，那位哮喘病老人总结似的讲了一句话：“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破题的话，就这么简单，随口由那位形同局外人的老患者讲出来，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他得知他十分钦佩的塔鲁被瘟神带走了，不免感叹道：“最优秀的人总是先生。这就是生活。”他对塔鲁的赞语是：“他可从来不讲空话废话。”还有一赞：“他那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么塔鲁想要什么呢?塔鲁明确表示：‘‘我关心的是了解如何成为圣人，人，不信上帝能否成为圣人?”这里“圣人”概念，没有汉语中为人师表的意义，也不同于基督教中的圣徒，姑且理解为在生活中保持“圣洁”的人，不携带鼠疫的人。按照里厄的揣度，塔鲁认为人无权处死任何人，可是受害者又难免会成为刽子手，因而他生活在矛盾之中，从未萌生过希望，为此才想要当圣人，“通过为别人服务获取安宁”。那么，在塔鲁的眼中，谁像圣人昵?他想到那位患哮喘病的老人，生活那么有规律，讲话还带有哲理性，或许他就是个圣人，“如果神圣性就是习惯的总和的话”。不过，他真正佩服的只有两个人，在他的心目中，唯独里厄母子达到圣人的高度。他对里厄大夫的赞扬不必赘述，对里厄老太太的评价倒值得一提。

塔鲁在纪事中着重指出，里厄老太太为人非常低调，无论表达什么事都用简单的语句。每天傍晚，她总爱坐在窗前，面对清净的街道，身子微微挺直，双手安闲地放在膝上，目光总那么凝注，渐渐融入暝色中。她在塔鲁面前从未拿出具体例证，但是从她那一言一行中，塔鲁能辨别出善良的光芒。纪事中还谈到一个事实：老太太从不思索就洞察一切，“她与沉默的阴影相伴，却始终能停留在任何光明的高度，哪怕是老鼠的亮度”。塔鲁正是在这里透露他一点隐私：“我母亲就是这样，我喜爱她身上这种同样的低调，她正是我一直想要回到其身边的人。八年了，现在我还不能说她去世了……”这道出了加缪的心声。这些母亲，以其低调和光明的高度，都同样体现了“原本的真理”与思想的升华，都同样体现了能与鼠疫抗衡的人间正气。  李玉民

2014年9月于北京花园村

他在20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醒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了胜负难卜的宣战。

——萨特

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苏珊·桑塔格

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