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你的春天里路过》：

第一章

在河西走廊中部，腾格里沙漠边缘，有一座小城。从小城出发，往西五六公里，有一个大院，灰砖砌成的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木牌：国家某委第七工程局河西农场。

一九七二年初春，冰封的河水开始融化，寒冷的风温柔了。大院的土围墙内外，白杨树、沙枣树、榆树都抢着露出了绿绿的嫩芽。

太阳露出了地平线。一辆红色“铁牛”拖拉机，载着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驶出了这个大院，一直朝西驶去。公路两边矗立着高高的白杨树，树坑里残留着积雪，荒凉的土地一望无边。

在敞篷车厢里，孩子们快乐地嬉闹着。车厢的尾部坐着一位少年，他双手紧抓车厢板，稚气挂在脸上，单薄的身体随着车厢的晃动而晃动，眼睛四处张望。这位少年叫戈文，刚从农场的职工子弟学校初中毕业。这是毕业后他和同学们第一次出家门，第一次独立地走进社会，走进人生旅程的重要一站。

“铁牛”冒着黑烟“突、突、突”使劲地一路朝西驶去，路两边光秃秃的白杨树像列队的士兵一样护送着他们。这时，碧蓝的天空飞过一群小鸟。

开“铁牛”的司机，姓张，三十多岁，个子不高，平头。这台掉了漆的“铁牛”，在他的手里“砰、砰”地走着。路坑坑洼洼的’，它的速度很慢，稍微快一点，车厢就会像鱼的尾巴一样摆动。

戈文双手紧紧地裹着衣服，凝固的神态仿佛在想着什么。不知走了多久，忽然，有一位同学喊：“我撒尿！”张师傅没有停车，这位男同学又喊，车还是没有停。同学们一起敲车厢板。张师傅回头大声问：“干什么？”同学们齐声喊：“我们要撒尿！”车停下了，张师傅从驾驶座上下来，说：“快去！”然后，他从洗得发白的蓝色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点燃吸了一口，吐出一个烟圈，一圈一圈的烟，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散去。

光秃秃的白杨树后面，女同学一边，男同学一边。戈文不急，很快就出来了。张师傅问：“其他人呢？”戈文说：“还没撒完呢！”张师傅说了一句：“一群小屁孩，还没熟呢，哪儿来的这么多的屎尿！”又等了几分钟，同学们三三两两地陆续爬上了车。“铁牛”继续前行。

方木桩搭建的大门上面，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红颜色的字：河西农场燎烟墩分场，门的两旁都是碎石块垒砌的低矮围墙。“铁牛”放慢了速度拐了进去，进了院里，左边有三口机井，右边是一望无边的黄土地，院子深处，是一排排的地窝子。

一位四十多岁、身穿蓝色布上衣、头戴一顶灰色的帽子、古铜色脸、一米八左右身高、脚穿褪了色的黄胶鞋的男人，站在院子中间。“铁牛”停了，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拎着行李站成两排。那个中年人看着这群身穿满是补丁且不合身的衣服，脚穿黑色破布棉鞋，耳根子沾满污垢，脸透出菜色但充满朝气的孩子，自我介绍说：“我叫于龙，是这里的管理干部，你们叫我名字也行，叫‘管干’也行。”接着他开始点名，发住房号，然后又强调了几条农场纪律。散会后，戈文和同学们拿着房号，兴高采烈地拎上行李走进了地窝子。

地窝子是戈壁滩上特有的房子，往地下深挖两米，形成正方形、长方形的坑，坑的四周地面上砌起八十公分高的围墙，再在围墙上安装几扇窗户。围墙上搭起的屋顶被铺上了麦草和泥。

地窝子光线暗，戈文拿着房号找到了床，放下行李，找了几张牛皮纸，糊在黄土墙壁上，小家就这样安顿好了。

第二天早晨，于管干安排戈文和张权为一个小组，干耙地的活儿。张权是从西安来的，是一名医生，四十多岁，白净，中等个儿，带着一副白框眼镜。

早晨的阳光洒在戈壁滩上，晴朗的天空飞过几只小鸟，远处的龙首山、合黎山清晰可见。戈文在前面牵着白色的骡子，张权在后面扶着耙子耙地。这是一种表土耕作，通常在犁耕后、播种前或早春保墒时进行，有疏松土壤、保蓄水分、提高土温等作用。

张权寡言少语，戈文干错了，他说上一句，然后就又无话了。中间休息，张权就坐在田埂上，朝远方望去，坐了一会儿，站起来朝不远处走去。蓝天飘着几块白云，戈文望着他的背影，抬头看看蓝天，又看看戈壁滩。

夜幕降临了，余晖给戈壁滩涂上了一层金色，周围模糊起来了。戈文拖着疲惫的身子下工了。一天走了几十里路，回到屋里就倒在了床上，肚子咕噜地叫着。

戈文进了食堂，排上了队。身后的葛林问：“你是不是老戈家的老大？”戈文回头。这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昨晚刚认识的。他清瘦，高个儿，背有些弯曲，声音有磁性，很慈祥，是到农场劳动改造的。戈文回答：“是呀！”葛林笑了笑，说：“你长得像你爸！”戈文寻思着，他怎么认识爸爸呢，刚想问，葛林不再说话了。戈文打上饭出了食堂门口，黎俊、汪智、汪雪斌叫住他，说：“今晚我们打兔子去！”戈文来精神了，说：“行呀！”刚答应完，又一想：不对，临来农场之前，母亲说过，这里有狼，让他晚上不要乱跑。他说：“这地方有狼！”黎俊说：“这里哪有狼，狼早就被吓跑了”。黎俊个子高，说话声音好听，唱歌也好听。汪雪斌说：“没事！哪有狼！”汪雪斌个子矮，一头浓密的黑头发，年龄比戈文大一两岁，在同学当中比较有威望。汪智也说：“没事。”戈文想了想说：“行！”接着问：“拿什么打兔子呀？”汪雪斌说：“这个你就别管了。过一会儿叫你！”又嘱咐了一句：“别跟别人说，要保密！”戈文回到了宿舍吃饭，于龙进了门，问：“刚才你们几个在嘀咕什么呢？”戈文回答：“没说什么呀？”于龙严肃地说：“我告诉你呀，晚上一律不能出院子。”戈文没再吱声。过了一会儿，黎俊和汪智回来了，没和他说一句话就上床睡觉了。戈文心想：于龙也许跟他们几个人说了吧。

第二天早晨，戈文在去食堂的路上被汪雪斌堵住了，一脸怒气地问：“是不是你昨天跟管干说了？”戈文回答：“我说什么了？”汪雪斌面无表情地问：“是不是你说的，我们要去打兔子？”戈文急了，忙辩解说：“我没说呀！”王雪彬又问：“没说？那管干怎么知道我们打兔子的事？”戈文委屈地说：“我不知道呀！”汪雪斌狠狠地说：“你等着！”戈文愣在那儿，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冤呀！怪不得早晨黎俊和汪智走的时候没有叫他。

戈文进了食堂，汪雪斌和黎俊正在嘀咕着什么。一整天，戈文都心神不定，汪雪斌说的话，不时在他耳边响起。早晨上工，戈文闷闷不乐地从牲口棚牵出白骡子，张权扛着铁锹跟在后面。

一连两天，同学们都不理戈文。他每天一边干着活儿，一边想着受委屈的事，更加痛苦和孤独了。同学们一定认为他是告密者，是叛徒，是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叛徒王连举，是小说《红岩》里的叛徒甫志高。孤独还能忍受，说他叛徒是绝对忍受不了的。他不敢去问管干，又没人听他解释，戈文郁闷死了！

戈文边干活儿边想，是于龙跟他们说是我说的？我没有说呀！于龙不会说瞎话吧！如果不是，那一定是汪雪斌他们猜疑的。想到这儿，自己得到了些许宽慰：误解就误解吧，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