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年的黄海海战惨败后，和比战难。李鸿章奉命和谈，受尽屈辱签下了马关条约，国内震惊。严复等人开始思考中国制度的改革，也由此催生了借法自强到立法自强的转变。可以说，从维新到新政，中国的一切变革都因1895年清政府的大梦初醒。本书以可信史料梳理排比，以逻辑推理填补缺失，以日常情理细致分析，力争接近甲午海战后中日谈判、中国走向维新的历史情形。

马勇，1956年生，安徽滩溪人。1983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河南大学特聘或兼职教授。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超越革命与改良》《中国文明通论》《重寻近代中国》《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晚清二十年》《晚清四书》（《觉醒》《维新》《国变》《革命》）《晚清笔记》以及董仲舒、严复、章太炎、梁漱溟、蒋梦麟等人物传记，另有论文百余篇。

小引
第一章 东亚秩序重组
宗藩解体
东北亚危机
走向战争
第二章 一场如此憋屈的战争
缘起：各自的理由
节外生枝：内政与外交
屡战屡败：跌破所有人的眼镜
第三章 和比战难
寻找契机
德璀琳东渡
美国促成和谈开启
张邵广岛受辱
意外收获：伊藤"点将"
第四章 梦醒春帆楼
日本的要价
忍辱负重：谈判之难
遇刺：一个意外带来的契机
讲和代价：超越极限
第五章 三国干涉还辽
各有算盘
三国干涉
日本对应
中国的代价
第六章 大清弃儿：台湾官民的选择与无奈
台湾不是筹码
被割让的为什么是台湾
台湾官民的选择
台湾人民的无奈
第七章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起源
革命思想起源
一个人的革命
超越绝望：战败刺激
民族主义异军突起
第八章 走进丛林：严复的愤怒与哀嚎
探究西方发展的动力
严复发飙
走进丛林：一个影响深远的倡导
第九章 维新思潮酝酿
拯救中国：李提摩太献策
新知识人登上政治舞台
康有为治安四策
坐而言：趋向维新
起而行：组建京沪强学会
第十章 构建维新共识
体制内变革思想萌生
政府大员的变革热情
走向维新时代
梦醒了吗
附录 我的学术起步
“批林批孔”是我的学术起点
顺流而下：从古史往下读

在“晚清四书”中，《觉醒》完成最迟，但它的研
究、写作，却开始最早。
1994年，为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我开始了自己的
甲午战争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时光荏苒，这一研究就是
二十多年。这本书，就是这些年一点阅读与思考的总结。
自从李鸿章以来，知识精英普遍意识到了甲午战争是
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但
是，如何“分水”，人们自然各有各的认识。相当多的人
将这场战争作了悲情基调的描述，以为甲午之败表明三十
多年的洋务新政宣告终结。
甲午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方向，中国不再沿着畸形的
洋务新政继续前行，而是转身向东，学习日本，开始了自
己的维新路径。在我最初的甲午战争研究中，我的基本思
路就是想弄清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在甲午前后的分
化。我以为最极端的一派因为要追究战争失败的责任，因
而怪罪洋务，以为洋务新政只治其表，不治其本，忽视了
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的重建与改造。更极端如孙中山，视
这场战争的失败为民族主义革命找到了历史依据，表明满
洲人不具有将中国引领至现代的能力。
维新、革命，是甲午后的时代主题。在我最初的研究
中，也集中力量探究甲午前后各个思想流派的主旨、特
点，并据此写了几篇略微引起争议的文章。
为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我写有长文《甲午战败与
中国精英阶层的分化》。这篇文章既收入《甲午百年祭：
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论文集，又发表于《战略与管
理》1994年第六期，并由该刊编者将题目改为《甲午战败
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激进与困厄》。
在这篇文章中，我全面检讨了洋务新政之所以发生的
原因，同时也意识到了这场畸形的现代化运动确实是甲午
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历史主义观察，又会发现甲午
战败并不足以完全否定先前几十年的发展成就，更不能完
全得出满洲人不足以带领中国步入现代化的结论。这篇长
文涉及面非常广，大体思路也规范了我此后二十多年的相
关研究。
这篇文章发表后也引发一点小小的波澜。我的一位师
长辈同事在看到这篇文章后，郑重其事到我办公室告诉
我：小马，你这篇文章的观点我绝对不能赞同。我当时被
这位老师如此严肃的态度震惊了，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
隔天，我终于想到了二个思路，我去他的办公室继续聊。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这篇文章只是表达自己的阅读与思
考，如果老师你都能同意，还需要我写吗？学术就是一个
求异的过程，你不是一直告诫我们做文章一定要注意新史
料新观点，不要陈陈相因，重复前贤吗？当然，我那时说
的话肯定不如现在讲得这样清晰，但是意思到了。不过，
我稍后就该评副高职称了。这位老师是评委，为慎重起
见，尽管我很看重这篇文章，我还是很“机会主义”地没
有敢报这篇文章，以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我的副高顺利
通过。这只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小插曲。
甲午战争一百周年时，中日关系由于国际环境中其他
因素的牵扯，显得并不太坏，因而那时并没有在学术界引
起很大规模的纪念。一些新史料出版了，一些很纯粹的学
术著作也可以见到。又过十年，甲午战争一百一十周年
时，学术界对甲午战争研究的热情就显得更加淡。至于我
个人只是因为正在为《中国近代通史》写作晚清史部分，
依然不紧不慢地做着自己感兴趣的相关题目，并将一些相
关思考写成文章发表。
2008年，我在《安徽史学》第一期发表《宗藩体制解
体与东北亚乱局》，探究中国走上近代化、工业化之后，
宗藩体制解体之必然，以及清政府在东北亚尤其是朝鲜问
题上的成功与失误。这篇文章为我后来的研究开启了一个
基本思路。
又一年(2009)，一次有机会去韩国参加一个关于东北
亚历史的会议，我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长文《清末官绅对明
治维新的认知》(韩国：建国日本文化言语学会《日本文
化言语研究》第四辑)，集中探究近代中国政治精英、知
识精英究竟如何看待明治维新，以及这些认识如何影响了
中国在甲午战前的发展思路。
又过了几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等一系列问题持续恶
化，应大众媒体邀约，我从历史视角持续讨论了近代史上
的中日关系。从历史看现实。我那时提出的看法是，不要
让日中冲突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个看法引起了
一些积极回应，也相应强化了我从现代化视角进行甲午研
究。
甲午战争引发人们对先前发展道路的反省，其中最主
要的一个看法莫过于孙中山基于这场战争，抛弃幻想，不
仅不再期待体制内的改良、维新，反而由此走上了反满革
命之路。对于孙中山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四亿中国人中
只有孙中山一人如此想如此做，多年来孙中山研究者提出
许多解释，我在前贤解读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
为孙中山主要是因为在那个特殊阶段亲历了不同的内外环
境，直接而清晰的对比引发了他的思考。我的这篇文章题
为《孙中山革命思想起源：一个政治史的解读》发表在
《安徽史学》2014年第一期，其他媒体也有摘要或转载。
甲午战争最重要的后果当然是《马关条

李鸿章是晚清破屋的裱糊匠，还是时代浪尖的弄潮儿？
马关谈判是丧权辱国任人宰割，还是呕心沥血虎口夺食？
甲午战败是洋务运动的灰飞烟灭，还是近代开启的幡然醒悟？
甲午年的黄海海战惨败后，和比战难。李鸿章奉命和谈，受尽屈辱，签下了马关条约。此后，严复、康梁、孙中山等人开始思考中国制度的改革，也由此催生了借法自强到立法自强的转变。中国近代史由此拉开了新的一幕。

马勇一直以晚清研究为人称道，事实上他有扎实
的通史功夫，有良史之才，因此他驾驭断代史驾轻就
熟，他的晚清史的叙述获得了广大的读者。但我还是
觉得作为中国的房龙，马勇的意义被低估了。“晚清
四书”集中展示了马勇的才学和史观，在历史写作几
乎失语或进退失据的情况下，马勇的文字给了一个坚
实的坐标。
——余世存，学者、思想家
复杂的人生经验，赋予马勇一种独特的历史感受
力，他的知识储备更是与酒量同样惊人。他以一己之
视角贯穿晚清之变局，以此刻之心境与热忱激活了沉
睡的史料。
——许知远，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

第一章 东亚秩序重组
从大历史观点看，中日近代以来的不愉快，均来自西方文明东来所引起的世界格局变化，源自东亚传统秩序解体。
宗藩解体
进入近代，东北亚问题一直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成为影响远东乃至世界全局的火药桶之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因此而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第一次动用军队也为此而来。因此怎样结束东北亚乱象，除现实政治考量外，应注意其与历史传统的关联度，因为在“前近代”，这一地区并非如此。
在西方势力渗透到东北亚以前，这个地区许多国家实际上是中华帝国的藩属，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享有完整行政权，但由于与中华帝国有着某种程度的藩属关系，受到中华帝国在各方面的关照与保护。此时的中华帝国对这些国家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因此在履行宗主国责任的长期过程中，中华帝国不能不奉行“王道政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持公道、正义，竭力维护中华帝国与周边藩属间和平及良好的互动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中华帝国不会出手动武，更不会纵容或支持某一国家向另一国家挑衅、大打出手。中华帝国的尊严、信誉大于一切，与藩属诸国所有交往，都必须从政治上考虑。
然而，当西方势力向亚洲渗透后，中华帝国在西方强势压力下逐步退却，它虽然有心继续维持帝国与周边藩邦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但实在说来已力不从心，西方势力不仅要将中华帝国的宗藩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它们的根本目标是要将中华帝国纳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一体化”秩序中。中华帝国在差不多一百年时间里，尊严丧失殆尽，主权、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逐步沦为西方势力殖民范围。帝国素来信奉、坚守的“王道政治”不再，转而不得已信奉西方近代国家所向披靡、所向无敌的“进化论”。
进化论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严复在解读西方这一近代思想时也曾注意它与中国古典思想的相似度，只是这一思想在中华帝国古典政治学范畴中一直不被看好，更不被提倡，因为仅仅凭借“力”的角逐去获取霸权，只是一种“霸道政治”，与中华帝国一直信奉的“王道政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是儒家伦理不太赞赏乃至根本反对的一种政治理论。只是在西方压力下，中华帝国出于国族存续现实需要，不得已放弃王道政治，转向霸道政治，转向自身力量积聚，于是乎远东地区直至整个亚洲，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共主”，先前各藩邦在失去了中华帝国保护后只能依附于西方各强势国家，转向近代，自谋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亚乱象形成有许多复杂因素，然认真考究，与中华帝国政治原则调整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西方国家对中华帝国施压始于18世纪90年代。随着中英贸易逆差逐步扩大，英国人开始寻找机会向中国施压，迫其开放市场，无奈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市场发育不完全，无法接纳消化英国更多的工业品，于是英国人一方面寻求利用鸦片弥补贸易逆差，另一方面试图进入中国，由自己或与其他西方国家一道直接开发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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