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心中都怀着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了解这个怒气冲冲的人世间，要和这个世间和解，无论如何都要爱这个世间，爱命运，爱世界。

20世纪的这三位大哲学家埃迪特·施泰因、汉娜·阿伦特和西蒙娜·韦伊都介入了时事政治，都对当时的重大政治现象，如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反犹主义、极权主义等，以及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作过深入的思考。本书是这三位伟大女性哲学家的评传。

1933年，希特勒攫取了德国的全部权力，书籍被投进了烈火。1943年，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起义被镇压，人被投进了烈火。1933年—1943年，就是布莱希特在一首诗中所说的“黑暗时期”。在这首诗里，他恳求“在我们后面出生的人”宽恕不懂得“为建立一个友爱的世界奠基的”那一代人。

为了给这个时代画一张像，西尔维选择了三位非凡的女性：埃迪特·施泰因、汉娜·阿伦特和西蒙娜·韦伊。她们都出身犹太家庭，只因为是犹太人，命运就注定和别人不一样。她们都在年轻时就选择了哲学，她们的老师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阿兰，都以离经叛道著称，而她们都敢于批判老师，并且想超越他们。

身处这个黑暗时代，革命、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民主主义、极权主义、反犹主义，这些都是韦伊和阿伦特充满激情的思想赖以植根的沃土，而施泰因则一边聆听尘世的动荡在加尔默罗修院深处激起的回响，一边继续默想十字架的圣约翰。

她们的心中都怀着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了解这个怒气冲冲的人世间，要和这个世间和解，无论如何都要爱这个世间，爱命运，爱世界。

前言

第一部 成长岁月

 童年

 学业与老师

 批判老师

从胡塞尔到托马斯

基督教哲学与法国存在主义

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

阿兰的“谈话录”

 对女人特性的态度

“我还是习惯做女人”

埃迪特?施泰因是“激进的女人”？

“你们的儿子，西蒙”

 爱命运与犹太人身份

本尼迪克塔嬷嬷：“这是我自己的秘密”

小写人称代词“我们”

变成本来的模样

第二部 对世界的态度(1933—1939)

 1933年

背对世界？

对世界负责

 1935年

“在思想的世界自由自在”

“为了了解我的民族……”

 1936年

西班牙时尚

“主义”的战争

 1938年

“时不顺遂”

 1939年

“迦太基的毁灭”在安妮?弗兰克的国家

法兰西，德意志帝国的一块殖民地？

“不可知论的毛病”

第三部 流亡(1940—1943)

 1940年

奔向自由

血统与土地的宗教

 1941年

多色的星

“我只能和杰弗逊一起说：至于其他，我仍然这样认为”

 1942年

“我觉得自己是个逃兵”

特和希恩镇

“没有人念祈祷文”

战后犹太人地位如何？

 1943年

难以置信

“法国教师在绝食自杀！”

跋

 她们是“义人”吗？

 为了一种友爱政治？

 创造与毁灭

 爱命运与爱世界

注释

主要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童年

埃迪特·施泰因1891年出生于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兄弟姐妹11个，其中4个夭折，她最小。西蒙娜·韦伊1909年出生于巴黎，上面有一个哥哥，叫安德烈(Andre)，比她长两岁。汉娜·阿伦特1906年出生于汉诺威，是独生女。母亲后来改嫁给了一个鳏夫马丁·伯瓦尔德(Martin Berwald)，他带有两个女儿，名字分别叫克拉拉(Clara)和埃娃(Eva)，年纪比汉娜稍大。

三人在幼年时都备受困苦。埃迪特在自传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列数兄弟姐妹们的疾病。西蒙娜的母亲塞尔玛·韦伊(Selma Weil)曾多次以为要失去西蒙娜。汉娜的母亲保留了一本日记，题作“我们的孩子”(Unser Kind)，把女儿的小病小灾都当作了不起的大事记载下来。

埃迪特家恪守犹太教规。曾祖父约瑟夫·布尔沙德(Joseph Bur-chard)出生于波森，曾当过教堂里的祈祷文吟诵人，孙辈在家里都必须练习祈祷。埃迪特的母亲奥古斯汀·库尔兰特(Augustine Cou-rant)，出生于卢布利涅茨，在哈西德教派中地位很高。她做木材生意，坚持正统宗教仪式的传统，庆祝宗教节日，埃迪特在自传中用了整整一章来叙述这些。除了逾越节和犹太历新年，她还喜欢谈论赎罪日，这一天对她很重要，因为恰好是她的生日，“我认为，比起其他所有变动不定的宗教节日来，这个巧合更能激起母亲对其最小的孩子的特殊柔情。”可是她从来不陪母亲上教堂，只是躺在床上读书，思念故去的父亲，等候母亲归来。13岁起，她获得了守斋到晚的权利，直到她放弃犹太教信仰离开家庭之时，还保留着这个习俗。

西蒙娜出身于一个很有教养的艺术家家庭，她家信奉“不可知论”，甚至是无神论。她只知道祖上属第三等级。读了巴尔扎克(Bal-zac)的书，她感到“犹太人”就是高利贷者的同义词！母亲很迟才把她家的犹太身份告诉她，因为母亲的父亲是加里西亚人，母亲的母亲是维恩人，年轻时也受过苦。不过西蒙娜知道，她奶奶笃信犹太教，严守犹太人饮食规矩，不能容忍孙女和一个异教徒结婚。西蒙娜的父亲安德烈·韦伊，出生于阿尔萨斯，已入法国籍。当父母之间说话不想让孩子们听懂时，就说德国话。外曾祖父是个批发商人，文化修养很深，精通希伯来文，甚至能用它写诗。然而，1942年，当西蒙娜在卡萨布兰卡准备乘船去美国时，第一次看到身着披巾、带着经文护符匣的虔诚的犹太人作祷告，却十分惊奇。乌拉迪米尔·拉比(Wladimir Rabi)把汉娜·阿伦特看到艾希曼(Eichmann)案件——她认为其荒谬性就在于其全部暴行——时的发笑，与西蒙娜·韦伊在卡萨布兰卡时的发笑作了比较，写道：“她笑了，这个傻瓜，像1942年5月西蒙娜·韦伊在卡萨布兰卡兵营里候船去纽约，看到一起等船的犹太老人身着披巾祈祷时发笑一样，她们同样傻。”她流亡美国时，只上一个犹太教堂，还是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教堂！不过浸礼会教堂她倒是常去。

汉娜家是受过教育的犹太家庭，已经被基督教社会同化。父亲保罗·阿伦特(Paul Arendt)是个工程师，母亲玛尔塔(Martha)学过钢琴和法语。他们不遵守犹太教规，但让汉娜陪着爷爷奶奶守安息日，和他们一起上教堂。可能就是应他们的要求，她才去柯尼斯堡，跟一个改革派犹太教教士赫尔曼·福格尔施泰因(Hermann Vogelstein)上宗教课。不过，她认识到自己的犹太特性，不是从家里，而是从大街上，是在一些幼稚的反犹思考之后。她承认自己“在形体上”是犹太人。——“我小时候稍大一点就知道，我有犹太人的相貌，也就是说，我的相貌与别人不一样”——可是，后来当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骂她：“汉娜，你可真像是从漫画‘七会堂’(sept synagogues)里出来的！”她还是装出了一副很吃惊的样子。确实，在此期间，纳粹散布的丑化犹太人的这种漫画形象，已经给他们带来伤害。埃迪特·施泰因在改信天主教后，谴责这种“令人讨厌的漫画形象，它就像在哈哈镜里看我们”，否认“这种犹太人性就是犹太种族的必然结果”。不过，汉娜在儿时就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丝毫对她没有产生震动。“就那样，仅此而已”，这就是所谓“爱命运”吧？

埃迪特的父亲在一次生意旅行中突然死于中暑，当时她还很小。“我记得，父亲在开始那次不归的旅行之前与我们告别时，我就被妈妈抱在怀里，因此在母亲看来，我就是父亲的临终嘱托。”

西蒙娜比较走运一些，双亲一直健在。他们十分爱护她，密切地关注着她的行踪，甚至偷偷地不让她知道，一旦她脱身不见，就立即设法把她找到。她确实死得太年轻，因患结核病，竟绝食死在英国医院里。据她在亨利四世中学的同学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说，她的家人带她在美国流亡时，她坚持要去英国。父母对她的困境一无所知。直到临终，她还给他们写了几封感人的信，让他们开心，要他们放心。

汉娜7岁丧父。同一年，爷爷马克斯·阿伦特(Max Arendt)也撒手西去。她很喜欢爷爷，当染上梅毒的父亲病重时，爷爷就像父亲一样照顾她。

埃迪特的父亲死后，母亲不得不接管锯木厂，因此无暇照顾两个最小的孩子——埃纳(Erna)和埃迪特。埃纳比埃迪特大2岁8个月，和她很亲，埃迪特还为她写了一卷回忆录。她们就像孪生姐妹，由哥哥们带大。大哥保罗(Paul)给幼小的埃迪特讲歌德(Geothe)和席勒(Schiller)。埃迪特认为母亲“减轻了她所有痛苦，所有忧伤”，对她百依百顺，直到她进入加尔默罗修会，这使她母亲伤透了心。

塞尔玛·韦伊是女儿的“贴心人”，对女儿充满柔情。女儿在外地工作，接二连三地迁居，还故意过一种艰苦朴素的生活，这常使母亲牵肠挂肚，总想设法改善她的处境。虽说塞尔玛·韦伊和埃迪特的母亲不同，对女儿改变宗教信仰似乎并不很在意，既不去细究她的神秘主义，也不责难她的宗教立场，可是一想到女儿要皈依天主教，她还是很担心。因为西蒙娜在很小的时候，在师从阿兰之前，就和一位已皈依天主教的犹太女教师有来往。安德烈·韦伊对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谈及他父母时坦陈：“那时候，他们对此很生气。对一个有犹太血统的人来说，最坏的事情就是去受洗了……他们当然会反对”。玛尔塔·阿伦特也是这样一位“犹太母亲”，对女儿关怀备至，但又十分宽容大度。她很早就发现女儿有独立思想，天资过人，在老师面前很有主见。觉得女儿需要支持时就支持她，让她和自己一起崇拜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她一起流亡法国和美国。说到母亲，汉娜·阿伦特很干脆：“我非常感激她，尤其感激她没有偏见、开放自由的教育。”她肯定地说，她母亲虽然不信教，“也一定会做一辈子犹太人，决不会受洗”，还说，“要是我背弃了犹太教，母亲知道了很可能会打我两个耳光的”。她和埃迪特·施泰因和西蒙娜·韦伊不同，从未有过背弃犹太教的念头。P3-6

“我始终信奉这一格言：‘经历造人。’”

1933年：希特勒攫取了德国的全部权力，书籍被投进了烈火。

1943年：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起义被镇压，人被投进了烈火。

1933年—1943年：这十来年，就是伯脱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一首诗中所说的“黑暗时期”。在这首诗里，他恳求“在我们后面出生的人”宽恕不懂得“为建立一个友爱的世界奠基的”那一代人。

黑暗时期：反犹主义兴起，纽伦堡法，经济衰退最严重时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些事件使欧洲四分五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反抗极右势力。西班牙内战爆发。法国流行一句口号：“宁要希特勒，不要人民阵线！”政治形势极度混乱。

塞利纳(Céline)、雷巴特(Rebatet)、德里厄·拉罗歇尔(Drieu la Rochelle)、布拉西亚克(Brasillach)、贝尔纳诺斯(Bernanos)、季洛杜(Giraudoux)等人都发出了仇恨的声音。法西斯主义与种族观念合流。在这个时期，诺言受到嘲弄，条约遭到践踏。

在这个时期，法国名誉扫地：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德国也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可是法国人做到了准备为保卫但泽而牺牲吗？教会解除了对“法兰西行动党”的禁令，而就在一年前，庇护十一世(Pie Ⅺ)不是还宣称“我们在精神上都是犹太人”吗？

“特洛伊战争”爆发。这就是奇怪的战争，然后是溃退，再后是大逃亡。贝当(Pétain)指责“享乐精神”，指责人们闲谈所有这些灾祸，鼓吹匡救道德。他们不是要把犹太人驱赶到马达加斯加吗？维希政府的法律一项又一项地出台。这个时期要把犹太人斩尽杀绝。希特勒采取了最终解决措施，建造了毒气室。在这个时期，人们感情冷漠，互相猜疑。教士们终于发出了抗议。抵抗运动组织起来了。盟军在北非登陆了。但法国南部地区也被德军占领了，法国犹太人也被关进集中营了，身份证打上了犹太人印记。莱昂·勃鲁姆(Léon Blum)被囚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接着墨索里尼(Mussolini)被推翻，盟军先后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

为了给“这个时代画一张像”，我们选择了三位女性，她们都是犹太人，也都是哲学家，几乎是同代人，她们就是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1891—1942)、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和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1909—1943)。

三人都出身犹太家庭。她们出生在这样一种时代，只因为是犹太人，命运就注定和别人不一样。埃迪特·施泰因的家庭恪守犹太教规，西蒙娜·韦伊的家庭信奉不可知论，而汉娜·阿伦特的家庭则已经完全基督教化了。三人年轻时都对神学感兴趣。有两位曾打算改信天主教，但只有一位如愿以偿。1933年，埃迪特·施泰因加入加尔默罗修会，但她并不因此否定自己的犹太血统，《新约》不就是嫁接在《旧约》上的一个分枝吗？人们能就此说是“改宗”吗？相反，西蒙娜·韦伊却否认《新约》与《旧约》之间的承袭关系。《旧约》和那位全能而无情的、“统领万军的”上帝——耶和华，也是她彻底皈依罗马天主教会这个名义上的“普遍”教会的障碍。她长期在天主教会门外徘徊、等待，临终似乎也没有接受洗礼。汉娜·阿伦特则对她的犹太身份就像对她的女性身份一样，始终坚持，毫不掩饰。

三人都是哲学家，而那个时代对哲学家并不重视。但是三位年轻才女很快就证实，她们的抉择是正确的，因为哲学正要风行于世。三人后来都引起了她们的老师们的注意，这些老师就是胡塞尔(Husserl)、海德格尔(Heidegger)和阿兰(Alain)，都以离经叛道著称。而她们都敢于批判老师，而且想超越他们。三位才女的教书生涯都将在希特勒攫取权力之后遭受挫折，即使其中一人，即埃迪特·施泰因，只是因为身为女性才不能获得教书资格的。是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她后来成了三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权斗士(尽管她的立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相当保守)。只有西蒙娜·韦伊一人讨厌自己的女儿身，拒不承认她的女人身份，就像拒不承认她的犹太身份一样。

她们究竟是怎样解读现实生活的？

西蒙娜·韦伊和汉娜·阿伦特，要做这个黑暗时期的见证人，做“积极参与演出的观众”，不仅在报刊杂志上对战争进行跟踪报道，还要参与行动，甚至投入战斗。而她们对政治关系和宗教关系又是怎样想的呢？

1933年，埃迪特·施泰因向教皇进言，恳求教皇为她的族群颁布一道通谕，因为她感到一场新的不幸正在向这个族群降临，可是她没有得到答复。

汉娜·阿伦特一开始就决心对希特勒进行口诛笔伐，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反犹主义迫使她关注历史和政治。

西蒙娜·韦伊则始终拒不承认当时的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有什么前所未有的新特性，她认为那不过是她所赞同的一种反犹太教思想在最近发生的变形，是希特勒对上帝选民观念的颠覆。

对于汉娜·阿伦特指出的极权世界的两大支柱——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西蒙娜·韦伊只承认其中第二根支柱的存在，殖民地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受压迫状况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在希特勒入侵布拉格以前，她一直是和平主义者，把希特勒的政策比做罗马帝国的政策，担心法国会变成德意志帝国的一块殖民地。

她们两人都曾援引“特洛伊战争”的范式来向人们警示，要谨防发生一场可能不再仅仅是以毁灭一部分世界为目的的战争。西蒙娜·韦伊把极权主义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宗教的衰落，而汉娜·阿伦特则拒绝把权威与暴力混为一谈，并力图揭示各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性——在那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中，她看到被用来取代上帝的不过是一种新的暴政。

她们的著作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中不时发生的一些悲剧性事件有密切的联系。革命，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民主主义，极权主义，反犹主义，这些都是西蒙娜·韦伊和汉娜·阿伦特充满激情的思想赖以植根的沃土，而埃迪特·施泰因则一边聆听尘世的动荡在加尔默罗修道院深处激起的回响，一边继续默想十字架的圣约翰。

三人都曾经逃亡。1933年到1941年间，汉娜·阿伦特先是待在法国，后来去了美国，1951年加入美国籍。西蒙娜·韦伊先在自由区马赛避难，后来也去了美国，最终在伦敦病逝。埃迪特·施泰因逃到荷兰，后来和她姐姐罗泽(Rose)一起，被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1942年8月9日被送进毒气室。

她们的命运之途是相互交错的，尽管我们不能始终同时关注她们三人。下面我们就来了解她们在1933年到1943年间的情况。三人都不可忽视，都令人瞩目，都为一种强烈的愿望所驱动，这个愿望就是要了解一个怒气冲冲的人世间，要和这个世间和解，无论如何都要爱这个世间，爱命运，爱世界(amor fati, amor mun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