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角斗场是古典世界遗存下来的名气最大、一望而知的历史遗迹。确实，它名满天下，因而从1928年到2000年的七十多年间，一段特色突出的柱廊被展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颁发给获胜运动员的奖牌上——成为古典主义的一个象征，也是现代运动会的古代祖先的一个象征。

直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这种做法才引起了争论。然而有关大角斗场本身引起的这场争论的种种问题依然存在。它的初衷是什么？(肯定不是刻在奖牌上的微型赛车所标志的比赛。)现在，我们怎样对现代文化中已经确定了的角斗士血战的形象做出反应呢？为什么它是这样有名的一个历史遗迹？本书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

罗马大角斗场又称罗马斗兽场。我们之所以称呼前者是因为它本来并不是仅仅用来斗兽的，还有人的厮杀。

我们现在看到的罗马大角斗场已经和它在公元80年刚建成时相去甚远了。过去的大角斗场有猎兽及角斗士的厮杀、元老院集会等多种功能。其中角斗士的表演最具有代表性。古罗马人喜欢角斗士，因为角斗士威武、英勇和雄健；古罗马人看不起角斗士，因为角斗士出身低微。这种自相矛盾的社会心理状态也是古罗马文明的一个特征。面对大角斗场这一古罗马的文化符号，尤其在月光下，或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角斗士们杀戮时的快感、胜利后的心情，以及人们对屠杀的看法和恐怖。这本书帮助人们做出这样的想象，同时帮助人们更客观和系统地了解古罗马文明。

前言

一 现在的大角斗场

二 当年的大角斗场

三 杀戮场

四 大角斗场上的人

五 砖块与灰泥

六 劫后余生

 做一次参观？

罗马热

然而如果在19世纪这种去大角斗场旅游的显而易见、兴高采烈的形象的表面划一下，一些令人不适的现象就显露出来了。这就是新教徒对天主教“接管”这个历史遗迹的忧虑。竞技场中间的一个十字架和边缘的一系列神龛是忧虑之一——是对据认为在那里丧生的基督教殉教者的适当纪念。正如“手册”提出的那样，吻一下十字架买得“二百天的豁免”的这一想法是忧虑之二。同样尴尬(尽管它提供了一个原始虔诚的生动花饰)的是附近“粗鄙的讲坛”，每星期五有一个僧人在上面布道。你能说的最文明的话就是：“面对一个与我们共同信仰的，尽管在当时，‘我们共同信仰’这个说法一定是个勉为其难的婉言，早期历史如此认同的场合，你不可能不对一种基督教仪式的庄严留下深刻的印象。”

可以肯定地说，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手册”和其他旅游指南大肆宣扬的月光下寂寞的大角斗场的浪漫形象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不攻自破的宣传。我们在别的地方得到的印象是：夜色下的大角斗场，至少按19世纪的标准，可能太拥挤，太不浪漫，无法叫人身心舒畅。例如纳撒尼尔·霍桑的小说《大理石农牧神》(1860)写了一群旅居罗马的艺术家对这个历史遗迹的一次踏月游览，小说涉及跟另外一群游客的谈判，这群游客又笑，又叫，又是调情，在影影绰绰的拱廊中间又玩捉迷藏。霍桑生动地描绘了盲目的观光旅游。一帮人在中央十字架的台阶上唱歌(我们该想他们是喝醉了)；另一帮，不是英国人就是美国人，则严格按照“手册”上的指示，“做不可或缺的踏月观光”，已经爬上去，到了胸墙旁边，“正因自己的快乐而非拜伦的那种快乐而得意忘形”。就没有机会沉思默想这里的神奇。

不过，与此同时，也有可能感到懊丧，因为在某些方面该遗迹的商机并没有充分实现。大角斗场的荣耀之一，就是占据它的各个角落里的种类繁多的花花草草——按照最系统的研究，超过四百余种，直到1871年才得以强行清理。“手册”于1843年还在纳闷，到底为什么不用它们多做一些事呢？“有那种hortus siccus[收集干花]的原料，令人惊讶的是，罗马人并没有按瑞士植物标本收集方案收集，并加以销售；我们想不出对于游客，大角斗场还有什么更受欢迎的纪念品呢？”

然而这一切，与面临对这座建筑的历史略知一二的游客的中心问题相比，统统是枝节问题。结构雄伟壮观，遗迹规模宏大，影响久远，然而它有自己的原始功能，人们记得它的竞技场上发生过血腥的角斗士厮杀和基督徒殉教事件，那么人们怎样才能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呢？“手册”三言两语、不尴不尬地绕开了这个问题——甚至没有点明萦绕着大角斗场的人类大屠杀：“当了近四百年的观光点，角斗场面现在成了陈年旧事，所以没有必要对它们纠缠不休，只是该提一笔：提图斯主持的该建筑物的落成典礼上，五千头野兽在竞技场遭到杀戮，而且为庆祝这一事件，赛事延续了近一百天。”

然而19世纪很多别的人，不论是游客还是作家，却感到有必要追究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且议论这对他们观赏这座历史遗迹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影响。这也是暗藏在前面引用过的拜伦的诗里的主题(当帝王的宫殿踪迹鲜见时，这座残暴的遗迹怎么还能留存？)，而且查尔斯·狄更斯于1840年代访问意大利时，也发表了类似的论调(“就是在它最血腥的鼎盛时期，巨大的大角斗场的景象……也从来没有像它现在成为废墟时打动所有的观光客这样打动过任何人的心。感谢上帝：一座废墟！”)。然而，争论也许在斯塔尔夫人的小说《高丽娜》中得到了最尖锐的戏剧化表现。在那本书里，女主人公、异国女诗人领着崇拜她的苏格兰人奥斯瓦尔德．内尔维尔勋爵参加一个旅游团在罗马观光。当天的最亮点就是大角斗场，“罗马最美的遗迹，”高丽娜欢喜雀跃地说道。然而奥斯瓦尔德(坦白地说，他倒是一个迂夫子)“对高丽娜的赞叹不敢苟同。当他注视着那四个廊台，那四层结构一层一层耸立着，看着同时勾起敬仰和痛惜之情的堂皇和衰败纷然杂陈，他看见的只是主人的奢靡和奴隶的鲜血。”尽管位高气盛，但高丽娜显然没有能使他心悦诚服地认为：可以不管对它一度达到的不道德的目的的厌恶，还是有可能欣赏建筑的宏伟。“他处处在寻找一种道德感，而艺术的所有魔力永远也不能让他满意”；最后高丽娜的魔力也没有能让他满意。

其实，大角斗场作为一个古代和现代的悲剧的舞台和死亡的象征，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19世纪文学里。因为对角斗士屠杀的记忆与这样一种信仰携手并进，那就是该历史遗迹的湿冷的夜气——尽管它也许是浪漫的月华如水的景象——却是潜在的致命的、能引起疟疾的“罗马热”的特有的病毒携带者。(罗马空气的这种臭名昭著的危险在“手册”里有详细的探讨，意味深长地是正好放在对新教墓地描述之后的一节文字里。)亨利·詹姆斯的黛茜。密勒嘲弄社会习俗，单独与她的意大利崇拜者乔万尼利先生在大角斗场度过那个晚上之后，正是“罗马”热夺去了她的生命。“嘿，我已经看到了月光下的大角斗场……这是件好事。”她挑衅性地喊道。对于她的另一个崇拜者、批评者，那位白辛苦一场的温特伯恩先生(他也在大角斗场里潜伏着，在那里他嘴里念念有词——“还有什么呢？”——拜伦的《曼弗雷德》里的名句)，这几乎就是她的遗言。在1930年代精彩的伊迪丝·华顿的短篇讽刺小说《罗马热》里，月光下的大角斗场危险性略轻一点。这篇小说揭露了两个中年美国太太——斯莱德太太和安斯利太太——阴暗的过去，她们这时正在大角斗场旁边的一家餐馆里共度黄昏。在十几页的篇幅里，最后暴露出早先就在她们各自结婚以前，斯莱德太太怀疑她的未婚夫移情别恋，诱骗安斯利太太在大角斗场共度了一个危险的夜晚。糟糕的是她在那里着了凉，这倒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更加关键的是，正如最后一行所暴露的，她也偷偷儿地怀上了她可爱的女儿芭芭拉，女儿的父亲就是斯莱德先生。大角斗场与死亡和恋爱的关系在这里巧妙地滚成了一团。P5-P9

大角斗场是古典世界遗存下来的名气最大、一望而知的历史遗迹。确实，它名满天下，因而从1928年到2000年的七十多年间，一段特色突出的柱廊被展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颁发给获胜运动员的奖牌上——成为古典主义的一个象征，也是现代运动会的古代祖先的一个象征。

直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这种做法才引起了争论。英国报纸——大部分不知道大角斗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给奥林匹克奖牌增添光彩——乐此不疲地取笑澳大利亚人的无知，说是澳大利亚人显然是不了解这样一个简单事实，那就是大角斗场是罗马的，奥运会是希腊的。澳大利亚的希腊文报刊的调门更高；一位希腊裔主编斥声如雷：“大角斗场是一座血腥的体育场。它跟奥林匹克的和平与兄弟情谊的理想毫无关系。”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有点儿坐不住了，但依然寸土不让。他们已经阻止过该届奥运会组织者用悉尼歌剧院的侧影取代大角斗场的举措，所以估计他们已经胸有成竹。他们强词夺理，硬说这一图案一仍归贯，绝对不是特指罗马大角斗场，而是一个“通用的”大角斗场：“就我们而言，它是大角斗场还是帕台农神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一座体育场。”

所以当奥运会于2004年回到希腊举办时，大角斗场这一基本图案予以置换，就不足为奇了。称号冗长的“改变奥林匹克奖牌图案委员会”制造出一种新的、希腊式的、不是那么一望而知的图案：一个胜利的人影飞越于1896年举办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时在雅典建成的泛雅曲娜节体育场。然而有关大角斗场本身引起的这场争论的种种问题依然存在。它的初衷是什么？(肯定不是刻在奖牌上的微型赛车所标志的比赛。)现在，我们怎样对现代文化中已经确定了的角斗士血战的形象做出反应呢？为什么它是这样有名的一个历史遗迹？

这些只不过是我们试图在这本书中回答的一些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