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中篇小说，似乎给人以“向后退却”的总体感觉。本文集的作品从全国数百种文学刊物当年发表的300多篇近1000万字中篇小说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旨在检阅当年度中篇小说的创作实绩，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年度中篇小说10篇。

中篇小说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魏微、马晓丽、须一瓜、王大进、荆永鸣、罗伟章……入选本书中的20位优秀作家的10部作品，题材广泛，故事精彩，人物形象鲜明，叙述手法多样，在反映悲喜人生、复杂人性的生动和深刻方面，表达深切的人文关怀方面，无不呈现出优秀的品质和丰富而绚丽的艺术光彩。

序：在“守成”和边缘洞穿世事

 命案高悬

 云端

 家道

 霓虹

 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

 花自飘零水自流

 奸细

 坚硬的夏麦

 目击

 暗疾

命案高悬

夏日的中午，光棍吴响伏在芨芨草丛中，虎视着牵着牛的尹小梅。

吴响想把尹小梅搞到手。在北滩，尹小梅算不上漂亮，一张普通的梨形脸，眉眼也不突出，总在躲着谁似的，更没有王虎女人那种风骚劲儿。她很瘦弱，走路慢悠悠的，像一棵失去水分的豆芽菜。可吴响就是喜欢她。从尹小梅嫁到北滩那天起，这种喜欢就固执地扎进吴响心里，在清淡的日子中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喜欢当然要费点儿心思，当然要下手。只是几年过去了，吴响仅接近了尹小梅两次。一次是在河边，尹小梅挽着小腿洗衣服。吴响装作正巧经过的样子，和尹小梅亲昵地打招呼。尹小梅顿时涨红了脸，没等吴响再说什么，抱着衣服逃了。这个女人一定读懂了吴响的眼神，害怕了。第二次是在尹小梅家，吴响给尹小梅下一份通知。吴响是护林员，有资格给各户下“通知”。尹小梅接过那页写着黑字的黄纸，吴响趁机抓住她的手。手很软，似乎没有骨头。尹小梅惊恐地一缩，但没抽出去。她往后侧着身子，脸漆一样白。吴响微微笑着，加重了力气。黄宝在县水泥厂当壮工，两星期才回来一趟。尹小梅的公公黄老大住在隔壁的院子，吴响有恃无恐。两个人拽着，很有些游戏的成分。尹小梅突然低头咬了吴响一口。不是一般的咬，是拼了性命的。吴响带着雪青色的牙印悻悻离开。尹小梅竟然如此刚烈，出乎吴响意外。说到底，吴响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和女人好，要来软的，或软中带硬，一味硬肯定糟。吴响清楚这点。

吴响没得手，但想头更厉害了，几近痴迷。就像摁弹簧，摁得越紧，撑得越长。越是得不到，越是想得到。吴响虽是一介光棍，但身边不缺女人，可谁也代替不了尹小梅。谁也代替不了尹小梅在吴响心中的位置。吴响发誓一定要把尹小梅搞到手。机会像旱天的雨，好容易飘过一团云，没等掉下一滴，又忽忽悠悠飘走了。

吴响是光棍，在村里的地位却不低，因为他是护林员，挣着一份工资，享受村干部待遇。吴响比村干部还会享受，他把地包给别人种，平时除了去树林里转一遭，再无事可干。多余的精力没处打发，只能找女人。

吴响鼻子很灵，如果发现树被砍掉，只消一个时辰就会嗅着木头的气息追到偷伐者家。那些人讨好着、恭维着、检讨着，然后往吴响兜里塞两盒烟，或三五块钱，吴响训斥两句也便作罢。村民砍树都是自家用，没有卖掉，吴响睁只眼闭只眼。村长找过吴响，怪他没原则。吴响很干脆地说，那就把我换掉。村长没换吴响，在村里找不出能替换吴响的人。吴响有一股蛮劲，一股驴劲，拉下脸六亲不认，村民心里骂吴响驴，都怕吴响。护林员就得吴响这种人，换了别人，那些树早就光秃秃的了。吴响的“身份”对尹小梅不起任何作用，尹小梅连树林都不进，总是离吴响远远的。

但转机还是来了。两年前，吴响又多了一份职务：护坡员。以前草场可以随意放牧，随意挖药材，现在不行了，要保护草场。草场都用铁丝围栏圈住，护坡员的职责就是防止人和牲畜进入。和护林员不同的是，护坡员的工资由乡里出。吴响去乡里开了一个会，回来把乡里的禁令贴到村头。那份禁令主要是罚款数额：人进草场挖药材，一次罚六十；牛马进入罚一百；羊进入一只罚五十。禁令贴出第二天，吴响就抓住了挖药材的王虎女人。吴响沉着脸问，没看见禁令?王虎女人笑嘻嘻地说，看见了。吴响说，看见还进来?王虎女人撇撇嘴，你黑夜敲窗户，白天就正经了?吴响说，一码归一码，乡里让我管我就管。王虎女人瞅瞅四周，我就不信这一套，说着就脱裤子。白晃晃的屁股一闪一闪，吴响的眼便眯成了一条线。送到嘴边的肉，吴响哪有回绝的道理?吴响心疼嫩绿的花草，紧抓着王虎女人的腿，不让她来回翻滚。事后，吴响在白屁股上拍一掌，下次别进来了。可过了没几天，王虎女人又进去了。吴响还是老规矩。吴响的窍就是被王虎女人捅开的，再逮住别的挖药材或放牧的女人，吴响就罚她们的款，一直罚到女人脱了裤子。

吴响又瞄上了尹小梅。尹小梅可以不去树林，但她躲不开草场。尹小梅家有一头奶牛，奶牛当然要吃草，哪里的草有围栏里的茂盛?只要她钻进一次，他就牢牢套住她。尹小梅似乎觉到了吴响的阴谋，要么自己割草，要么在地畔放牧，始终不越过那道线。直到最近，吴响才发现尹小梅的蛛丝马迹，原来她和他打游击呢。尹小梅利用吴响中午吃饭的机会，把牛牵进草场大吃一顿。没想到尹小梅竞有这鬼心眼，吴响意外而窃喜。

吴响继续盯着尹小梅。尹小梅穿了件浅绿色衬衣，吴响看不清她突出的胸部，这使他对那个地方有了更多想象成分。尹小梅鬼鬼祟祟地望着村里的方向，又望一眼，确定没有人影，牵着牛朝围栏豁口走去。吴响的心跳撞在芨芨草上，击出空空的声音，生怕自己飞起来，紧抓着细长的草叶。吴响为了套尹小梅，只是回村绕了一圈，又悄悄潜回草场。

六月的阳光骨白骨白的，很重。

吴响特意选在毛文明来的日子收网。如果尹小梅不给面子，就把她交给毛文明。毛文明是副乡长，包管北滩的工作。吴响刚当护坡员那会儿，毛文明郑重其事地找吴响谈话，老吴啊，咱俩拴在一条线上了，你可不能吊儿郎当的。吴响拍着胸脯保证，毛乡长放心，我吴响不是吃素的。毛文明赏了吴响一盒烟，就靠你了。过了一段，毛文明又找到吴响，说别的村罚了多少多少钱，护坡员的工资就由罚款出，罚不上款，年底吴响就甭想领工资。吴响听出意思，光护不行，罚款也是一项重要任务。

罚就罚，吴响随时能把脸拉下来。进草场的并非都是女人，是女人也不是都给吴响脱裤子。吴响挑挑拣拣地罚，不过没按照乡里的禁令罚，咋说也是一个村的，该抬手还得抬手。比如柳老汉，快七十的人了，一听罚钱，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求吴响放了他。慌得吴响搀他起来，让他赶紧走。比如哑巴女人，穷得连袜子都穿不上，唯一值钱的就是那两只羊，吴响忍心罚吗?对那些耍腻的，吴响就交给毛文明处理。别看毛文明嘴巴的毛没长齐，很有手段。毛文明嫌吴响罚得少，北滩的草场面积全乡最大，别的村都罚到北滩的几倍了。毛文明给吴响弄了一辆旧摩托，还说罚款额增加了，给吴响换辆新的。毛文明也不闲着，三天两头检查。吴响充其量是刀背，毛文明则是刀刃。尹小梅若是不识好歹，就让她碰碰刀刃。

尹小梅牵着牛从豁口进了草场。她终于进去了，吴响轻轻地咬咬嘴唇，生怕一不小心笑出声。豁口是那些进草场的人弄出来的，吴响曾报告过毛文明，想把口子补住。毛文明说算了吧，补上还是往坏弄，乱花钱。后来吴响琢磨出这句话的味儿了，毛文明确实比吴响心深，一种探不到底的深。

吴响匍匐爬行，慢慢向草场豁口靠近。吴响搞女人是老手了，但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兴奋过。他实在太喜欢尹小梅了。

尹小梅盯着牛的嘴巴，轻声催促，快点儿!快点儿!!吴响暗笑，就算牛长了一丈长的舌头，也得一口一口吃。

吴响站起来，喊了声尹小梅。声音很轻，他怕吓着她。

尹小梅猛地一抖，迅速回过身，满脸的惊恐和慌乱。她的嘴唇碰了碰，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吃力地挤出一丝生硬、干巴的笑。P1-5

序：在“守成”和边缘洞穿世事

2006年的中篇小说，似乎给人以“向后退却”的总体感觉。这个退却当然不是溃不成军的无奈选择，也不是韬光养晦伺机东山再起。在我看来，在时尚写作引领风潮的时代，中篇小说“不进则退”、更加理性的“守成”形象，是相对时尚文化而言的。与时尚文化的青春性比较起来，中篇小说显然是一种更为成熟的文学文体。文体和人的状态有很大的相似性，青春需要张扬甚至疯狂，剩余的力比多才会有去处；中老年可能需要守成或传统一些。这不仅使社会心理取向不至于失衡，也符合各自的身份或形象。因此在我看来，就当下文化生产与文学创作的情况而言，并不是通俗与严肃、时尚与经典、大众与精英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鸿沟已经跨越。而是越来越壁垒分明，越来越不能通约。时尚文化是一条灵敏的“创新之狗”，它一路狂奔不日翻新唯恐不能引领新潮。而严肃的文学创作则在貌似“守成”的状态中，仍然凝视着人类的生存状态、探询处理着人类的精神事务，对人性、人的心灵这个幽深和具有无穷“解”的神秘所在，充满了热情和试错的勇气。

也正是包括中篇小说在内的文学的守成性，才使得文学在惊慌失措的“文化的乱世”中，最大限度地坚持了文学的艺术性，并为人类基本价值尺度的维护做了力所能及的承诺。在当下这样的语境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尽管对文学的各种非议和诟病已成为时尚的一部分，所幸的是，真正的作家并不为之所动。他们在诚实地寻找文学性的同时，也没有影响他们对现实事务介入的诚恳和热情。在过去不长的时间里，批评界曾讨论过“纯文学”的问题，这个问题迅速的不了了之，已经证实了它是否是一个真问题。我自然不知道什么是“纯文学”，但我知道百年来文学界讨论的重大问题从来就没有“纯”过，因为与文学相关的重大问题似乎都在文学之外。那些似乎要将问题“屏蔽”起来，在圈子里自我玩赏的企图，就这样结束了。在我看来，2006年的中篇小说大概也不符合“纯文学”的度量标准。因为除了与语言或形式相关的所谓“纯文学”的问题之外，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实在要广泛得多。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2006年的中篇小说在彰显、强调文学性的同时，在许多方面都有了重要的突破。

对现实的关注，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一大传统。特别是在经济崛起、文化纷乱的时代，作家将目光投向最为艰难的所在，不仅是良知使然，同时也是文学寻找新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青年作家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载《当代》2006年6期)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乡村姑娘的莫名死亡，在乡间没有任何反响，甚至死者的丈夫也在权力的威逼和金钱的诱惑下三缄其默。这时，一个类似于浪者的“多余人”出现了：他叫吴响。村姑之死与他多少有些牵连，但死亡的真实原因一直是个谜团，各种谎言掩盖着真相。吴响以他的方式展开了调查，一个乡间小人物——也是民间英雄，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命案依然高悬。胡学文在谈到这篇作品的时候说：

乡村这个词一度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今天，它已发生了细微却坚硬的变化。贫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则显得尤为突出。困惑、困苦、困难。尽你的想象，不管穷到什么程度，总能适应，这种适应能力似乎与生俱来。面对困则没有抵御与适应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

一桩命案，并不会改变什么秩序，但它却是一面高悬的镜子，能照出形形色色的面孔与灵魂。很难逃掉，就看有没有勇气审视自己，审视的结果是什么。

堤坝有洞，河水自然外泄，洞口会日见扩大。当然，总有一天这个洞会堵住，水还会蓄满，河还是原来的样子——其实，此河非彼河，只是我们对河的记忆没变。这种记忆模糊了视线，也亏得它，还能感受到一丝慰藉。我对乡村情感上的距离很近，可现实中距离又很遥远。为了这种感情，我努力寻找着并非记忆中的温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8期)

这段体会说的实在太精彩了。表面木讷的胡学文对乡村的感受是如此的诚恳和切实。当然，《命案高悬》并不是一篇正面为民请命的小说。事实上，作品选择的也是一个相当边缘的视角：一个乡间浪者，兼有浓重的流氓无产者的气息。他探察尹小梅的死因，确有因自己的不检点而忏悔的意味，他也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洗心革面。但意味深长的是，作家“并非记忆中的暖意”，却是通过一个虚拟的乡间浪者来实现的。或者说，在乡村也只有在边缘地带，作家才能找到可以慰藉内心的书写对象。

与胡学文的命案异曲同工的，是曹征路的《霓虹》。不同的是杀害下岗女工——也是一个暗娼的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但对那个被杀害的女工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从生活到心灵都完全破碎了的女人——倪红梅全部的生活和过程。她生活在人所共知的隐秘角落，但这个公开的秘密似乎还不能公开议论。倪红梅为了她的女儿和婆婆，为了最起码的生存，她不得不从事最下贱的勾当。但她对亲人和朋友的真实和朴素又让人为之动容。她不仅厌倦自己的生存方式，甚至连自己都厌倦，因此想到死亡她都有一种期待和快感。最后她终于死在犯罪分子的手里，只因她拒绝还给犯罪分子两张假钞嫖资。

曹征路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关注已久。2005年，他的《那儿》轰动一时。我在《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一文中对《那儿》曾有如下评价：曹征路的《那儿》是……一部正面反映国企改革的力作。它的主旨不是歌颂国企改革的伟大成就，而是意在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艰窘，工人为捍卫工厂的大义凛然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热爱与担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当然，小说没有固守在“阶级”的观念上一味地为传统工人辩护，而是通过工会主席为拯救工厂上访告状、集资受骗，最后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气锤砸碎自己的头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朱主席站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一方面他向着过去，试图挽留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以朴素的情感为工人群体代言并身体力行；一方面，他没有能力面对日趋复杂的当下生活和“潜规则”。传统的工人阶级在这个时代已经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小说中那个被命名为“罗蒂”的狗，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的无限忠诚并没有换来朱主席的爱怜，它的被驱赶和千里寻家的故事，感人至深，但它仍然不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罗蒂”预示着朱主席的命运，可能这是当下书写这类题材最具文学性和思想深刻性的手笔。如果是这样，我认为《霓虹》堪称《那儿》的姊妹篇，它的震撼力同样令人惊心动魄。

此外，像张学东的《坚硬的夏麦》、王大进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温亚军的《落果》、李铁的《我的激情故事》、孙惠芬的《燕子东南飞》、马秋芬的《北方船》、王新军的《坏爸爸》等等还有很多，都是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对这一写作潮流，曾引起过不大不小的争论。青年批评家邵燕君甚至发出“底层如何文学”的担忧或质询。但当我们读过这些作品之后，我想问题应该不证自明。人间世事似乎混沌而迷蒙，就如同高悬的命案一样。但这些作品却以睿智、胆识和力量洞穿世事，揭示了生活的部分真相。

我之所以强调当下的中篇小说“守成”于边缘地带，除了上述我分析过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作品在传统的创作题材遗漏的角落发现了广阔的空间。比如马晓丽的《云端》(《十月》2006年4期)，应该是2006年最值得谈论的中篇小说之一。说它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当代中国战争小说新的发现，一是对女性心理对决的精彩描写。当代中国战争小说长期被称为“军事题材”，在这样一个范畴中，只能通过二元结构建构小说的基本框架。于是，正义与非正义、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英雄与懦夫、敌与我等规定性就成为小说创作先在的约定。因此，当代战争小说也就在这样的同一性中共同书写了一部英雄史诗和传奇。英雄文化与文化英雄是当代“军事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云端》突破了“军事文学”构筑的这一基本框架。解放战争仅仅是小说的一个背景，小说的焦点是两个女人的心理“战争”——被俘的太太团的国民党团长曾子卿的太太云端和解放军师长老贺的妻子洪潮之间的心理战争。洪潮作为看管“太太团”的“女长官”，有先在的身份和心理优势，但在接触过程中，洪潮终于发现了她们相通的东西。一部《西厢记》使两个女人有了交流或相互倾诉的愿望，共同的文化使他们短暂地忘记了各自的身份、处境和仇恨。但战争的敌我关系又使她们不得不时时唤醒各自的身份记忆，特别是洪潮。两个女性就在这样的关系中纠缠、搏斗、间或地推心置腹甚至互相欣赏，她们甚至谈到了女性最隐秘的生活和感受。在这场心理战争中，她们的优势时常微妙地变换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但这里没有胜利者。战场上的男人也是如此，最后，曾子卿和老贺双双战死。云端自杀，洪潮亦悲痛欲绝。有趣的是，洪潮最初的名字也是云端，那么，洪潮和云端的战争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战争，这个隐喻意味深长。它超越了阶级关系和敌我关系，同根同族的内部厮杀就是自我摧残。小说在整体构思上出奇制胜，在最紧要处发现了文学的可能性并充分展开。战争的主角是男人，几乎与女性无关。女性是战争的边缘群体，她们只有同男人联系起来时才间接地与战争发生关系。但在这边缘地带，马晓丽发现了另外值得书写的战争故事，而且同样惊心动魄感人至深。这是一篇可遇不可求的优秀之作。

魏微这些年来声誉日隆。她的小说温暖而节制，款款道来不露声色。在自然流畅的叙述中打开的似乎是经年陈酒，味道醇美不事张扬，和颜悦色沁人心脾。读魏微的小说，酷似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有点怀旧略有感伤，但那里流淌着一种很温婉高贵的文化气息，看似平常却高山雪冠。《家道》(《收获》2006年5期)也是这样的小说。大户人家常有“家道败落”的慨叹，说的是家门不幸，或遇天灾人祸或后人不争气，家道破落又回到原处。《家道》中父亲许光明原本是一个中学教师，生活也太平。后来因写得一手好文章，鬼使神差地当上了市委秘书，、官运亨通地又做了财政局长。做了官家里便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母亲也彻底感受了什么是荣华富贵的味道。但父亲因受贿入狱，母亲也彻底体会了“家道败落”作为“贱民”的滋味。如果小说仅仅写了家道的荣华或败落，也没什么值得称奇。值得注意的是，魏微在家道沉浮过程中对世道人心的展示或描摹，对当事人母亲和叙述人对世态炎凉的深切体悟和叹谓。其间对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母女关系及邻里关系，或是有意或是不经意的描绘或点染，都给人一种惊雷裂石的震撼。文字的力量在貌似平淡中如峻岭耸立。小说对母亲荣华时的自得，败落后的自强，既有市民气又能伸能屈审时度势性格的塑造，给人深刻的印象。她一个人从头做起，最后又进入了“富裕阶层”。但经历了家道起落沉浮之后的母亲，没有当年的欣喜或得意，她甚至觉得有些“委顿”。

还值得圈点的是小说议论的段落。比如奶奶死后，叙述者感慨道：“很多年后我还想，母子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男女关系，那是一种可以致命的关系，深究起来，这关系的悠远深重是能叫人窒息的；相比之下，父女之间远不及这等情谊，夫妻就更别提了。”如果没有对人伦亲情关系的深刻认知，这种议论无从说起。但有些议论就值得商榷了，落难后的母女与穷人百姓为邻，但那些穷人“从不把我们当做贪官的妻女，他们心中没有官禄的概念。我们穷了，他们不嫌弃；我们富了，他们不巴结逢迎；他们是把我们当做人待的。他们从来不以道德的眼光看我们，——他们是把我们当做人看了。说到他们，我即忍不住热泪盈眶；说到他们，我甚至敢动用‘人民’这个字眼。”这种议论很像早期的林道静或柔石《二月》里的陶岚，切不说有浓重的小“布尔乔亚”的味道，而且也透着作家毕竟还涉世未深。

同样是女性作家的须一瓜，这些年来声名鹊起好评如潮。她的小说疑窦丛生多有悬念，情节丝丝相扣内在结构极端严密，特别在细节的处理上，显示了须一瓜不同凡响的艺术想象力。《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收获》2006年3期)有须一瓜一贯的后叙事视角，没有人知道事情的结果甚至过程，即便是当事人或叙述者也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于是，小说就有与生俱来的神秘感或疏异性：因车祸失去记忆的“我”，突然接到了外地寄来自己多年前写的日记，是这个日记接续了曾经有过的历史、情感和事件，最重要的是1988年9月我制造的那起“三人死亡、危机四邻的居民区严重爆炸案”。“我”决定重返失去记忆的陌生城市调查这起爆炸案。当“我”置身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依然断定“是的，我没有来过这里”。这注定了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虚妄之旅，荒诞的缘由折射出的是荒诞的关系。一些不相干的人因这起事件被纠结在调查的过程中，但彼此间没有真正的理解和沟通，甚至连起码的愿望都没有。存在主义的遗风留韵和荒诞小说的叙述魅力，在《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中再次得到呈现。

随着世俗化生活不可抗拒的弥漫，都市世俗画卷在小说中恣意展开。对都市超级现代生活的向往，曾是我们并不遥远的一个梦。当这个梦境已经兑现为现实的时候，我们陡然发现，现代都市生活并不是天堂。过去的梦想不过是一相情愿的现代相思病，现代都市生活是携带着我们都不曾想过的一切同时降临的。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当代》2006年2期)以冷峻悲凉的笔触，从一个方面撕开了都市华丽的面纱。都市生活是今天社会生活结构的中心，但《第三地晚餐》避开了红尘滚滚的中心画面，它从一个鲜为人知的生活渠道揭示了生活的荒诞性和戏剧性。“第三地”应该是一个与心灵或归宿有关、与寄托或渺小的愿望有关的隐喻。情感上的隔膜让一对夫妻都有难言之隐，他们在“第三地”不期而遇：要求做一顿晚餐的人和愿意免费为人做一顿晚餐的人，竟是夫妻双方。当一切释然的时候，丈夫却没有吃上这顿晚餐而撒手人寰。这个荒诞的悲剧显示了迟子建艺术地把握生活的能力。她持久的创造力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比较《第三地晚餐》，更为残酷的是叶舟的《目击》(载《青年文学》2006年5期)。表面上恩爱有加的夫妻，却隐藏着巨大的秘密。妻子不惜长跪街头苦苦寻找丈夫死亡的目击者，然而，丈夫的意外死亡竟缘于一次偷情之后。李小果、李佛、王力可以及死者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除了当事人之外几乎没有人清楚他们的情感和欲望。但是，真正的悲剧也许不是死者，而是在隐秘之情背后的活着的女人。死者的妻子才是悲剧真正的主角。

从不同侧面触及边缘生活状态的作品同样有许多．。比如北北的《右手握拍》、王松的《福升堂》、滕肖澜的《蓝宝石戒指》、苏童的《弃婴记》、方方的《春天来到昙华林》、蒋韵的《心爱的树》等等。这些中篇小说的作者游离于主流生活之外，他们在边缘处气定神闲看风景。似乎就在不经意之间，却洞穿了红尘滚滚中的人间世事。守成的文学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但这种守成却是免于文化失衡的重要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的存在不仅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