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拉波波特是世界级科学家和思想家，是操作主义哲学、语义符号学、博弈论和一般系统论四门新学科的创始人之一，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界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让这些重量级的巨人就其在世时所关心或所讨论的问题进行跨学科跨时代的对话，这种反思方式可谓别出心裁，对民族精神和时代问题的讨论也很发人深思。这部《与俄罗斯人的对话(共2册)》是中文简体版首次出版。

A.拉波波特对四门学问都有开创之功或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的名字被十种百科全书收为词条。《与俄罗斯人的对话(共2册)》是他晚年所写的重要著作，是对“俄罗斯灵魂”的大起底。作者巧妙地让俄罗斯顶尖的文学家、思想家“复活”，然后同想象中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柏拉图式的对话，比照他们个人离世后的社会发展，讨论他们当年论述过的若干问题，非常委婉又非常客观地指出他们精神上的不足和缺陷，以深刻而独到的方式对俄罗斯思想文化进行当代反思。本书随处都透露出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敏锐的哲学思维，是拉波波特这样一位跨学科的非凡学者的在其晚年的集大成之作。

托尔斯泰卷

 阿纳托尔·拉波波特学述(中文版代序)

 前言

 第一章 相逢

 第二章 介绍新的情况和冲突

 第三章 宗教、科学和真

 第四章 美、愉悦和肉体之爱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

 第六章 话别

陀思妥耶夫斯基卷

 第一章 谈恶魔

 第二章 演艺业

 第三章 关于恶、自我剖析、精神病学及相关话题

 第四章 人一神、神一人、自由和宗教审判官

 第五章 命定扩张说

 原书后记

 附录：阿纳托尔·拉波波特简历

 校者附言

那咱们坐的什么舱？

他们叫经济舱。比公务舱便宜多了。

公务舱什么样？很豪华吗？

也说不上豪华。

那有什么不同呢？

那边比较宽敞，您能把腿伸直，进出座位比较方便。这边，比如您要去那个私密地方，就必须请我给您让道。我就得站在过道上，等您通过。过一会儿您回来了，咱们又得这么折腾一轮。在公务舱呢，您进进出出都不会打搅邻座的人……

您刚才是说多伦多吗？

多伦多在加拿大，目前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那蒙特利尔呢？

蒙特利尔比较老，人口和多伦多差不多。

加拿大……不就是杜霍波尔教派那些人定居的地方吗？

是啊，还多亏了您呢，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还记得吧，1896年，您提议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这些人。他们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个社区里为您建了一座雕像。

偶像崇拜嘛。

您要这么说也可以吧。反正他们对您的记忆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们还坚持自己的信条吗？还是拒绝服军役吗？

加拿大没有义务兵役制。

说说那些教徒。

我几年前和他们有些往来。他们请我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去讲课。我能用俄语讲，他们很高兴。我发现他们的年轻人俄语都说得很流利，真是喜出望外啊。在美洲，欧洲移民的孩子大部分都不会说故乡的语言。杜霍波尔教派教徒的孩子显然不是这样。

那这些教徒在加拿大做什么呢？种地？

他们刚到加拿大时，差不多都是农民，先是定居在草原地区的萨斯喀彻温省，那里主产小麦。他们得到土地，在上面劳作，但是他们被要求宣誓效忠于爱德华七世②。那是个浪荡子。

这么说大概也不错。他母亲肯定看不惯他。

他母亲是个好人，对丈夫也贤惠。我请她帮助杜霍波尔教徒在加拿大定居，她答应了。后来呢？他们宣誓效忠爱德华七世了吗？

没有。他们拒绝了。他们和您的追随者，即托尔斯泰主义者，颇为相似，视上帝为唯一的统治者。于是其他人以此为由抢走了他们的土地。大部分杜霍波尔教徒向西迁徙，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定居。还有其他事。有些人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进公立学校，于是他们自己开办了学校，传授自己的信条。他们的这种抵抗方式被大加渲染，给很多人留下了坏印象。他们男男女女在城里的街道上裸体游行。您会反对这种行为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不会。  这难道不是以恶制恶吗？

不是。

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总之，我发现他们过得殷实愉快。当然他们不可能所有人都一直做农民。美洲耕田种地的人已经少了很多。我记得在您那个时代，俄国大约80％的人是农民。对吧？我想美洲现在只有2％一3％的人是农民。玟怎么可能呢？

我慢慢给您解释。反正杜霍波尔教徒现在从事各种职业：工人，白领，商人，专业人员——医生、律师、教师。不过他们从不参政。

您也是俄国人？

您觉得呢？

我觉得您不是。您俄语说得挺流利，可我听不出您是哪里口音。

我的口音混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猜有一点俄国南部口音，加上美国中西部口音，还稍微带点维也纳德语的口音。

那您父母呢？

犹太人。

[我们沉默地坐了片刻。然后我问道：]

您想什么呢？

我也正想问您呢。

好吧，我来说。您在最后十年给契诃夫写了一封信，提到您收到别人的信件，谈起您感兴趣的一些文学作品。其中提到张伯伦认为耶稣不是犹太人。您知道这个张伯伦是谁吗？

P3-6

本书开拓出一个有魅力、有系统的视角，审视两百年来社会、文化和科学的发展，是卓越的系统理论学家、和平运动思想者为读者奉献的最新力作。作者拉波波特有着当代最睿智的头脑。

一般系统研究会(Society for General System Research，成立于1956年)的创始人如今只剩下A.拉波波特依然健在。他在多伦多大学担任数学和心理学名誉教授，一生出版了四百多篇/部论著，其中包括三十来本专著，跨越了宽广的研究领域：哲学、系统理论、博弈论、决策论、人类与社会行为、语义符号学、研究方法、生态学以及和平研究。这些出版物的共性是这位巨人博学深思头脑的系统观，而作者老到的文笔又为其观点添彩。

本书是拉波波特的集大成之作。他以对人类和生活的不懈探索为基础，阐说了世界的发展，并以经典的形式——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将这种思考呈现出来。

拉波波特选择了三位对话者——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宁。这三位对话者有两个共同之处：他们都乐于斗争，即乐于辩论；他们都和作者一样，是俄国人。

拉波波特长期、深入地研究了三位对话者的生平和著作，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三个生动、丰富的人物，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俄罗斯的灵魂。然而这本书又不止于民族或文化的研究。随着对话的展开，交谈化为明察秋毫的镜头。作者借此作出精辟的分析，开拓出一系列引人人胜的视界，展现了社会结构、文化变迁，以及科学和宗教的原理。敏锐的读者能从同一个声音中“听”出科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

拉拉波特是数学和心理学大师，他以其他人无法企及的方式将这两种学科融合在一起。这本书中到处闪烁着这种融合的结晶，最后一章尤为突出。作者在这一章针对人类的生存提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虽然简短，却指明了方向，比现有的其他任何蓝图都更为清晰。

《与俄罗斯人的对话》引人人胜，是九旬天才一生的智慧结晶。作者以超常的记忆力回溯了八十多年的个人经历和不懈探求，包括六十多载的辛勤研究和教学。本书会让每一位心胸开阔的读者感受阅读的喜悦，同时又沉浸在富饶的学识之中。

最后，我要感谢“系统化管理基金会”(Stiftung ZUF Ftirderung der Systemorientierten Managementlehre)为本书出版提供的资助。基金会位于瑞士圣加仑，由彼得·高梅兹教授(Prof.Dr.Peter Gomez)担任主席。

马库斯·施瓦宁格(Markus Schwaninger)

瑞士圣加仑大学

2005年3月

记录在此的对话确实发生过——在我的脑海里。我既为自己说话，也替我的对话者列夫·托尔斯泰、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话。在我看来，他们是把“俄罗斯思想”表达得最清晰和最雄辩的代表。有人或许会问我，真的存在或曾经存在过所谓的“俄罗斯思想”吗？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只要好好读过这三个人的著作，都会回答“存在”(或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曾经存在过)。任何熟悉俄国文学——虚构的也好，非虚构的也好——的人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对我来说，俄国文学具有非凡的意义，这点读过本书的人都看得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我的自传(《确定与疑惑》，蒙特利尔：黑玫瑰图书)的续集。我从六岁起就开始阅读俄国文学，而且读了又读，一有时间就读，一生如此。现在，我已经很老了，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同作者们谈话，告诉他们，他们的写作方式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以及当我读到他们写的某些东西的时候，我是多么地惊愕。在托尔斯泰那里这种东西很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则很多，而列宁的全部作品都令我感到震惊。问题在于怎样让他们开口。我该怎么做？看起来，似乎只能由我代替他们说话，这样才有机会指出他们对人类生存状况看法上的欠缺，显然，我占据一项优势——我比他们分别多活90年、130年和70年。我决定让对话(大部分)变成一场持续的辩论，我很清楚我要说什么。然而，我还得虚构出他们的回应，用美国杂耍团的行话来说，就是得让他们成为合格的“搭档”，这给了我很大压力。这么做会让这项艰苦、复杂而又有冒险性的事业显得像是我一个人在演独角戏。我寻找一种方式，尽量让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保持自己的尊严，尽管在得知身后发生的事情之后或许会令他们的信念动摇。于是我试着从他们的角度来思考。假如我被某人召唤到22世纪，他会如何向我解释那个世界的事？关键在于向我指出，我的世界观和对那个世界的猜测有哪些合理和深刻之处，又有哪些幼稚和荒谬的地方。因此，作为有后见之明的当事人，我能怎样复制我自己身在其中的当年的场景呢？我思考这个I司题，费了很多时间，但一无所获。

有一阵子，我想过把这本书改成一部书信集。我想找一个能为我那三个俄罗斯人的思想体系做辩护的对话者。我尤其想找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俄罗斯灵魂”(the“RussaIl soul，，)的优越性的捍卫者，捍卫耶稣的话代表的绝对真理，捍卫俄国东正教培养出来的拯救全人类的希望。现代俄国作家当中有谁最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人会说是索尔仁尼琴。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共通之处在于强烈的爱国主义。他或许会挑战我的世界主义，或许会很难对付。但是，当然啦，要想同索尔仁尼琴保持长期的通信联系又是不可能的。此外，我还得再找两个人：一个为老年托尔斯泰在科学、艺术、政治以及两性关系上的观点辩护；另一个为列宁的执着辩护。托尔斯泰意识形态的继承人除了和平主义者就再也没人，但是他们的观点对我构不成挑战。至于列宁的后继者，或许还有几个“强硬派”留在“后公开化”的俄国，但我实在不认为自己能从这帮人里拽一个过来跟他认真探讨列宁主义。

我放弃了同活人进行辩论或者利用当代作家的想法。我读了三本不同的托尔斯泰传记，都写得很棒。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很多，有俄语的也有英语的，够我读好几年呢。至于列宁，我找到了一个开明的前苏联高级官员写的两卷著作，这个人从莫斯科的俄罗斯近代史保存与研究中心(RTsKhIDNI)收集了很多资料。

……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讲一讲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粗暴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有一次或两次在发表猛烈抨击时，他提到“雅利安种族”)，还有这两种主义同他的宗教神秘主义的关系。在《作家日记》里有前一方面的大量材料，而后一方面的材料存在于他最伟大的长篇小说里。(自从我在七十年前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后，就一直对里面的“大法官传奇”一节念念难忘。)出于某些“技术上的原因”，我偶尔不得不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忘记”他所知道的(地狱提供了相应的条件)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事件——尴尬的手法，但却是我想得出来的唯一的解决办法。

我在“研究”中有一个小发现，它可能是会令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者感兴趣的新发现。在《作家日记》1877年5—6月卷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了一个名叫约翰‘利希滕贝格的人的一段“预言”，据说此人曾在1528年预言，一只强大的鹰将会出现在东方，将从土耳其手中夺回君士坦丁堡，将惩罚西方诸岛(英国？)的居民即惩罚处女(伊丽莎白一世？)领土上的居民，并将把基督的永恒“真理”带给全人类。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了这则预言的拉丁文原文，并附有俄文译文，还说是一位青年学者叫他注意这则寓言，那青年是从伦敦皇家图书馆的一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推测，可能是现存的孤本)里找到的。这段预言显然和俄罗斯的“命定扩张说”一致，它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着迷。

我发现，在芝加哥的一家图书馆里竟然有利希滕贝格1528出版的这本书，我得到了此书的一份缩微胶卷。我对这则“寓言”的研究揭示，它是拼贴出来的：就是说，第11章那一段拉丁文引文是用散见于不同页面并且是在不同语境中的只言片语连缀而成。这个结论使我相信，要么是叫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这则预言的那位“青年学者”在愚弄陀思妥耶夫斯基，要么是他本人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对俄罗斯的“命定扩张说”着了迷。

其实，正是这种痴迷使我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真的患有临床意义上的精神疾病。  由于做了这种推测，本书第7章(引入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背离了一直采用的做法，即我的对话者的台词要么是他作品里的原文，要么是从f断门全集不同作品中搜集来的材料的转述。

回想起来，我几乎后悔自己使用了这种变通的做法，因为这样对待一个我部分崇敬又部分鄙视(我自己的俄罗斯矛盾心理)的人的亡灵可能是不恰当的。然而，我还是决定保留它。毕竟它是我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部分。谨此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阴魂和将不得不包涵这种做法的他的崇拜者们致歉。

阿纳托尔·拉波波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