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1861—1941)，这位享誉世界的印度诗哲，亚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人，一生都与中国结有不解之缘，对中国怀有深切的感情和关注。

《泰戈尔对中国说》是作者1924年来华时在北京、上海等地所做演讲、谈话的合集，讲话主题包括诗人生涯、自有理想、精神文明的价值、中印两国友谊、亚洲的团结和发展、教育理念等，其中部分篇目为当时任陪同翻译的徐志摩所译。

《泰戈尔对中国说》是印度诗人泰戈尔于1924年来华时在北京、上海等地所作演讲、谈话的合集，讲话主题包括诗人生涯、自由理想、精神文明的价值、中印两国友谊、亚洲的团结和发展、教育理念等，其中部分篇目为当时任陪同翻译的徐志摩所译。《泰戈尔对中国说》语言平易近人又富含哲理，体现了泰戈尔对中国的深切情谊以及对爱与美、和平与自由的追求。

关于我

1 举起精神自由的旗帜

2 我的诗人生涯

3 诗人的宗教

致主人

1 第一次的谈话

2 飞来峰

3 团结的愿望

4 真理是精神的长明灯

5 正义是永恒的真理

致学生

1 保持孩子的新奇感

2 朴素的信念

3 你们要远离物质主义的毒害

致教师

告别辞

1 和谐是心之间的联结

2 友谊的记忆

文明与进步

真理

附录一

从友爱上寻光明的路

东方文明之危机

东方文明之发扬

爱为济世良方

巨人之统治及扑灭“巨人”

佛教与东方文化

我之教育方法

附录二

欢迎太戈尔

泰戈尔

个人对于泰戈尔之感想

1 举起精神自由的旗帜

最近，我在你们的报纸上读到了一篇文章，说我作为一个哲人，在参加一次特别会议的时候迟到了半小时。如果这抱怨仅仅是针对这一次偶然的情况，那么我可以对我的迟到做出令众人满意的解释。但是我相信那篇文章的作者把这当作一个象征，认为这并不是意外，而是暗示着我的一些事情。我猜测，他这么想，是因为在他看来，我根本落后于这个摩登的时代，我应该出生在两千年以前，那时候诗人在月光之下对酒畅想，哲人遗世独立，忘却时空。

这让我有些惊讶，我肯定，如果我的闲暇时间比较多，那么我会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从少年时候起，我就已经听惯了我自己的国人的愤怒指责，他们说我过于现代，忘却了先贤留下的伟大教诲，从而放弃了我融人印度这么神圣珍贵的文明的权利。对你们来说，我是落后于时代的，是一无是处的，而对我祖国的国民来说，我又是过于标新立异、令人反感的。我真不知道谁是对的。

胡适博士昨天做了一次占星师，他根据日月星辰的运动，推测出了我到贵国的访问。我猜他能够从星辰的异常中推测出我出生时受到什么星辰的庇护，又受到怎样的负面影响。他应该能够让我明白，为什么我这个不幸的存在，总是不断地被怀疑为违禁品——被走私到错误的时间之岸——不仅被非常熟悉的同胞怀疑，而且也被我几乎没有费心去了解过的人如此对待。由于这种误解，友人们让我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生平琐事，以便让你们不致觉得我的理念过于虚无缥缈，不会像莫名其妙的幻影一样吓坏你们。

我出生在1861年，这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年头，但是这一年属于我们孟加拉历史的一个伟大时期。你们也许不知道，我们朝圣的地方，通常在河流交汇的地方。对我们来说，河流就是自然生命之神的象征，而它们的交汇，则象征着神灵的汇集、理想的汇集。而我出生的时代，就是我们国家命运中三个运动的潮流汇集的时代。

这些运动之一就是宗教运动，由心胸宽大而又智慧高深的罗姆莫罕·罗易。发起。这是一场革命，因为他尝试重新去开通精神生活的渠道，而这渠道已经被只注重外表、缺乏精神教益的形式主义和物质主义信条的泥沙碎石堵塞很多年了。

罗易和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宏大的战斗，守旧派对一切充满活力的思想都充满怀疑。那些执着于古老过去不放的人，沾沾自喜于他们累积的古董，在时间留下的崇高光辉壁垒的限制中悠闲自得。当一些伟大的灵魂、一些热爱真理的人，冲破藩篱，让思想的阳光和生命的气息透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紧张愤怒。理想引发运动，而在他们看来所有的运动，都是对他们的仓库安全的威胁。

这大致发生在我出生前后。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父亲是那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为此，他备受排斥，但他勇敢地面对了社会的侮辱。我就出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各种新思想不断出现，而那些陈旧得不能再陈旧的思想却是时代的主流。

第二个运动同样重要。一个相当伟大的人，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是那时发生的孟加拉文学革命的首位先驱。他比我年长很多，但却和我算是同辈人，他寿命很长，我因而有幸亲眼见过他。

我们的自我表达一定要寻找自由，不仅是精神上的，文学上的表达也需要。但是我们的文学却任由它的创造力消失殆尽。它缺乏活力，因为修辞学上的严格限制而僵死。而恰特基却勇敢地发起了挑战，对抗那些只相信石碑永垂不朽、相信那种只会蕴藏在无生命中的完美的守旧派。他将我们的语言中的沉闷形式所带来的致命重量移开，用他的魔杖轻轻一触，将我们的文学从长年沉睡中唤醒。当文学带着饱满的精力和优雅苏醒时，带给我们的是多美的画面啊!

那个时代在我的国家还发生了另一场运动，便是民族运动。这场运动并不完全是政治性的，但是它开始道出了我们的人民试图维护自己人格的心声。这是一种义愤的呼声，反对那些来自东方以外的世界的人加于我们身上的羞辱，尤其是反对他们当时习惯于把自己的生活作为标准，按照是否与之相似，粗暴地划分人类世界的好坏。

这种带有歧视色彩的区分标准，一直在伤害着我们，并且给我们的文化世界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它促使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对祖先留下的一切东西充满了怀疑。古老的印度绘画和其他艺术作品遭到了我们国家的学生的嘲笑，因为这些学生在仿效他们的欧洲老师。

尽管后来，我们的教师改变了想法，但是他们的信徒却无法完全恢复对我们自己的艺术传统的信心，即使这样的艺术影响力是恒久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鼓励欣赏法国的三流绘画，欣赏俗丽而又廉价的石版画，欣赏机械地遵守模式化标准的作品，他们依然将能够轻蔑地拒绝东方的艺术作为高等文明的表现。

印度国内摩登的年轻人们点头称是，说真正的艺术源泉并不在于发现现实的心跳的内涵韵律，而在舶来的绘画作品中那丰满的嘴唇、描画胭脂的脸颊和裸露的胸部。这种否定的情绪，实际上是来源于彻底的无知，也侵袭了我们文化的其他领域。这是因为那些大嗓门、粗胳膊的人对我们的年轻一代施加了催眠术。

在我出生的时候，反叛精神已经觉醒，有人已经努力要逆转潮流。我家族当中就有人是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我的兄弟和亲戚，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拯救人们被自我侮辱和忽略的心灵。P2-7

泰戈尔(1861—1941)，这位享誉世界的印度诗哲，亚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人，一生都与中国结有不解之缘，对中国怀有深切的感情和关注。他曾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1881年，他作《死亡的贸易》一文，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罪行。1916年，他在日本发表谈话，抨击日本侵略山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屡次发表公开信、谈话和诗篇，并带头发动募捐，慷慨解囊，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支持。泰戈尔曾于1924年、1929年两度来到中国，他晚年常怀念中国的山河和友人，在去世六个月前还创作了自由体诗《我有一个中国名字》。

在泰戈尔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殊荣之前，他在欧洲就已获得不少赞誉，获奖之后更是受到空前的欢迎，掀起了“泰戈尔热”。这股热潮随后传到日本，通过新文化运动，进iiliii影响了中国，1915年起，泰戈尔的作品陆续出现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泰戈尔热”掀起高潮。冰心、郑振铎、瞿世英等深受其熏陶的诗人学者先后翻译发表了泰戈尔的许多诗作，并研究介绍他的艺术风格和思想。

泰戈尔一直渴望亲自到中国进行交流。1923年，他请英国助手恩厚之来中国联系访华事宜。在徐志摩及梁启超、蔡元培等组织的讲学社的共同努力下，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乘船抵达上海，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先后访问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地。5月30日，泰戈尔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这次为期五十天的中国之旅同时也是一场中印文化交流的盛会。泰戈尔每到一地，都发表热情的演讲，由徐志摩陪同翻译。以讲学社、新月社、文学研究会等为代表的文化界对泰戈尔进行热烈欢迎和赞扬。泰戈尔在北京期间恰逢64岁生日，北京的欢迎者们为泰戈尔举行晚宴，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并送来贺礼。梁启超以古代中印两国的别称“震旦”和“天竺”，为泰戈尔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并刻在鸡血石印章上赠与泰戈尔。《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晨报》《申报》等各家报刊杂志纷纷开辟专号，刊登泰戈尔的作品及相关文章，报道泰戈尔在华消息，使中国人对泰戈尔及印度的思想文化增进了了解。

然而，在盛赞声之外，也有不少文化界人士对泰戈尔发出了尖锐、激烈的批评，从而在思想文化界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与徐志摩、梁启超等人的欢欣鼓舞、大力推崇相反，郭沫若、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对泰戈尔宣扬东方精神文明、反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观点不满，对泰戈尔的思想或抨击，或嘲讽，甚至否定。在几次演讲现场还有青年散发反对泰戈尔的传单。这些反对的声音不免令泰戈尔失望伤心，从他的一些讲话，特别是后期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来。

泰戈尔1924年在中国各地所作的这些演讲，后来有大部分发表在《小说月报》等报刊杂志上。而泰戈尔回印度后也亲自整理出英文版，由印度国际大学出版社于1925年结集出版。本书正文即根据此英文版的顺序编排，其中若干篇采用徐志摩发表过的译文。附录一按照时间顺序选编英文版没有收入、在中国报刊上发表过的七篇讲话，其中有些对泰戈尔的原话进行了一定的加工、整合；附录二选编关于泰戈尔访华的三篇文章。希望读者读过本书，可以对泰戈尔其人、其诗、其思以及与中国的渊源都得以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