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先生：今天本人感觉非常荣幸，非常高兴，诸位在自己职务很忙中，抽暇来听我讲中国历史。本人年轻时，是一个失学的孤儿，未能从先生好好进学校。记得在四十四、五年前，我尚为一小孩子，那时便常听人说中国快要灭亡了，快要被瓜分了，我们中国就要做印度、波兰之续，被西方列强灭亡瓜分。当时听到这种话，就感觉到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究竟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前途呢？我们的民族，究竟还有没有将来呢？我常想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其他问题不值得我们再考虑了。
恰巧在那时， 我读到了一篇文章， 就是梁任公先生的《中国不亡论》。他认为中国是决不会亡国的。我读了这篇文章，无异如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刺激我，鼓励我；中国还有前途，民族还有将来，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还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我在那时一般的悲观空气弥漫局面之下，还不能真切相信梁先生的话。我还是怀疑，中国究竟能不能不为波兰、印度之续，而不被灭亡和瓜分呢？
当时，我只希望梁先生的话可信，但还不敢真信梁先生的话。因为要能证明梁先生这句“中国不亡”的话，才使我注意到中国的历史。我总想知道一些已往的中国。我常想，我们要知道明天将来的事，总该先知道一些昨天过去的事。这样经过了四十多年，直到今天，这一问题，始终盘旋在我心中。到今回想，这四十多年的中国，也实在依然是黑暗混乱，内忧外患，使人悲观。但对梁先生“中国不亡”这四个字，开始在我只是一希望，随后却变成了信仰。
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亡，甚至我坚信我们的民族，还有其更伟大光明的前途。证据何在呢？我敢说，我这一个判断，固然是挟着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的成分，然而并不是纯情感的，乃是经过我长期理智的检讨，而确实有其客观的证据的。这证据便是中国已往的历史。所以我自己常说， 我此四十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并不是关门研究某一种学问，而是要解决我个人当身所深切感到的一个最严重不过的问题。
今天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在我自己，已像是宗教般的一种信仰，只要有人肯听我讲，我一定情愿讲出我知道的一切。这一次总政治部要我来讲中国历史，我当然非常地高兴。以后七次时间，准备分为七个题目来讲述。
一、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
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
三、中国历史上的经济。
四、中国历史上的国防。
五、中国历史上的教育。
六、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
七、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 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一、国家、民族、历史、文化
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工夫。
我们知道，要灭亡一个国家，定要先灭亡他们的历史；要改造一个民族，也定要先改造他们的历史。犹如要消灭一个人的生命，必先消灭他的记忆般。
二、认识自己
但近代是西方人在领导这世界，这已有两百多年了。欧洲文化控制了全世界，这是眼前事。不要认为欧洲文化便可永久地领导统治这世界。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切问题并未得解决，第三次世界大战仍悬在人人的心上。为什么？战争并不是人类所希望，而像终于不能免，这便是近代西方文化本身犯了病。紧接着几次大战争，西方文化控制领导世界的时期便快过去了，“帝国主义”与“殖民政策”都该宣告终止了。中国这五十年来，开始学德、日，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意，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遍了，但也都碰壁了。要学的学不到，要打倒的，自己五千年来的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的深厚传统，急切又是打不倒。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苦痛，也是最大的迷惘。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
三、中西之国家观
因此在中国人观念里， 认为我们这个国家， 是尽可将其范围扩大，而达成为一“天下”的。而且在汉唐时代，因四围的地理形态和交通限制，中国人也认为我们这一个国家，虽不完全成为一天下，而确已近乎完成一天下了。好像“治国”已接近于“平天下”了。直到今天，我们才痛切感到，中国不够算是一个天下了。近代的中国人，常笑我们祖先不知地理，妄自尊大。但试问今天的西方人，如英国，知道其旁有一个法国了，法国知道其旁有一个德国了，今天西方人的地理知识，为什么不能提起他们组织一个世界国家的兴趣和理想呢？此无他故，只为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文化的”“道德的”，西方人的国家观念是“权力的”“工具的”。这是一甚深相异。唯其是道德的、文化的，所以应该“一统”；唯其是权力的、工具的，所以只有“分裂”。
本书系由钱穆先生讲述之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国防、教育、地理与人物、道德精神七题，经先生亲自修润而成。钱穆先生以渊博之史学涵养、敏锐之剖析能力，使读者得窥中国历史文化之堂奥。
1. 本书由讲稿整理而来，语言平实易懂。
2.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其间治乱兴替，波诡云谲，读罢此书，可启发读者对其有一系统之把握。
3.史学精神、史学方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等均为治中国史必通晓之内容。读者可由此书，一窥中国史之概况。
4.钱穆先生在书中讲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非功勋卓著却极能代表中国人精神之人物，让人印象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