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我了解到，你是出生在乡村，有哪些因素推动你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东西：我似乎有点写作天赋。小学时，常写顺口溜或者山歌，被老师选抄到墙报上。读高中时，作文偶尔得到语文老师表扬。看完电影写影评，放进县城电影院的投稿箱，署名“田代琳”的影评被印贴在电影院的橱窗里，还得到电影院奖的4张电影票，这是我的第一笔稿费。于是，我到图书馆借小说来读，读着读着，就有了做作家的冲动，想把自己遇到的不平写出来。但那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是一个念想。
后来考上河池师专中文专业，遇到韦启良和李果河老师，他们本身在写，也竭力鼓励学生们写。看到老师不停地拿稿费，手痒心急，开始悄悄写作，参加学校的“新笛文学社”，听作家老师讲课，参加征文活动。继而，诗歌获奖一次，散文获奖一次，信心爆棚。半夜三更起来写小说，幻想像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喻杉那样一夜成名。稿件一放进邮筒，脑海里就出现画面，想象这篇稿件如何历尽千山万水，到达编辑手里，又如何被编辑赏识，同意发表。十天半月，稿件没发，被退回来了。于是，又改投第二家，还是没发。休息一段时间，找找原因，再写第二篇。那时不敢投太高级的杂志，只投地市级或省级公开发行刊物。内刊发了许多，公开刊物只发表过一首小诗，在《河池日报》副刊上，获8元稿费。领稿费时，柜台里的阿姨问，你的文章发表了？我自豪地点头。她说不简单呀。那年我18岁。
现在回想，促使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恐怕有如下五个原因：一是过早地了解了人间百态，乡村的生活是叙事的，张家长李家短，我七八岁时就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像今天报纸上的连载小说，每天都有新情节，而且还出人意料。这些生活中的故事，一点也不比书上的故事逊色，黄色的尤甚。二是我有满腔的悲愤和委屈，这和家庭成分不好有关，读书时常被同学欺负，有了文字组装能力后，就想把委屈写出来。三是母亲勤劳、善良，她非常辛苦，却一直供我读书，我无以报答，总想用笔来写写她，写她的辛苦和艰难。四是被作家这个神圣职业所吸引，那时的作家深受读者爱戴，他们可以为民请命，为民代言，还可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像鲁迅，以笔为刀。五是欣逢文学最好时代，有老师们的鼓励，有编辑们认真的退稿信，还有远远超出工资的稿费回报。
周新民：你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广西文学》1986年第8期的《龙滩的孩子们》。后来又发表了《孤头山》《醉山》《稀客》《秋天的瓦钵》《回家》《祖先》《地喘气》等小说。我注意到这个时期的创作，你都是用本名“田代琳”发表的。从1992年开始，你用笔名“东西”发表作品。我把你用本名发表作品的时段定位为创作起步时期。你曾说“这个时期没有目标，没有定法”。你能回忆一下这个时期你尝试了哪些方法吗？ 东西：读大专的时候，常到图书馆翻看最新文学杂志。当时中国文坛被扯得最多的就是“寻根文学”，代表作家是贾平凹、韩少功、阿城、何立伟等。他们所写的乡村与我的家乡相似，一草一木被他们雕刻，乡村的风俗被他们详细描述。越看越有亲切感，特别是平凹先生的《腊月·正月》，仿佛就在写我的村庄，里面人物姓氏与我的村庄人物姓氏巧妙地部分吻合，我就想原来我身边也有文学资源，原来越土的越有价值。当时，作家们写乡土题材就像今天的“80后”写城市题材一样时髦，这大大提振了我写作的信心。虽然，我没有写过类似于“寻根文学”的作品，但我曾经在日记上，笨拙地记录过乡村的生活，甚至记录过一只鸡如何从我面前走过。后来，阅读了先锋小说，莫言的、马原的、余华的、苏童的、格非的、吕新的……由此上溯，阅读了卡夫卡、罗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加缪、萨特……那时被罗布·格里耶的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震晕，羡慕嫉妒恨，觉得这样的小说才叫小说，由此迷恋先锋小说或者新小说，渴望写出主题深刻、细节精巧、语言独特的作品。
P4-5
周新民，湖北浠水人，1972年出生，200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中国博士后”证书。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文学评论一百余篇，出版著作两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人文社科基金、湖北社科基金等各类科研项目十余项；曾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很好成果表彰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很好成果奖等十余种科研奖项。
2012年秋，我接受著名作家、《芳草》杂志总编刘醒龙先生的邀请，主持《芳草》杂志“60后”作家访谈，一晃已经有6个年头了。6年来，我先后在《芳草》杂志上发表了20篇访谈录。于今，当我准备把这20篇访谈结集出版时，颇有感慨。其中最想说的话是感谢，感谢刘醒龙先生的信任、支持。他至今仍在支持我做这项有意义的工作。感谢恩师於可训先生多年来的提携与点拨。要感谢两位我敬重的师长还在百忙之中赐序。感谢朋友吴投文教授的大力支持。感谢接受访谈的作家们，感谢你们的厚爱。在和这些优秀作家接触过程中，他们的热情、才情深深地感染了我。收录书中的各位作家的个人简介、照片都得到了作家本人的审阅，感谢他们的严谨与认真。因为访谈的缘故，我有幸和这些作家有了深入的交流，结下了深厚友谊。虽然和他们的访谈工作结束了，但是，因为这项工作而结下的深厚友谊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本书的访谈稿件都来自《芳草》杂志，感谢责任编辑张睿、郭海燕、王倩茜的辛苦工作与帮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志兵编审，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三部著作，他都是责任编辑。他的严谨、渊博、敬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6年2月28日于湖大琴园寓所
我一向不赞成以年代来划分作家群体，最简单的理由是，一个年代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但生在这个年代不同年份的作家，尤其是其头其尾，所受的影响显然不会一样，很难找到一些真正的共同点。好在文学年代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锁定在某些具体确定的东西上。而且在以年代标示的一个相对模糊的时段内，又确有一些大体相近的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之类的因素，对一些起步或成长于这期间的作家产生影响，从而使这些作家有可能成为这个年代的文学标志，作家的代际研究也因此而获得了合理性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新民教授所面对的“60后”，不失为一个有重要研究价值的作家群体。
作家群体研究，以往大多借助社团或流派之类的概念。所谓社团、流派，往往有一些显在的标志，如自发的组织、共同的主张（宣言）、相近的追求、相似的风格等，所以这种研究的特点，是旨在阐发这些共同点或标志性事项的意义和价值。以年代标志的作家群似乎不同于社团流派作家群。虽然也见过某些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寻找与自己同一年代出生的作家的某些共同点，希望像上述社团流派作家群那样，也拥有某种明显的标志性特征，但更多的“60后”作家似乎对此并不热衷，或持一种可有可无的中性态度，也有一些作家反对这种人造作家群的做法。因为没有类似于社团流派作家群那样一种公认的显性标志，所以对以年代为标志的作家群研究来说，就存在某种天然的障碍。
要克服这种障碍，周新民教授所采用的访谈式研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作家的访问，与作家的对谈，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直面的还是书面的，都不是独语，而是一种对话，都应当归入对话批评的范畴。所谓对话批评，其不同于一般批评活动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对话双方的相互激发和双向互动。访问的一方，就其对受访作家个人及其创作的了解，提出问题，激发受访的一方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作出自己的回答。反过来，受访一方的回答又可能激发访问的一方提出新的问题，受访的一方在回答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中，继续激发访问的一方提问，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最终达成访问者对受访者的深入阐释和理解。周新民教授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从深入阐释了解“60后”作家个体人手，逐渐获得对“60后”作家群的总体印象。他的访谈录涉及20位作家，分列四个专辑，这四个专辑的名称，实际上已经是他对“60后”作家群总体特征的理论概括，即：这个群体是先锋文学实验的“激荡与回响”；他们的创作是“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他们热衷于“地方性知识的探询”，具有现代性视野中的传统性，如此等等。虽然这些不是这个人数众多、实力雄厚的作家群体的全部精神特征，但至少是它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些创作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新民教授用访谈的方法，在对“60后”作家的研究中，做了一件承前启后、探幽发微、总集其成的工作。
是为序。
於可训
2015年12月10日写于武昌南湖钓字楼
周新民所著的《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采取对话批评的方式对中国“60后”作家进行深度访谈，从不同层面深入揭示了“60后”作家作为一个群体的基本特征和复杂面貌，有力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
周新民所著的《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涉及20位作家，分列四个专辑，这四个专辑的名称，实际上已经是他对“60后”作家群总体特征的理论概括，即：这个群体是先锋文学实验的“激荡与回响”；他们的创作是“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他们热衷于“地方性知识的探询”，具有现代性视野中的传统性，如此等等。虽然这些不是这个人数众多、实力雄厚的作家群体的全部精神特征，但至少是它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些创作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新民教授用访谈的方法，在对“60后”作家的研究中，做了一件承前启后、探幽发微、总集其成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