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上下两篇主要探讨了在复杂的现实处境中文明冲突的诸多问题和五四思想文化革命以及相关的问题，同时分析探讨了科学在中国的发生以及所带来的影响。作者宽厚的理论视野和对现实的解剖力在这些思想缜密、学术敏锐的文章里，一览无余。作者具有完备的人文和科学方面的知识背景，对许多问题怀有诚挚的冲动，这与我们一般意义上书斋里苍白的学者大不一样，从作者的文章中可见，理论最终是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现实困境的。

本书分为两篇，甲篇“社会与文化”，主要探讨了在复杂的现实处境中文明冲突的诸多问题和五四思想文化革命以及相关的问题，乙篇“科学与文化”，主要探讨了科学在中国的发生以及所带来的影响。在这些思想缜密、学术敏锐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宽厚的理论视野和对现实的解剖力。作者具有完备的人文和科学方面的知识背景，对许多问题怀有诚挚的冲动，这与我们一般意义上书斋里苍白的学者大不一样，从作者谈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理论最终是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现实困境的。

序/汤一介(1)

甲篇 社会与文化

在自由与平等之外——21世纪社会建构的探索/(3)

在文明的边缘/(39)

“五四”是独特的吗?——近代中国与欧洲思想转型的比较/(53)

论启蒙与“反传统”——五四运动与凯末尔革命的比较/(77)

论启蒙与传统的关系——五四与日本启蒙运动的反思/(95)

乙篇 科学与文化

在正统与异端以外——科学哲学往何处去?/(111)

伊甸园能重整吗?——论现代人焦虑的根源/(158)

迎接美妙新世纪：期待与疑惑/(172)

论“轴心时代”的“两种文化”现象/(183)

为什么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197)

试论中国数学发展与皇朝盛衰以及外来影响的关系/(222)

：中国往何处去?

对以上整个讨论，读者心中恐怕免不了产生这样的疑问：法团资本主义的问题固然令人震撼，但它对今日的中国有什么迫切性?和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有什么关系?中国的当今急务，难道不是汲取西方的成功经验，亦即尽速发展经济，完善法制，推行政治改革吗?我们距离西方在经济上的成就仍然很遥远，现在去讨论他们在高度发展情况下所出现的制度弊端，探究纠正的方案，是否过于好高骛远，有违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之道呢?这样的疑问不但很自然，而且，由于近年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所展开的激烈论辩，特别显得尖锐。所以，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作为本文的结束，大概是适当的。

首先，我要指出，近代中国与西方的遭遇前后已经有三次，即1840年的军事遭遇，1917年前后的思想遭遇，以及1980年以来的经济遭遇。这三次遭遇性质迥异，然而却又都有惊人的共同点，即是显示了力量上的巨大差距，令国人震惊，从而发愤改革、追赶西方——以迄另一趟遭遇和震惊。也就是说，遭遇的性质不同，但中国的反应模式和困境始终未曾改变。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认真反省这个模式的时候了。

其次，我还想提请大家注意一些基本数据。中国目前(以2000年计)的本地总产值(GDP)在世界排名第6，大约是美国的1/10，日本的1/4，德国的60％。倘若以最乐观，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会认为不切实际的估计，假定今后中国始终能够维持超过这些先进国家每年5％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中国的总产值大约到2010年便能超过德国，2030年超过日本，2047年超过美国，2065年超过G7国家之和。不过，由于中国的人口是那么庞大，即使上述高度乐观假设可以成立，到了本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人均产值还是及不上美国的40％。也就是其整体仍然不能达到先进发展水平。事实上，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是世界的缩影：只要全世界的科技和经济还处于高度发展(亦即高度分化)时期，那么中国再努力，其平均发展程度能及得上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只及其1/6左右)就已经很不容易，何况以世界极其有限的自然资源看来，无论中国抑或其他国家，是否还能够以和目前同样的高速度再发展半个世纪，都是大有疑问的。

最后，一个很明显而始终还未曾受到充分注意的事实是：欧盟在过去半个世纪的进展令人鼓舞亦复艳羡，但也十分清楚的表明，要把那么庞大而背景、发展程度有极大差异的人口(即使是发展程度已相当高的人口)在政治、经济上整合起来是多么艰巨、困难。中国的人口则相当于欧盟、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总和，但现代化的历史和基础则远远弱于以上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亦步亦趋的改革策略是否最适当，最有效，是需得认真思考的。

总括以上三点来看，我认为，虽然中国目前在改革上所遇到的许多急迫的现实问题必须从实际上加以解决，虽然西方发展的经济制度值得我们细心学习和考虑，虽然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人口不太大而又有一段殖民或者被占领历史的东亚国家直接取经于欧美的发展策略十分成功，但是，对于像中国这么一个庞大体系来说，在学习欧美体制的成功典范以外，没有更深入的原创性研究、批判、思索，那恐怕是很难，甚至不可能，重新跻身于先进国家之列的——更何况，倘若中国能够借特殊因缘，而很迅速地跻身于先进国家之列(例如，由于进入WTO之后，西方生产乃至科研、开发工作之大规模转移到中国来)，那么本文所讨论诸问题也就更为迫切，更需要注意、思考了。

中国曾经被形容为“以民族国家自居的文明”，这并不是单纯的俏皮话。的确，中国不但曾经是东亚文明的核心，而且，即使在今天，由于其人口之庞大，历史和文化渊源之深厚，它虽然要竭力摆脱这文明的包袱，而轻快地沿其他“国家”的成功道路前进，却始终感到力不从心，步履迟滞。为什么呢?我认为，基本原因就可能在于：每个文明体系都必须自己找到最合乎它自己的目标、价值和组织方式，而不可能完全抄袭别人的，即使是令人艳羡的文明体系罢?假如这种想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话，那么法团资本主义今日所产生的严重弊端，以及可能的纠绳之道，对明日的中国来说，便都是迫切而需要深思的问题了。P.33-36

2002年，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北京国风集团和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联合举办了第五届“蔡元培学术讲座”和第六届“汤用彤学术讲座”。我们邀请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作为主讲教授，收在本论文集中的《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和《在正统与异端之外》就是陈方正教授两次讲座的讲演全文。

我记得，我和陈方正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5月，是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斗争与和谐学术讨论会”，我被邀请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在会场上遇到陈方正教授。我不记得我们谈话没有，如果交谈了，谈什么也记不清了。自此以后，我们常见，或是我去香港，或是他来北京。1989年5月4日至7日，中国文化书院、21世纪研究院和方正教授主持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北京香山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正是在“六四”之前，我们都很兴奋，也很紧张，都希望中国能更加前进一步，但当时我们都没有料到会有那样的结局。

陈方正教授是物理学家，但他长期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创办了《二十一世纪》杂志。我们常常可以在《二十一世纪》中读到他的文章，本论文集中有好几篇就是刊于《二十一世纪》的。从本论文集中可以看出，陈方正教授对现今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均有论述，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都提出颇有深度的见解。我特别注意到《在自由与平等之外》中，方正兄讨论到“未来社会的展望”，他提出了“渐进模式的四个方面”，也许是令人鼓舞的一种可能的走向，如果能真如此或许是人类之福，但我总觉得太过于理想了。不过，后面一节“结语：中国往何处去?”确为我们提出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他提出：在学习欧美体制的成功典范之外，应该有更深入的原创性研究、批判和思索。所以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陈方正教授特别提出：“每个文明体系都必须自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目标、价值和组织方式，而不可能完全抄袭别人的，即使是令人艳羡的文明体系吧!”在当前学习西方无疑仍然是最重要的，但这种学习必须是如陈方正先生所说，一定要有“最合乎自己的目标、价值和组织方式”。那么，我们如何选择自己的目标呢?也许还得回到我们的文化传统，把问题做在“反本开新”上。“反本”必须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来源有深刻的把握。当我们对自己文化有了深切的了解，才能在面向新世纪时不至于迷失目标。“开新”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做出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的文化资源对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理论。“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地发掘我们文化的真精神，我们才能适时地开拓出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只有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并给以新的解释，才可能使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文明的边缘》中讨论的问题，因为 我前不久写了一篇《“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刊于澳门《中西文化研究》2004年6月第一期)也讨论了“文明冲突”的问题。陈方正教授注意到儒家思想“向来宣扬和谐、反对战争，即使在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亦未尝为帝国之开疆辟土提供理论根据或精神鼓励”。这个看法，我很赞同。但我认为，中国的道家思想或者更是有益于避免冲突、防止战争。当今国内外为什么特别对《老子》这部书十分重视，我想老子的智慧确实值得我们重视。今日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着种种纷争，无疑是由于贪婪地追求权力和金钱引起的。而老子主张“少私寡欲”，行“自然无为”之道，应是可以对治今日之病的。老子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主张“损有余以补不足”，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行“自然无为”之道。因此，我想也许行“自然无为”之道可以为防止“文明的冲突”，并为文明的共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

陈方正教授这本论文集包含着许多当前的前沿问题，许多问题都是我们没有想到过的，如果大家一起来讨论，使问题更加深化，将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加面对现实，更加具有前瞻性和理论深度。

汤一介

2004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