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均：她是冯友兰的妻妹，孙维世的六姨，她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梅兰芳”，五十年代的外交官夫人，其一生的难忘记忆，尽在《我这九十年》。

这本书的写作，作者的第一标准、第一要求，是：实事求是。也就是，有一说一，真实诚实。

真正的历史藏于民间。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在历史书上只是一些概念符号，在私人的记忆中才复活成为人。《我这九十年》无疑就是这样一部让板着面孔的历史人物，变成有血有肉活生生身边亲友的私人记忆：周恩来朱德密友、很被孙中山看得起的革命志士孙炳文会在老婆睡熟的时候，偷偷地给她戴上新买的手镯，好让她醒来时收获惊喜；中共的座上宾、90多岁的任芝铭在三年困难时期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倔强地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文革中，冯友兰出去挨斗，他的老婆拿个板凳，坐在门后等他回来；在苏联，养伤的林彪见到大美人孙维世一见钟情，苦苦相追，却被孙拒绝；延安，大家都不怎么喜欢江青，一见江青来，本来有说有笑的热闹场面顿时了然无趣，江青只得无趣地离开……这本书的写作，作者的第一标准、第一要求，是：实事求是。也就是，有一说一，真实诚实。印证其他书籍，很明显，作者做到了。

序言

写在前面

我的父亲任芝铭

 1．苦读诗书、改换门庭的清末举人

 2．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传统家长

 3．劫救革命党人而亡命天涯的“乱臣贼子”

 4．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的老同盟会员

 5．捐产办学、为国育人的老教育家

 6．向毛泽东请教游击战术的“国军”老兵

 7．豫南“共党首要分子”，汤恩伯的“高级参议”

 8．“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

 9．红卫兵走后，老人问：“是不是政变了？”

我们六姐妹

 1．“五四”时，四姐任焕坤写道：“尔辈欲作亡国奴乎？”

 2．捧读《红楼》的五姐任叙坤，忧郁早逝了

 3．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

 4．大姐任馥坤嫁给了中国最早期的华人矿长黄志炬

 5．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

我与外甥女孙维世

 1．我和维世一起逃学，一块儿跪着挨训

 2．我俩化名姐妹去上海学表演，江青也来讲过课

 3．维世让我考鲁艺，在延安大家都不喜欢江青

 4．我跟维世一块儿解馋，她的来信我保存了七十年

 5．维世感情专一，保了金山

 6．三姐说：“维世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7．维世“文革”三次溜到我家，她让我烧掉了江青送的照片

 8．杀死维世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但你们是谁？

我学话剧演京剧的经历

 1．在鲁艺戏剧系学话剧，却老去演京剧

 2．曾进鲁艺旧剧研究班，看到毛主席最爱古装戏

 3．分配到鲁艺平剧团，毛主席请我们听京剧唱片

 4．在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后江青给我提意见

 5．调晋绥军区平剧院，在杨家沟听周恩来讲“窦尔敦性格”

 6．没老师和同志们的帮助、鼓励和教导，我哪敢演？

 7．一离开延安，我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延安生活记忆

 1．被冼星海动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

 2．上趟厕所回窑洞，炕上就挤不进去了

 3．窑洞塌了，我一家三口被埋在里边

 4．驴失前蹄，我和孩子都摔出去了

 5．马背上，一边筐里是行李，一边筐里是儿子

 6．黄河上的艄公保住了我们的命

我在延安生孩子

 1．“在我俩结婚的这一天”

 2．我差点儿把孩子送给老乡，那时很多同志都送

 3．求人帮我烧了块热砖，我的腿脚才暖和起来

 4．几十年后，宗璞戏称延风是“八十万禁军教头”

纪念石畅

 1．坦白运动的“坦白”，重要性不在于内容真假

 2．“抢救运动”中，不编假话的石畅上吊了

 3．运动后，我听康生说：“其实石畅没什么问题。”

三遇杨之华

 1．“我是瞿秋白的老婆，我叫杨之华”

 2．“名世已经牺牲了，别告诉你二姐”

 3．“真巧，在这儿又遇见了！”

重逢于陆琳

 1．真奇怪，我俩怎么这么一样啊？

 2．我把母亲留给我的翡翠戒指送给了小于

 3．三十年后，她把辗转保护下来的戒指还给了我

珍贵的友谊

 1．我和阿甲一起，穿着现代服装演《打渔杀家》

 2．没想到左荧、黄灼在坦白运动中被诬为特务

 3．我儿子从山上滚落，张一山在山下一把接住

 4．牟决鸣从重庆给我往延安捎来一大包水果糖

 5．王镇武说：“任均？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6．马新送来好消息，几天后我却接到她的讣告

“运动”的记忆

 1．老艺人真诚严肃地说：“这回共产党可玩儿了命了！”

 2．江枫把自己吊死在卫生间里的水管子上了

 3．我相信最后，只要活到最后，就一定能搞清楚

 4．想不明白为什么“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难忘玛丽娅

 1．丁嫂的小脚没通过外交部的审查

 2．外交部给保姆尹嫂也发置装费

 3．保加利亚的党组织给我请来保姆玛丽娅

 4．玛丽娅真舍不得小卡林，哭着要跟我来中国

我和瑞萱

 1．从楼道里带回来的肝炎保姆

 2．地主的儿媳妇帮我勤俭持家

 3．“文革”她被轰回老家，成了专政对象

 4．再没人轰她走了，她却永远离去

 5．然后，她不再是“五类分子”了

一达生病

 1．“我又活着回来了！”

 2．输血染上了丙肝病毒

 3．他给孩子讲了那么多过去的故事

 4．孩子告诉了我病情真相

 5．“我想好好睡一觉，你们谁也别叫我”

 6．风雨同舟六十载，悠悠死别肠断魂

后记

1938年寒冬，70岁的父亲在他秘密的陕北之旅中，把我送到了满目疮痍的延安。他这次辛苦劳累的颠簸北上，永远地决定了我的人生。

上世纪60年代，我和姐姐们、还有外甥辈们约好。1969年一起去给我父亲做百岁大寿。因为父亲一直很健康，我们都相信他一定能更长寿。没想到，遇上“文革”乱世，父亲郁郁而终。

我的父亲任芝铭是1869年出生，一百年后的1969年去世的。

苦读诗书、改换门庭的清末举人

我小时候，家境宽裕。及长，才知曾经家道艰难。我听母亲说过，我的爷爷是早年间挑着担子从山东逃荒到河南新蔡的县城贫民，无田无地，以贩卖青菜为生，所得仅可糊口。母亲讲，爷爷虽然穷，但为人正直。卖菜时，发现人家给钱多了。便挑着担子追，把钱还给人家，一点儿便宜都不占。他坚守他的为人准则：“穷也穷个干净。”我的奶奶则勤俭持家。苦度岁月。父亲在这样贫寒的家庭中度过了童年。爷爷虽然穷，但接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决心让我父亲读书，指望他能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改换门庭。可是，1877年父亲八岁时，该念书了，爷爷却拿不出钱来。幸得我崔氏姨奶资助，父亲才能入读私塾，得不废学。后来，1888年，他十九岁考过童试，以秀才入学，后从温泽瑶先生读书。据说二十岁补为廪生。

父亲是1869年阴历六月四日出生的，原名近三，字子勉。曾因逃亡化名，以子勉改用志民、珉、芝铭。他生活的年代。婚姻讲究媒妁之言。我的母亲年轻时，父母早亡，兄嫂做主。媒人提亲给她说我父亲时，她的嫂子嫌我父亲家穷，不愿意。但是我母亲自己同意，一定要嫁。她说：“我就图他是个读书人。”母亲名张梦吉，1873年出生，比我父亲小四岁。她哥哥是读书人，教她识了些字。母亲不算有文化，但却不保守，曾响应父亲提倡，在县里带头放脚，把我几个姐姐裹的小脚全放了，还当过新思想启蒙时的妇女协会会长，在县里领头查妇女放脚，挺能干的。那时候县里有个张秀才的孩子留洋归来，思想现代，关心地方，有关放脚之类妇女解放的事情，常到我家里来找我母亲商量。在清代晚期那样一个中原小县城里，母亲的观念属于比较解放的。

按说，父亲补廪生之后，有廪饩津贴，但婚后多年，家里一直缺吃少穿。从1890年在罗庄教读开始，父亲在李宗白、刘思厚等人家中坐馆教塾几年。1895年，他自己在家开设私塾。1897年起，又在李士厚家和小南海、马营及邹寨等地坐馆多年。那些年，有刘粹轩、刘积学等数十人从我父亲读书。教读收入不高，家里仍很清贫，母亲遇到揭不开锅的时候，就跟我姨奶家借粮食。母亲曾回忆，我三姐任载坤小时候常对她说：“娘，吃白馍，拉白屎，吃黑馍，拉黑屎。”二姐任锐跟我说过，那时，母亲的娘家是开染坊的。有名气，四方人都上他们家染布，比较富裕。因我们家穷。穿得不好，他们办红白喜事时，便不叫我们家的人参加。

苦读诗书改变了父亲的境遇。1903年，他三十四岁时，在清朝最后一次乡试中，中为举人。报子骑着马来报喜时，周围很多人听说了，都跑来看，里里外外，喜笑颜开。报子报喜，新举人家得招待好饭食，母亲就赶紧跑到我姨奶家借白面，现和现擀，煮出来一锅面条。

现在有个词叫“清末举人”，父亲便是。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在家里见到过一套银质的酒杯、筷子、戥子等，放在精致的木盒子里。那是父亲中举时，清朝政府颁发给举人的东西。还有清朝发的衣帽，但没见父亲穿过。中举后，门庭算是改换了，爷爷的理想实现了，可是他已经在1897年就去世了，没看见。父亲记1897年：“是年春丁父艰。”那时，父亲在任庄买墓地安葬了我爷爷。那墓地原来叫柏树林，有三十二棵柏树，很粗大。后来我母亲在那跟前买了三间草房。再以后，1958年，柏树全被砍去盖公社礼堂了，那儿就没大树了。从爷爷往上的祖先，我不知安葬何处。或许在山东。

早自1894年我国甲午战败起，父亲就开始忧心国家命运，质疑清政权。所以，中了举，他也没想去衣食清朝官禄。中举两年后，1905年，他结束邹寨坐馆回到新蔡县，与本县几位开明志士办新学堂，任县立高小校长。从那时起，他立志教育，二十多年后，终于在新蔡办起了从小学到高中全有的“今是学校”。那是后话。1906年，他转到一位叫王建功的人家坐馆。这一年间，我的奶奶去世了。P1-3

任均老人是我母亲的幼妹。我的六姨。她的年纪和大姨相差近三十岁，和她的甥辈我的长姊冯钟琏、表姐孙维世相仿。父母亲去世以后，亲友渐疏。有三家老亲仍时常来往，给我关心和支持。照我的称呼他们是七姑、七姑父(冯■兰、张岱年)，六姨、六姨父(任均、王一达)，三姐、又之兄(冯钟芸、任继愈)。本世纪最初的十年间，他们陆续离开了这个世界，只剩六姨一人，她现在是唯一比我年长的长辈。每个人的离开仿佛都带走了一条连接历史的线索，关闭了一条通往历史的道路。六姨健在。自然应该写下她的记忆。何况她的记忆是那样不平凡。

外祖父任芝铭公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为辛亥革命出力甚多。晚年思想进步，倾向延安，他的思想从不停滞，能够清醒地对待现实。“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对我说： “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他确实说了，写信面谈他都做了，只不知起了多少作用。

六姨是由外祖父亲自送往延安参加革命的。上世纪40年代末，六姨和六姨父全家从解放区来到北平，住在我家——清华园乙所。那时人们对“解放”充满了憧憬，并有一种神圣感。清华园中许多人都知道我家里住着延安来的亲戚。梁思成先生特来造访，询问毛主席喜欢住什么样的房子，也许他是想造一座。那时的人是非常天真的。

50年代中期，六姨夫妇转到外交部工作，被派往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表弟、表妹们都还小，上寄宿学校，一到放假都住在我家。那时家里还有我的三个外甥女，一大群孩子，十分热闹。大表弟王延风乳名坦坦，1943年在延安出生。最初是冯牧同志告诉我这名字的意义。一转眼坦坦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几十年间我们又经过了多少坦白交待。

冯牧还说，延安平剧院演出《三打祝家庄》和《逼上梁山》，六姨父王一达是导演，很得好评；六姨是平剧院的主要演员，有“延安梅兰芳”之称，可惜后来不演了。这说法六姨自己倒没说过。

随着年龄的增长，六姨的面容越来越像我亲爱的母亲，现在她的年龄已经超过母亲了。我每次见到她。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动，隔些时不见就会想念，而母亲无论怎样想念也见不到了。

这几年，我常常感到常识的重要。多年来，我们矫情悖理，做了多少荒唐事。现在总算明白了些。知道做事不能违背常识。六姨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经锻炼，仍保持常识，不失常情常理，从无肃杀教条之气，实可珍贵。

在革命之外，六姨在家庭方面很成功。六姨父曾说，他们这一家全靠六姨支撑，他的感愧之情，难用言语表达。他们的儿女都很孝顺，最难得的是儿女的配偶也都孝顺，不能不让人称羡。

一本回忆录，除了内容以外，还要依靠写作的能力，如文笔、剪裁、结构等。 《我这九十年》的执笔人——我的二表弟王克明，是担得起这项重任的。

去年。表弟、表妹们为六姨做九十岁大寿。能够为父母做九十大寿是子女的福气。延安食府的墙壁上贴着当年延安的照片，其中就有六姨。我因一年都辗转医院，未能前往。我想，会有许多不到场的祝愿欢喜飞到了那里。

六姨一家议决，由我为《我这九十年》作序。我虽久病，却不能辞，况且话都是多年来积在嘴边上的，不必搜索枯肠。拉杂写来，聊以为序。

2010年3月

2005年6月。我开始帮母亲整理记忆。那年，我的大姐一家，邀母亲和我去美国他们家，开始这件事。我带着录音笔到了新泽西，八十五岁的母亲则带着记忆，坐在了我对面。以后，在三万字笔记的基础上，我向母亲提问了五年。母亲的记忆闸门，不是豁然打开的，所有的故事，都如涓涓细水，缓缓流淌，或点点滴滴，到我笔下。

很多人说，看不出母亲已有九十高龄。我仔细看，也觉得不像。我想，这跟母亲的记忆有关。因为她的记忆里，储备着笑。五年间。我常听见。一次她想起刘炽叔叔笑说掉牙老友是“无齿之徒”。笑了几天。醒来想起就笑，睡前记起也笑，我听见她自己“咯咯”地笑。记忆竞使她这样愉快。延安时期的老友们，常有幽默，写进文稿，母亲读一次，又笑一次。母亲还笑说，她在文艺单位工作时，有位老艺人向她“汇报思想”，表示拥护政治运动：“这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回共产党可玩了命了！”一次批斗大会上，造反派严厉地让一位老艺人交待历史问题。他低着头问：“您听哪段儿呀？”弄得台上台下都忍俊不禁。母亲竞从那样苦涩的年代里，摘取到幽默的记忆。住我家时。九十岁的母亲，每晚睡前，都快乐地学说南方话的“困觉”：“控告！”然后跟我说：“拜拜！”

母亲不老，更因为她有着不老的真情。她经历过很多亲情永别，情感却不曾随岁月流逝。她的父亲母亲的去世，姐姐们的去世，姐姐孩子的去世，都给她留下刻骨铭心的悲伤。我三姨临终前对她说：“六妹呀，就剩你一个了。”一句话，终结了家人的生离死别，却留下了绵绵的无尽伤怀。五年间，母亲每每讲起这些，每每在文稿中重读，尤其是说起我二姨任锐和表姐孙维世母女的去世，都难抑悲情，泪流不止。老友的离去，同样让她牵挂一生。马新阿姨送来好消息，几天后母亲再见的，竟是一纸讣告。母亲当时就大放悲声，现在说起还是泣不成声。母亲的情感，留在未老之时，永远地涌动着那些牵手生命的真情。

因此，看不出母亲已九十高龄。越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就越觉得母亲心宽、平静、大气。五年间，没有听她讲过谁的不好。虽然她叙述的事情中，有谁的行为不好，但母亲无心置评。她的记忆是选择性的，只记住人家给过她的友爱、信任、关心和帮助。所以，她的生活中，没有怨气，没有怒气，更没有仇恨。她有一种让人能细细体会的爱。在母亲眼里，伙夫、同事、保姆、老友、马夫、领导，没有区别，一样是朋友，她一样地记忆和怀念。她对以前带过我弟弟的保加利亚保姆，和跟她相处了二十年的保姆黄瑞萱阿姨，有一种超越的情感，那是人性的爱。

我执笔中，母亲跟我说得最多的、也是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就是：“咱们要实事求是。”我想，她之所以觉得延安的抢救运动如同胡闹，之所以对整人十年的“文革”嗤之以鼻，之所以能以平常心看待革命——因此能保持着常识，就是因为她愿意实事求是。唯有实事求是，才能使人不泯灭人性，才能使人有人性之爱。

在帮母亲整理外祖父和姨母们的历史时，我第一次对民国的社会生活产生深刻感觉。强梁遍地，人命如蚁，兵匪如虎，百姓困苦。政见不同、利益撕扯使社会深刻分裂，中原小县也你死我活。在民国那种因争强屠戮而导致无情仇杀的社会，在那个因党派势不两立而造成痛苦分裂的社会，在那个善恶标准彻底对立的社会，在那个仇恨深深地植根于几乎每一个人的社会，没有和解可言，没有能被使用的社会和解手段，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民主的许诺上，寄托在一方战胜一方，一方消灭一方。否则，战乱不止，百姓流离。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我的二姨任锐和二姨夫孙炳文、大姨夫黄志炬、三姨夫冯友兰，分别走上了革命、实业、文化之路。然而，道虽不同，终相与谋。因为，国家能富强民主、独立自主，百姓能享受平等、不受欺凌，这些一样的追求，使知识分子殊途同归。  身为前清举人的外祖父任芝铭，为了民主共和理想，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抗日，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并尽己所能，帮助中共。他与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觉得在1949年找到了实现社会公正的终极手段。不料，九十岁时，却知家乡饿殍遍地，却见人人噤若寒蝉。他老泪涟涟。

武装夺取政权，从来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两千年前就有对高祖斩白蛇的歌颂、对云台二十八宿的敬仰了。可是历史不能停留在古代。夺权之后，还政于民，才会成为有别于古代的故事。只可惜，没能走出从前。从掌权开始到“文革”结束，培养仇恨和分裂几十年，还依靠培养出的些许造反派，祸国十年。

在帮助母亲查对年代背景、翻阅前人手书、究竟一些家人史实时，我慢慢意识到：这些书信里，这些记忆中。有往日生活的记载，有历史风云的变迁。历史中的人物。时间略长一些，难免脸谱化，或被乱涂沫。在听母亲回忆人生、执笔母亲这书的过程中，我体会了真实与传说的距离。当回忆使真实越来越远离传说时，我们离历史就越来越近了。

早期革命先辈，很多是读书人背叛自己的社会阶层，走上知识分子之路——改造社会的道路。那是因为他们产生了社会良心，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消灭社会不公，而不是来维护阶层利益。现在的读书人，能同日而语吗？其实。现在不是革命时代了，不需要谁背叛所依附的利益集团、所从属的社会阶层，不需要谁以背叛的方式、选择敌对的立场、用革命的手段去改造社会。可是却需要摆脱利益羁绊，站在矛盾的或对立的利益方之上，站在已形成了利益阶层的社会之上，站在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上，放下分别心，为社会的公正而思想。而今读书人漫山遍野，谁能？能，就真是知识分子。不能，就总是读书人。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天然地具有不带偏见的批评政府的自由倾向。这种倾向的产生便是缘于社会良心。而社会良心，产生于对利益的超脱和漠视、对公正的崇拜和信仰，还有人性的爱。

阅读社会分裂的过去时代，我想，有什么经验可以得到？当年的蒋介石，曾为一己权力，强化敌人意识，用杀戮等专制强权手段，培养仇恨，培养出了政权之下的社会分裂。那么，不培养这样的仇恨和分裂，便是经验。但这不是靠统一思想和消灭对立面。因为，没有敌人意识，思想是统一不了的；而有了敌人意识，社会就得分裂。同时，政权的对立面，不是应该消灭的敌人，而是监督政权良性运行、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最有效机制。用民主的手段培养社会监督，是造就政权的对立面；用专制的手段培养社会分裂，是造就政权的敌人。非此即彼。

帮母亲撰写本书时，我曾参考多辑《河南文史资料》、《新蔡县文史资料》，并参考《朱德自述》、《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延安平剧研究院纪念文集》、《王一达文集》、《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等书籍，和吴孟辉《孙炳文烈士早年事迹与泸州遗墨》、杨奎松(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之研究》、彭文龙《我们的妈妈同志》等文章。我的表哥表姐黄嵩生、孙新世、宗璞和姐姐王津津，及我母亲的一些亲友，曾帮助回忆往事，或曾改人文稿。我的弟弟王克林是杰出的地球物理学家，他为我执笔撰写母亲这本书，提出过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2010年6月

这几年，我常常感到常识的重要。多年来，我们矫情悖理，做了多少荒唐事，现在总算明白了些，知道做事不能违背常识。六姨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经锻炼，仍保持常识，不失常情常理，从无肃杀教条之气，实可珍贵。

——宗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