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起．我国的民间文化、民间文艺的保护和研究进入了“非遗时代”。“非遗”理念和保护的提出，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界的共识。“非遗”价值观及“文化多样性”观念的引进，对我国文化界、文艺界、人文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形成的工作传统，是一次强烈的冲击甚至颠覆．尽管有些人至今还对此或视若无睹或茫然无知，不予认同。由余未人所著的《民间笔记》对许多近现代以来的民族民间美术的材料、器物、图案、纹样进行研究，理清民族民间美术的发展脉络、流变情况、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对史诗《亚鲁王》进行搜集、记录、翻译、编辑工作。

由余未人所著的《民间笔记》是由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策划，以生动的文字、精美的图片，记录和抒写了贵州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读物，熔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于一炉。书稿包括“时光磨砺的不朽史诗”“绚丽多姿的民间美术”“千节绽放的美丽高原”“高原田野的拓荒守望”“保护传统的艰难前行”五个部分，分别记述了作者参与抢救保护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经历、苗族银饰及独特的发型、贵州少数民族丰富的节日文化、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事及“非遗”保护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并对“非遗”保护工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序 余未人：从作家到学者刘锡诚

前言2002年的“集结号”

一、时光磨砺的不朽史诗

 对苗族英雄亚鲁王的顶礼膜拜

 惊心动魄的砍马仪式

 东拜王城祭

 信仰，《亚鲁王》之魂

 《亚鲁王》研究的多元视域

 悲怆的抢救传承

 关于《亚鲁王》的搜集、翻译、整理

 苗族史诗与中原神话

 彝族史诗及其研究者

 仰阿莎，苗人心中的女神

二、绚丽多姿的民间美术

 民间美术的要义

 贵州民间美术遗产的特点

 大美凝成“示范卷”

 读解苗族银饰

 苗族两个支系的独特发型

三、千节绽放的美丽高原

 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

 民间信仰是节日坚实的核

 节日场地及其他

四、高原田野的拓荒守望

 贵州苗夷社会研究

 苗夷文物展览会

 七十二集《民间文学资料》

 令人尊敬的民间文化守望者——刘锡诚先生与贵州

 田兵先生：诗性的率真

 今旦先生与《苗族史诗》

 杨正江与《亚鲁王》工作团队

 刘雍先生的民间收藏与美术创作

 汪龙舞先生与民间美术

 潘光华先生的田野生涯

 施洞的苗族大歌师刘永利

 深山里的苗族大歌师张定强

 侗戏老艺人梁普安、贾福英

五、保护传统的艰难前行

 阳光下的冰山——21世纪原生态文化现象探寻

 “保护性破坏”及其根源

 有退出机制，才有生命力

 触摸筑城的文化根脉

这些年来，我关注最多的地方是贵州麻山。过去，人们是在提及“长征路”“剿匪”“扶贫”等等带有“运动”“中心”色彩的工作时才会记起这里。而今却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传唱千载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让世人震惊。

6个县交界处的麻山地区被坊间称为“提起麻山．头皮发麻”之地。它是贵州最贫瘠的山区之一。你站在麻山的边缘向山里眺望，重重叠叠的山峦光秃秃的，像浪涛忽而涌入你的双眼。这是无边无际的“石漠化”，鸟儿也鲜有光临。玉米和洋芋零散地种植在石头旮旯里，可谓传统的“有机”产品。在这里，就是再现代化的农机具也无用武之地。大自然在慷慨赋予人类各种资源比如水、土、原始森林之时，仿佛遗忘了麻山。麻山苗人们大多通过挖水窖蓄积天然雨水饮用。连续多少个晴天之后．那水窖里幽幽发绿的存水有如琼浆玉液。

这里苗人的生存环境是恶劣的。在《亚鲁王》唱诵最为完整的麻山腹地宗地乡大地坝村，人均年收入曾经长期在410元以下徘徊。那么，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们快乐吗？答案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否定。可是，只有走进他们家里，你才能够深有所悟——快乐并不与物质的享有度成正比(当然也不是反比)。快乐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如果一个族群长年累月只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吃饱了穿暖了，而没有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反思，没有娱乐休闲，这个族群从何乐起？而相反呢？日子虽然艰难困苦，精神领域却不乏五彩斑斓。那些你在城市没见过、没想过的民族艺术，让你目不暇接。苗人们的日子自得其乐，也许比纠结于各种利害得失的城里人快乐啊。

 一个数字让人感慨：据初步调查，麻山的30万人口中，有着大约3000名歌师，占人口数的1％。麻山歌师是干什么的？答日：唱诵英雄史诗《亚鲁王》的。当地苗人称他们为“东郎”和“宝目”，当地布依族人和汉人称他们为“摩公”。在山外发达地区，可是没有见过这样的“职业”文化队伍啊。

那么，2011年当《亚鲁王》进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这些专事唱诵《亚鲁王》的东郎、宝目各方面状况有什么样的改变呢？他们被摘除了“搞封建迷信”的帽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它关乎东郎和宝目的政治生命。就在此前的2()10年冬季，紫云县文广局对他们进行普查登记的时候，他们中的一半以上人还战战兢兢，怯于承认自己东郎、宝目的身份，因为他们中的年长者“文革”中挨批斗的惨痛遭遇还历历在目。而这次《亚鲁王》上了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华书局又于2011年11月出版了10819行的《亚鲁王》第一部，2012年2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出版成果发布会，东郎代表陈兴华还在大会堂表演了史诗的唱诵。这些不期而至的荣誉让东郎和宝目们在兴奋之余舒了一口长气。

2013年4月，紫云县文广局对麻山地域经过入户普查登记的1778名东郎和宝目颁发了“歌师证”。他们唱诵时自豪地把证佩在胸前。有摄影师拍摄唱诵的现场照片时想追求“原生态”，让他们把证暂时摘下来，可他们就是依依不舍。这一方小小的歌师证来之不易，这是他们的唱诵、他们自古传承的文化被官方认可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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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余未人：从作家到学者

前言 刘锡诚

我与余未人认识是35年前的事了。1980年4月，作为《文艺报》的编辑，我到贵阳去调查了解贵州省作家的创作和培养青年作家的情况，记得住在一个叫云岩宾馆的招待所里读了一个礼拜的贵州青年作者的作品，然后在《山花》和《花溪》两个编辑部的帮助下召开了座谈会，时在《花溪》任编辑的女青年小说作者余未人也到会。我们就在会上相识了。读其作品在先，相识其人在后。由于对她作品的欣赏，所以在回京后写的《人才辈出生机勃勃——贵州文坛见闻》(发表在《文艺情况》上，后来又先后收到拙著《作家的爱与知》和《在文坛边缘上》)一文中，有一小段话评论她的小说：“女青年作者余未人．她的小说《道是无情却有情》《玫瑰情思》(《花溪》一、二期)构思新巧，讲究结构美，人物刻画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两篇小说，是不是她的处女作，我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我这段简短的文字，却来自于我对她作品的感悟和概括，也成了我们最早相识的见证和我对她作为新时期崭露头角的青年女作家的期许。此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她以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冲突为题材写了不少作品，如短篇集《星光闪烁》，中篇集《冬泳世界》《成功女性》，长篇《梦幻少女》《滴血青春》等。

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工作的变动，我离开了文学和文学界，“转身”于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未人也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倾力提倡和担纲民间文化保护的作家冯骥才成了同道者与合作者。时代让我们又走到了一起。

其实．在2002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由冯骥才挂帅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03年中国文化部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之前，在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位子上的余未人，就已经深度地介入并主持贵州省的民间文化的调查、记录、保护、研究工作了。1997年底，她把由她策划，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丛书》(吴家萃主编，11种)和《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卢惠龙主编，10种)送给我。读了这两套丛书中的几种，引发了我压抑不住的冲动，当即写了一篇随笔《懂得感谢》(《文艺报》1998年2月12日)和一篇评介文章《新的学科生长点》(《民俗研究》1998年第2期和《贵州日报》1998年10月23日)，指出这套书“把文化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和成果引进民间文化研究中来，以输血的方法改造着传统的、单一的、平面的民间文化研究，从而为振兴中国民间文化学研究找到了新的生长点”。之后，在我退休三年后的2000年9月5日，作为一个久居“边缘”的人文学者．我应邀参加江苏省第五次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后集成时代”民间文学的思考》的讲话，再次就这个话题发挥说：“贵州省民间文学50年成果辉煌，老一辈革命诗人、民间文学带头人田兵功不可没：现在文联分管民协的副主席余未人是位女作家，她与出版社的领导人一起策划出版了《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丛书》(11种)和《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10种)，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我看到一份材料．许多外国学者和官员闻讯到贵州进行考察。”在这两套丛书之外，她还主持了《贵州本土文化研究2001》《贵州本土文化研究2002》两套丛书，由于我没有看到后面出版的这两套丛书，这里不敢妄加评论。

就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的调查保护及学科建设领域而言，余未人所策划和主持的这两套大书，理所当然地成为我所说的我国“后集成时代”的重头成果之一。自2002／2003年起。更准确地说．自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起，我国的民间文化、民间文艺的保护和研究进入了“非遗时代”。“非遗”理念和保护的提出，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界的共识。“非遗”价值观及“文化多样性”观念的引进，对我国文化界、文艺界、人文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形成的工作传统．是一次强烈的冲击甚至颠覆．尽管有些人至今还对此或视若无睹或茫然无知，不予认同。在这次席卷全球的文化思潮下，余未人几乎全身心地、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保护运动中去了。我以为，她的这次“华丽转身”，表明了她对广大民众文化传统的价值的认识和尊重，她的社会责任感。她不仅以自己的笔和口作力所能及的呼吁、阐释、宣传、研究，参与保护工作的组织、发动、指导、编纂，还亲身深入田野去作调查，并以田野调查和书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撰写了《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亲历沧海桑田——草海生态及历史文化变迁》《苗疆圣地》《苗族银饰》《千年古风：岜沙苗寨纪事》《民间花雨》《民间游历》等六七本关于民间文化(非遗)的专著。她的这几本书，对于苗族、侗族等民族及其支系(如岜沙苗、四印苗)的民族文化的描述和判断，是无可代替的。正如她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作家深入田野的特点是注重人，民俗学者的田野调查其特点在事(大意)。她在记述和评价进入她视野中的民族民俗事象时．牢牢地把握住和围绕着“以人为本”的切入视角和剖析原则。

作为一个作家，近十多年来，余未人在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里所做的工作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她以热情、执着、勤奋和繁难的工作和优秀的成果，成为了贵州省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领军人物。但我以为，在这许多工作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2005—2007年完成《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的编纂和2009年以来参与主持的西部苗族的英雄史诗《亚鲁王》的搜集、记录、翻译、出版与探讨。《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是冯骥才主编的全国30卷《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中的第一卷，扮演着开路先锋的角色；既然是开路先锋，就理所当然地带有探索性和不确定性。况且最基础的工作，是要从全省民间美术的普查做起，而这无疑是最为繁难的一件任务。2006年7月，余未人和青年文化学者张晓邀请我到黔东南雷山的西江千户苗寨参加在吃新节举办的文化传承展示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她拉我去贵阳参加了她主持的《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的编撰会，我旁听了各位编委的发言，才真正了解到了这件工作的意义和普查搜集材料的艰难。进行一次普查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许多近现代以来的民族民间美术的材料、器物、图案、纹样，对于理清民族民间美术的发展脉络、流变情况、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些材料、器物、图案、纹样，又大多在私人收藏家或各级博物馆手里，要集拢起这些材料又谈何容易！余未人终于没有让读者失望，她终于完成了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同样，对史诗《亚鲁王》的搜集、记录、翻译、编辑工作，也让我为之击节赞叹。她在参与主持这项史无前例的项目时，始终同我保持着联系，也曾不止一次地与我讨论种种问题，特别是关于这部史诗性质，即是不是英雄史诗的问题。2009年9月15日，她在《中国艺术报》上发表的《发现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一文，第一次向外界报道了在偏远闭塞的麻山紫云县发现了苗族的英雄史诗《亚鲁王》。我读到这篇文章后的第二天，即9月16日，便以十分欣喜的心情将其转载于我的博客上．并加了这样一段按语：“以往苗族只发现和记录过若干古歌(古老歌)，而没有发现英雄史诗。这次，由地方干部发现和正在记录的《亚鲁王》，如真的属于英雄史诗，笔者认为，那应当是一个重要发现。这也本不奇怪．学者们知道得多的是黔东南、黔南一些开化和发达地区，而像麻山这样交通不便、语言复杂的县份，是很少有文化人、学者涉足的。女作家余未人及时把麻山的情况介绍和报道出来，关注民间；冯骥才闻讯后立即调兵遣将赶赴麻山，表现出文化人的民族责任心，可谓民间文艺界之大幸。向他们致敬！——2009年9月16日”。这段话表达了我的心情和意见。认定《亚鲁王》是英雄史诗，坚定了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信心。《亚鲁王》终于在2011年5月被列入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并于次年由冯骥才总策划、余未人执行主编的《亚鲁王》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最近，余未入又把她近十多年来在“黔中田野”的调查、闻见、素描、思考集结为《民间笔记——贵州“非遗”田野记忆》。她虽然步入了古稀之年，但她依然在路上。

2014年10月31日

当田野的十余年匆匆流去，那些山寨田野的人和事，以及书斋的同道们一一涌上心头。思绪常常会超越自己的知识面，于是我情不自禁写下一些思考。林林总总，都是一种因缘，让光阴留下美丽难忘的印痕，也玉成了这本小书。这些文字我不太拘泥于文体，也就统称为笔记吧。

这里要感谢与我合作多年的老友和年轻的新朋。不论是民问文艺界、摄影界、收藏界、非遗保护工作者，不论在我书中点名写出的、或隐在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些热心的好人、学者、老师、艺人。我有问题，他们随时出智慧，出力气；需要照片，他们慷慨提供。在此，谨向朋友们致意并深表谢忱。

余未人

2015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