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成名作、代表作。小说通过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爱玛悲剧性的情感生活的描写，描绘了一幅19世纪法国的社会风俗史。它是一部艺术上极其完美、精致的法语典范作品，是继《红与黑》、《人间喜剧》之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又一杰作。

本书是一幅地道的法国十九世纪的外省风俗画，其完美严谨的语言风格更是为后人传为美谈。

美丽的主人公爱玛是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修道院度过了青年时代，她学习贵族女子的谈吐仪态，饱读浪漫派作品。后来破产的父亲把她嫁给了平庸、迟钝的乡镇医生包法利，这使迷恋浪漫生活的爱玛不安于室，两次发生婚外情。她挥霍了丈夫的财产，债台高建，最后情人对她生厌，债主向她逼债，她走投无路，服砒霜自杀。

著名作家左拉称本书为“同类小说准确无误的典范”。

校长在我们正上自习时突然走了进来，后边是一个没穿校服的新生，还有一个搬着一张书桌的小校工。正在打盹的学生全被惊醒了，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好像功课被打搅了一样。

校长摆了摆手，让我们坐下，接着回过头去，轻声对班主任说道：“罗歇先生，我将这个学生托付给你了，叫他读五年级吧。如果他的功课与品质都及格，再叫他升高班，他的年龄已经很大了。”

这个新来的学生坐在门后面的那个角落里，只要门被打开，任何人都看不到他，他是个小乡巴佬，大概有十五岁，身材比我们谁都高大。他的头发沿额头剪得很整齐，就像乡下教堂中的唱诗童，看上去显得很有礼貌，同时又显得有些不自在。尽管他的肩不是很宽，然而那件黑纽绿呢小外套想必穿得很紧，袖口线缝处绷开了，露出被太阳晒得通红的手腕，一瞧便知道他经常挽起袖子干活儿。淡黄色的长裤子由一根背带吊得很高，露出穿着蓝袜子的小腿。脚上穿着一双难得搽油的钉鞋。

大家开始背书。他侧着耳朵倾听，全神贯注得仿佛在教堂中听传道，连腿都不敢跷，手也不敢放到桌子上。到两点下课铃响时，如果不是班主任告诉他，他连与我们一同排队都不知道。

我们平日里有一个习惯，一走入教室，便将帽子扔到地上，免得拿在手中碍事，所以一跨进教室的门便把帽子丢在长凳下面，而且还得靠墙，使得教室内尘土飞扬。这已成了规矩。

不知新来的学生是没有留意到我们的行为，还是没有胆量像大家那样做，上课之前的祷告做完以后，他仍然将鸭舌帽搁在膝上。他的帽子仿佛一盘大杂烩，很难认出究竟是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总之不是什么好货，极其难看，就像哑巴吃完黄连以后的苦相。帽子的形状像鸡蛋，里边有铁丝支撑，帽口有三条滚边。再向上是交叉的菱形丝绒与兔皮，当中有一条把它们隔开的红线，再向上是像口袋一样的帽筒，帽顶由多边硬壳纸制成，纸上有复杂的彩绣，还有一根又细又长的饰带，有一头吊着一个用金线结成的小十字架当做坠子。帽子是新的，帽檐还在发亮。

“站起来。”老师说道。

他一起身，鸭舌帽便掉在了地上。班里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他俯身拿起帽子，身边的学生用胳膊碰了碰他，帽子再次掉到地上，他第二次把帽子拾起来。

“不用着急，你的王冠肯定不会摔坏。”老师非常幽默地说道。

学生们都放声大笑，可怜的新生愈加不知所措，不知道帽子应当拿在手中，还是任凭它躺在地上，或者是将它戴到头上。他最后坐了下来，帽子仍然放在膝上。

“站起来，”老师又重复了一遍，“告诉我你叫什么。”

新生口中像含着萝卜一样说出一个模糊不清的名字。

“重复一遍！”

新生又说出一个模糊不清的名字，全班同学笑得更加厉害了。

“声音大点儿！”老师叫道，“声音大点儿！”

因此新生下定决心，把嘴张得大大的，像在呼救一样，用尽全身力气喊道：“沙博瓦里！”

这回可好了，大笑声、叫喊声迅速往上升，愈来愈吵，有些声音极其尖锐，有些像狼嚎，有些像狗吠，有人跺脚，有人模仿：“沙博瓦里！沙博瓦里！”很长时间以后才变成稀稀落落的叫声，渐渐地安静下来，不过一排板凳好像一串爆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发出几声无法抑制的笑声，就像重新点燃的爆竹一样。

老师不得不用罚做功课的雨点，来浇灭爆竹，终于渐渐恢复了教室内的秩序；老师接着让新生听写、拼音、一遍遍地念，才弄清楚他叫夏尔·包法利，于是罚这个可怜虫坐在讲台前面只有懒学生才坐的板凳上。他刚想去，又停了下来。

“你找什么东西？”老师问。

“我的……”新生心绪不宁，眼睛向四下里环视着，胆怯地说道。

“所有的人都罚抄五百行诗！”教师一声命令，正如海神镇压风浪那样，把一场刚刚发生的风暴压了下去。“都不准闹！”老师被惹烦了，一边从高筒帽中拿出手帕来擦额头上的汗，一边继续说，“你呢，新来的学生，罚抄二十遍拉丁动词‘笑’的变位法。”

接着，他用稍稍亲切一点儿的声音说道：“至于你的帽子，很快便会找到，谁也不会抢的！”

教室里又安静下来。头全低下去做练习。新生笔直地坐了两个小时，尽管不知道什么时候，说不定谁的笔尖便会弹出一个很小的纸团，溅得他满脸墨水。他只用手擦一下脸，仍旧纹丝不动，也不抬眼看一看是谁。

上晚自习时，他从书桌中取出袖套，将学习用具放得非常整齐，认真地用尺子在纸上划线。我们看见他确实努力，每一个词儿都耐心地查词典。当然了，他正是靠着自己的这种精神，才没降到低年级，因为他就算勉强知道文法规则，不过用词造句并不怎么行。他的拉丁文是本村神甫教给他的，他的父母怕花钱，不是拖得确实无法往下拖了，还不想让他读书。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原先是军医的助手，在一八一二年前后的征兵案子中受到牵连，只好在那时退役，幸亏他那潇洒的外表，讨得一个衣帽店老板干金的欢心，令他总共获得了六万法郎的嫁妆。他长得很英俊，爱说大话，总是让他靴子上的马刺发出响声，嘴上的胡子与络腮胡连在一起，手指上从来都少不了戒指，衣服也是非常华丽，外表看上去好像一个勇士，温和而又像一个推销员。

结婚以后，前几年他就靠老婆的钱生活，吃得很好，早上睡懒觉，用瓷烟斗不住地抽烟，晚上看完了戏才回家，同时也经常去咖啡馆。岳父去世以后，没留下太多的遗产，他心中不快，想开一个纺织厂，又搭进去了本钱，不得不返回乡下，希望在那儿能一显身手。

可是，他既不了解织布，也不知道怎么种地；他的马不是耕地用的，而是驰骋用的；他的苹果酒不是一桶桶卖出去，而是一瓶瓶喝掉；他院内养得最肥的鸡鸭，都自己吃了；他的猪油也擦了自己狩猎时穿的皮鞋；很快，他发觉自己应当消除所有发财的想法。

然后他一年用二百法郎，在肖舒瓦与皮卡迪相邻的一个村子中，租下一座半田庄、半住宅的房屋。他感到沮丧，埋怨别人，从四十五岁开始，就关上家门，自称厌倦人世，决定只过清静的生活。

他的妻子过去爱他几乎着了迷，真是对他百般顺从，但是她越是什么事都依着他，他却越远离她。她原本性情温和，感情丰富，对爱情忠贞不渝，以后岁数大了，就好像跑气的酒要变酸一样，也变得不好相处了，讲话唠唠叨叨，神经紧张。她受过多少苦啊！刚开始看到他追骚逐臭，遇见村上的轻浮女人也不肯放过，晚上烂醉如泥，一身酒味，从许多个肮脏之处被送回家来，她也没有一句怨言。后来，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不得不一声不吭，逆来顺受，就这么一直生活着。她还必须四处奔跑忙碌。她要去见诉讼代理人、法庭庭长，记着什么时候期票到期，办理延期付款。在家中，她还要缝补、洗烫衣服，监督工人，发工资，可是她的丈夫任何事情都不管，一天到晚都是一种昏昏欲睡、无精打采的样子，好像在和什么人怄气一样，稍稍醒过神来便对她说一些薄情寡义的话，蹲在火炉一边抽烟，一边往炉灰中吐痰。

当她生下一个儿子时，却只能交给奶妈抚养。小把戏断奶回家以后，又将他宠得像个王子，母亲让他吃果酱，父亲却叫他赤脚到处跑，还充当哲学家，声称小畜牲什么都不穿，也许会活得更好。父母对孩子的想法大错特错，父亲脑子中有男人的想法，他想依照斯巴达的方式认真训练儿子，便于使他拥有一个强壮的身体。他让儿子冬季睡觉不能生火，让他喝许多甘蔗酒，看到教堂游行的队伍便讲粗话。然而孩子生来温顺而又善良，辜负了父亲的一番苦心，白白浪费了他的时间。母亲经常叫儿子跟着自己，给他剪硬纸板，讲故事给他听，不住地轻声自语，欢快之中带着一些忧虑，又过分亲密。她的生活过得孤单而寂寞，于是将残缺不全的幻想统统寄托在孩子身上。她幻想着当官发大财，好像看到他已成人，英俊、聪慧，无论是修建桥梁公路，还是当官执法，都已经有所作为。她教给他识字，有的时候也弹奏一架很早以前买的旧钢琴，教给他唱两三首小调。不过对于这一套，认钱但不重视文化的包法利先生却声称不划算。莫非他们有钱让他上公立学校，以后买个官位，或是开一个店？何况，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肯定会过上好日子。包法利太太不得不咬了咬牙，叫孩子在村上成天瞎混。

他跟在庄稼汉身后，拿土块打得乌鸦到处乱飞，他顺着溪沟采黑莓吃，手中拿着一根钓竿，说什么是在看火鸡。到了秋季他便翻晒谷子，在树林中到处乱跑，下雨的时候他在教堂门廊下面的地上画好方格，玩跳房子的游戏，赶上节日他便请求教堂的管事叫他敲钟，这样可以将自己吊到粗绳子上，绳子不停地摇摆，他就感到是在随风飞舞。所以，他长得如同一棵粗壮的大树，胳膊有力，皮肤健康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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