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立主编的这本《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2012)》精选2012年全国各地报刊和网站中的一些好的文史精品佳作，内容涉及古今中外，讲究思想、趣味、探秘。单篇来看也许不是历史，但合起来看，或许就是历史的某一维度，为历史保存记忆。形式多样，包括口述实录、亲历往事、知识分子心史等等。本书旨在提供一些历史的碎片，为20世纪史的研究者提供参考的文本，多角度还原历史真相。讲究可读性、资料性，引发人的思考。

《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2012)》是一部文史作品集，选编了2012年度最佳文史作品24篇，包括：诸荣会的《张之洞：文化“钉子户”》、吴思的《德国人如何对待历史》、范亦豪的《猫城断想》、秦晖的《从俄国到中国》等。

《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2012)》由耿立主编。

去触摸那些灵魂(代序)／耿立

张之洞：文化“钉子户”／诸荣会

秋瑾：襟抱谁识？／耿立

德国人如何对待历史／吴思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苍耳

遗民·苦闷／李洁非

张竞生其人，张培忠其文／任启发

猫城断想／范亦豪

名将中的贵族(外四篇)／乔良

事实比杜撰更离奇／哈米

天安门城楼秘密翻建始末／陈徒手

革命者托洛茨基之死／章鲁生

“不死鸟”张奚若／王开林

萧红：文字与人生一起脱轨／王鹤

追寻一个旷世悲剧／哈米徐凯伦

“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阎锡山／陈为人

“总不能停止写吧”／李木生

从俄国到中国／秦晖

西哈努克VS波尔布特：恩恩怨怨半世纪／张慧

南怀瑾：亦儒非儒是佛非佛／彭苏

警惕科技迷信／田松

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柴静

有关“知青”的记忆和思考／周大伟

驻足国殇墓园／李雪晴

浴血松山／李雪晴

毛泽东很年轻时曾参加过湖南新军，在编于混成协(旅)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在那儿他领得了生平第一支属于自己的枪——一支“汉阳造”步枪，枪号8341。四十年后，中共中央成立警卫团，要毛泽东为之取番号，他情不自禁想起了那支编号为8341的步枪，就用那个枪号作了中央警卫团的番号，为此中央警卫团在1964年之后又被称为“8341部队”。虽几经改变，仍回到这里——由此可想而知，那支“汉阳造”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几年后，毛泽东先后两次视察大冶铁厂——对同一座工厂视察两次，这对**来说并不多见——由此也可想而知，大冶铁厂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毛泽东使用过的那支编号8341的步枪为汉阳兵工厂生产，工厂创始人是张之洞；毛泽东两次视察的大冶铁厂，其创始人也是张之洞。毛泽东有一次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时，曾满怀深情地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由此更可想而知，张之洞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

张之洞，一个生命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等长的人物。

一般人对于他的了解恐怕就只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是晚清的所谓“中兴名臣”之一，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其二近代许多实业和大学都曾是他创办的，如汉阳兵工厂、大冶铁厂、卢汉铁路、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

其实，张之洞的一生极其复杂，他的人生面目也是远不止此两者，他在历史的许多时段所扮演的角色有时与我们所熟知的实业家形象很是不同，甚至恰恰相反。

近代实业家、晚清权臣的张之洞原本属于朝中清流，且由此而发迹。这一点他与晚清另几位所谓“中兴名臣”、“洋务派”人物很不相同。

无论是曾国藩、胡林翼，还是李鸿章、左宗棠等世人眼中的“洋务派”，他们虽然也都有或高或低的科举功名，但是他们最后崛起于晚清政坛，说穿了靠的还是他们镇压农民起义中取得的所谓“军功”；而张之洞不同，他1863年考取“探花”，很快在朝中成为了清流领袖，然后下派任山西巡抚，后又擢升两广总督等，成了清廷真正的封疆大吏——这一切他并没靠“军功”。

对于清流，有一句现成话人们用来对其进行攻击是最有杀伤力的：“清谈误国。”我想张之洞不可能不知道世上有这么一句话。但是成为一名清流似乎是他的人生必然，甚至是他的宿命。

当然清流也不是谁想做就能做也做得了的，得有资格。

这资格首先便是其文化的优势。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是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第39代孙，元代著名散曲作家张养浩第16代孙；出生时，其父张锳任贵州省兴义知府，所以其少时在贵州兴义府署度过。生长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的张之洞，从小接受的教育自然良好，而他本人也博闻强识，文才出众，年方十一，即为贵州全省学童之冠，作《半山亭记》，名噪一时。此记全文，刻于安龙招堤畔之半山亭。十二岁在贵阳出版第一本诗文集。咸丰三年(1852)，回直隶南皮应顺天乡试，名列榜首，成为解元。同治二年(1863)很顺利考中进士第三，即成了探花，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如此科举业绩，自然让张之洞充满了一种文化优越感。

其次，成为清流也要有其特定心理品质，如恃才傲物、无所顾忌、不平则鸣、言行执著等；而一个人心理品质的形成，除了天生，更与后天的际遇分不开。张之洞以诗文成名于早年，这自然给了他人生最初的自信和自负；踏入科场之初，也是顺风顺水，院试、乡试一路绿灯，取得了解元身份；眼看着就可在科举道路上最终登顶了，谁知会试一考不中。好不容易等到三年后再考的机会，却被告知参加会试的资格被取消了：己未科(1859)会试，由于同考官张之万是他堂兄，所以他不得参加会试，这叫做“循例回避”。只得再等！1860年朝廷特开恩科，张之洞欣喜异常，可是谁知同考官又是张之万，他再次没有考试的资格。又等过三年，终于到了壬戌科(1862)会试之时，张之洞这次总算有了参加会试的资格。旧历三月初九，张之洞满怀信心地走进号舍，挥毫应试。三月的北京，乍暖还寒，春寒料峭，那号舍里更是冷如冰窖，张之洞与千百考生一样，在其中呵手跺脚，熬完了三场九天。谁知尽管张之洞觉得自己文章写得还不错，可是到四月十五会试放榜时，他在那“杏榜”之上连找了几遍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当他确信自己名落孙山之后，只得一面感叹命运再次与自己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一面巴望着下次再试。好在同治二年(1862)，张之洞总算考中了进士，而且还是个第三名探花。这样的结果，让张之洞觉得命运似乎又是与自己开了一次玩笑，不过这一次玩笑总算是让他笑出了声。的确，如此出其不意、大悲大喜的科场经历，只要是个正常的人，都会因此而恍惚的，而这样的恍惚，又不能不让他对所谓的文章大业产生一种复杂的情感，也不能不让他对这种考试本身也产生一种复杂的情感，而所有复杂的情感，最终又不能不影响他以后的心理品质和人生态度。

在张之洞与会试间发生阴错阳错、啼笑皆非关系的近十年中，他的家庭其实也发生了一次大辱大荣、大悲大喜的变故。咸丰五年(1855)，贵州爆发苗民起义，作为兴义知府(后又兼云贵兵备道)的张锳自然是协助云贵总督恒春进行镇压，然而久久都不能平定下去。1856年，恒春在咸丰皇帝的严责下，调集贵军在川、滇、桂等省再一次向起义军进攻，但各路清军互相观望，畏葸不前，唯有张锳奋力出击，战果显著。可是三年战场生涯，让张锳重病缠身，几次晕倒在战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锳才请解甲病休，却不但未获批准，反而再被调去镇压黔东镇远、铜仁的义军。张锳因病重实在无法受命。谁知恒春竟因此而以“剿匪畏葸，节节退守”的罪名将他革职。此后二十多天，张锳便去世了。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不能受命实在并非“剿匪畏葸”，而是恒春制造的一个冤案。这无疑让张之洞和整个张家都背上了一下沉重的枷锁。谁知这一枷锁竟然一朝得解了，且几乎正与张之洞考取探花不约而同：一面是张之洞获赐恩荣宴，入翰林院，任编修；一面是朝廷追封张锳三品太仆寺卿、荫张锳最小的儿子张之涌为州判注选。真是十年沉冤一朝雪，如此大悲大喜、大辱大荣，又不能不让张之洞恍若一梦。父亲沉冤，他从一些人的冷眼和冷语中知道了什么叫落井下石和雪上加霜；沉冤昭雪，他又从一些人的恭贺和道喜中领略了什么叫趋炎附势和见风使舵；自己高中探花，他更从一些人的奉承和笑脸中知道了什么叫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张之洞后来所表现出的种种人生态度和现实行为，如经世致用而常现世故圆滑，义无反顾又不乏灵活机动，洞察世情又几近红尘参破等等，似乎都可从此找到源头。

另外，当时“孤儿寡母”当家的清廷，一面不得不依仗新崛起的汉族大臣，主要是曾国藩等军政大权在握的“洋务派”人物；一面又时时担心他们“功高震主”，以至于不得不时时防着他们。于是慈禧便想到一招，通过扶持清流，牵制“洋务派”。

清流因其具有较高的文化优势而一般都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而这种自尊促使其对于外来文化多采取拒绝和排斥的态度和立场；而在外交方面，多主张强硬的手段。这一点正好与洋务派相反，洋务派多数在外交上主张以妥协来争取尽快自强。正是因为这，慈禧放任和扶持朝中清流来牵制洋务派，才成为一种可能和有效的手段。张之洞曾经说过：“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立而已。”

张之洞带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又是在这样一个政治时机下进入翰林院的，这便注定了他成为清流实在是一种必然。

果然，入翰林院不久，张之洞便与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宝廷、吴大澄、张观准、刘恩溥、吴可读、邓承修、何金寿等人一起，放言高论，纠弹时政，抨击奕、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因此，时人对他们有“四谏”、“六君子”、“十朋”之称。

张之洞的第一道奏折是替都察御史刘芝泉写的，最终也是以刘芝泉的名义递上的。没想到它不但很快参倒了一名道台吴台朗、一名御史吴台寿，而且还直接促使朝廷军政重臣胜保畏罪自杀。这样的结果，让刘芝泉拿起张之洞写奏折的那支笔感叹说：“这哪是一支笔呵，在香涛手里，简直就是一柄龙泉宝剑呵！”

1879年，因为四川东乡一案，张之洞又为民请命，连上数折，最终上谕认定，东乡民众闹粮仇斗，并非叛逆，众寨民并非叛党，当事官吏孙定扬、李有恒妄杀寨民，先是被革职，后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护理总督文格等人皆交刑部议处；初审此案的思承、童华也因议罪失当和家丁勒索被革职……此时只是一个学政的张之洞，不但推倒了本来几乎已成定局的大案，而且让如此多大员，革职的革职、砍头的砍头，无疑好生了得！一时间，在民间，张之洞俨然成了为民辩诬、洗雪沉冤的青天；在朝中，自然成了清流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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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触摸那些灵魂

走

到牛杀场，去

喝牛肉汤……

多年了，我为友人朗诵诗歌《透明的夜》的时间地点已经浑然忘却，在前几日的聚会中，友人说还记得当年我朗诵这诗的言语腔调和夸张的举止；在写作《赳赳民国》序言时，脑子里蓦然蹦出的就是：“走/到牛杀场，/去/喝牛肉汤……”

毫无来由，毫无端倪，真的是无端冒出的吗？其实是艾青这诗歌营造的那气氛正合我写序时胸中的郁郁之气。

我还完整地记得这诗，第一节只突兀的一行：透明的夜。如凡·高画笔下的夜，缠绕旋转而魅惑人，一下子笼罩了你的全身，你的前后左右，呼吸与发际，好似都是那夜，连肠道里都是那夜：酒徒的阔笑，狗的吠声，醒的酒坊，野火一样的灯，血的气息，人的嚣喧，泥色的语言，血染的手臂和头颅，火一般的肌肉和里面的痛苦，愤怒和仇恨的力，夜的醒者、醉汉、流浪客、过路的盗、偷牛的贼……向沉睡的原野哗然走去……这些溅射着火和血的鲜活的形象，动态和语言，是那么生猛鲜活，好像涌动的沸腾的血泼在雪野上，吱吱地冒泡。

这是我记忆的民国的群像，那么生机勃勃又满是苦难的民国，那些民国的人物如黑铁和礁石一样深深锲入黑沉沉的夜，如木刻的版画，把这些灵魂突显出来。

按一般的理解，民国的时间段只短短的三十八年，从一九一一到一九四九年。但在人们的心理时间上，这段民国的历史好像很长。

这是皇权旁落专制萧索的时代，这是民主和自由的种子落地的时代，这也是饥馑灾荒连结、兵爨烽火四起的时代，这是异族比赛百人斩以中国人的血洗刀的时代。狄更斯《双城记》的话，又一次击中我：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这历史像极了勃兰兑斯在描述十九世纪欧洲的流亡作家时说的话：“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我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他们的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不继续前一天的工作，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费力地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不得不怀着疑虑继续生活”，是穿长衫把手指咬破的学生在1919年天安门广场面对世界的基本方式，他们的血在热烈中冷凝，在呼喊中分化蜕变；而世界，那冰冷的历史难道真的就是要用血而温热吗？随后就有刘和珍君的血再一次洒在历史的广场，人们说“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身食素，以示忏悔”。我读过《另一个段祺瑞》，段祺瑞的外孙女张乃惠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鲁迅曾说这是民国最黑暗的一天，鲁迅的口鼻里是被那血腥所充斥的。但对这样的说法，我是怀疑的。段祺瑞孙女的说法是靠不住的，有的人已经考证段祺瑞根本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悼念大会上，更遑论什么“当众长跪不起”了。

从这件事，我想到作为一个后来者应该怎样对那些苦难历史进行叙述和还原呢？在劫难过后，我们的民族和历史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和苦难对视？为过往的历史结账？我们是该把苦难作为终点而轻易滑过放过，还是以苦难为起点？想苦难尽快结束，为苦难安放一个温暖的诗意的尾巴，无疑是孱头。应从苦难出发，在我们民族心灵里找出苦难的源头；面对苦难，不是与苦难和解，而是最终消灭苦难，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反刍苦难、舔舐苦难、咀嚼苦难；对苦难的制造者一个也不放过，拒绝合唱、拒绝趋附、拒绝屈从。用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传记中的话来说就是“从痛苦中产生对痛苦的爱，用痛苦的烈焰温暖着他的时代和人世”，一个作家可以用爱拥抱历史，但不要被爱烧瞎了眼睛，淤塞了心智和理性，我们不是记住仇恨，我们只是追寻那些痛苦的来路，我们拒绝遗忘。

各人进入历史的方式不同，于是，我选择了自己的方式进入民国，直面那些曾经过往的灵魂，不是风花雪月，只想拣拾那些骨头，那些卡住历史喉咙的骨头，那些让对手如鲠在喉吐不出咽不下的骨头。

短短的民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是历史为这个民族淬火的时代。文人星璨，猛将如云。这里既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的汪精卫周作人胡兰成等脊椎软化的一族，更有张自忠赵登禹血涌于顶的慷慨悲歌之士。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的话，深得吾心：

“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裂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怀、黄兴者流的贤人烈士，才能抵消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未尝骗来骗去，而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己。”

确是在民国的时代，那也是汉奸遍地枭雄遍地的时代，那也是我们民族毒瘤溃败的时代。虽然我不是道德论者，一个腐朽的政权是不应该要求他的子民效命的，但生在这片土地的人，是应该爱这片文化的江山，有着我们祖茔和先民尸骨的土地。

但我又想爱国是应讲究逻辑的，国家至上主义要求国家的子民为这个国家生为这个国家死。但这个国家怎样爱自己的子民却一直是遮蔽隐匿的，语焉不详。爱国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爱自己的子民，舍此，那爱国就变成了一个虚幻的骗局。

历史是个巨大的黑洞，有时在夜深时分，我常常披衣而起，徘徊斗室，长啸复长啸。我常常咀嚼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从秦汉及至清末，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大转型，由帝国转为民国，用唐先生的话说便是: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的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我有时怀疑，对历史洞彻的唐先生，真的能预测出历史三峡有多长吗？真有一双高手在我们民族的背后拨弄么？历史有时是诡异的，有时偶然才是必然。关注民国的那段历史，是关注那些人，关注那些事件背后的人性的高度和人性的污浊。这是历史三峡中最惊心动魄的时段，可以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但这段历史曾一度被人们遗忘，甚至扭曲，我常想，这些民国的人与事消失了吗？是否早已遁形于虚无？我知道，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苟活，为了眼前的残羹冷炙，总是绕着走躲着走，尽量闪避，历史成了一段古为今用的服从指令的弄虚作假，历史成了假面舞会的俱乐部。历史的脸皮已经伪饰得很厚，我们很难看到历史脸蛋的本色。

但我深知，对某些人与事的沉默，恰恰是沉默者的耻辱，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写作的尊严，总有人要写。在某些苦难面前闭眼是可耻的，那是对精神最大的戕害，也是对人性最大的戕害。

谁能测度出历史深处的人性？谁能测度出历史深处我们应该有的良知？对待我们民族流过的血，所受过的苦难，我们是否有过心悸和反思，是否有过热泪与痛哭？

面对着民国的那些丰沛的生命，我们只有对那些崇高的生命表达出敬意，对那些丑恶的灵魂表达出最大的鄙夷，我们才能获得良心的安宁。历史也有公平正义，让该得到的评价得到，让该开放的鲜花开放，正是那些亡灵所欣慰的。

其实无论社会如何走向，人性中，那些自然的本性，是我最关注的，虽然，人为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在异化着人，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生命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我们有着自然给予的脑和手、基因和血液中的化学反应，我们生命内容的90%仍是自然的，只有剩下的那点属于人为。”

但我认为，人为的部分中，也一样有着合乎自然的东西，比如爱，比如对弱小者的同情与呵护，比如对丑恶的鞭挞和厌恶。

我常想一个人的文字是应该关乎心灵的，这也是合乎自然之道，这正如我读到的《透明的夜》那样的感觉：

走

到牛杀场，去

喝牛肉汤……

走，我们走到民国去，去触摸那些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