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主编的这本《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2)》精选2012年度中国中篇小说中的佳作，公正客观地推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旨在使读者能够集中全面地了解中国中篇小说的创作成果。所选小说虚构了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众生相。写作手法的运用多种多样，情节起伏，转折出人意料，耐人寻味。阅读时引人入胜，欲罢不能。内容丰富，故事精彩，情节感人，发人深省，回味无穷。阅读本书，能使读者领略中国二十一世纪中篇小说的魅力，打开一扇通往小说艺术世界的门。

《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2)》是一部中篇小说集，选录2012年度国内最佳中篇小说9篇，包括：弋舟的《等深》、方方的《声音低回》、钟求是的《两个人的电影》、王威廉的《第二人》等。

《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2)》由贺绍俊主编。

序言／贺绍俊

等深／弋舟

声音低回／方方

两个人的电影／钟求是

第二人／王威廉

阿瓦古丽／阿拉提·阿斯木

启蒙／刘继明

你可以让百合生长／邓一光

胜利稗记／周碹璞

光荣牺牲／卢一萍

她坐在我面前，我们之间隔着张铺有台布的桌子。

这样的场面必定发生过很多次，但每一次身临其境，我的心里都会泛起微澜。这没什么可说的，就像岁月中总有些蛮不讲理的滋味，在我们的心里盘桓不去。比如，她的名字叫莫莉，而在我的心头，从一开始，就是以这两个字来称谓她的——茉莉。她或许并不知道，当我每次叫她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叫着——茉莉。这算是我自己的一个秘密。最初，这个内心的秘密无疑蕴含了情意，随着时光荏苒，这个蕴含着情意的秘密当然也无疑地麻木了，它不再是一个发自心底的爱称，而是犹如户口本上横平竖直的实名。这时候，莫莉或者茉莉，都只是一个女人的名字罢了。而我依然固执地以“茉莉”称呼她，不过是因为一切已经成了习惯。

她说：“晓东，原谅我总在这种时候来找你，我知道，你并不能帮我把他们找回来，但是，将自己的艰难说给你，对我似乎已经成了习惯……”

我凝视着她。她也在说“习惯”。

我还记得三年前那个深夜被电话铃声吵醒的情景：我从一个辗转的梦中醒来，抓起电话“喂”了一声，就被自己发出的声音吓住了。我的声音喑哑，粗涩，像一阵风从砂纸上挤过去。怎么会这样？睡觉之前还是好好的，我还和一个女人通过电话，一切如常，我用自己温和的男中音，成功地将那场通话带向了我所希望的氛围，并且将那样的氛围一直延宕进了梦中。接听这个深夜来电，我的声音却突然发生了转变。我惊悸于自己声音的无端转变和转变后心情的无端颓废。我试着让自己清醒一些，调整卧姿，在被子里坐正，使脖子舒展开，又“喂”了一声——似乎好了点儿，但依然令我感到陌生。电话却被那边的人挂掉了。我怔忪地靠在床头，觉得一下子枯萎了，有种一落千丈的下坠感。我是一个相信生活中充满了隐喻和启示的人。深夜打来的电话和自己突然的变声，都令我陷入到阴郁的猜测之中。我用力地咳嗽了两声，电话铃声又响了……

这个电话就是茉莉打来的，时隔二十多年，她向我汇报：“我打电话给你，是想告诉你周又坚失踪了。”

周又坚是我大学时代的朋友，她的丈夫。

而刚才，时隔三年，她坐在我的对面，隔着张铺有台布的桌子告诉我：她的儿子周翔也在三天前失踪了。

“茉莉，”我顿一顿，“别这么说，你没什么需要被我原谅的，谈不上——”

“我知道！可我必须这么说，晓东，我快崩溃了！”

看得出，她的确是快崩溃了。在打断我之前，她放在桌面上的左手攥成了拳头，不自觉地砸了一下桌子。

我将那杯柠檬水向她的手边推了推。“喝口水，茉莉。”

她动作戗直地举起水杯，喝了一大口，别过头去的时候，用另一只手的手背恨恨地抹去了我尚未看到的泪水。

我说：“你来找我没错，起码，把一切说说也好。”

我这么说不过是想令她的情绪缓和下来。我一直盯着那只被她攥紧的水杯，几乎已经看到了这只水杯在她紧张的手里破裂时的景象。

“晓东，你别安慰我。”攥着水杯的手松懈了一下。她手背上的血管依然突兀。

“当然，光是说说解决不了问题。”我尽量在措辞，“我想，事情可能没那么糟糕，周翔离家不过才三天……”

“三天还不够吗！”她立刻又剑拔弩张了，“周又坚也是从三天失踪到三年的！”

我将那只水杯从她的手里拿掉，放在一个自认为安全的距离外。“不一样的，茉莉。周翔只是个孩子，你知道，男孩子在这样的年龄，跑出去疯几天是很正常的事，我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当初周又坚失踪你们也这样说——一个成年男人，跑出去疯几天是很正常的事！周又坚一个成年人说丢都丢了，何况一个孩子！”

我闭了嘴，知道在她这样的情绪之下，我是无法说完整一句话的。

“周翔的确只是一个孩子啊，你别看他长得那么高，再过三天，他才满十四岁……”听不到我接话，她的声音自然减弱了下去，同时不自觉就去伸手够那只水杯了。

我吃惊地发现，那只水杯原来被我夸张地放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距离。她几乎将上半身完全趴在了桌面上才如愿以偿。我喝了口咖啡。柠檬水是她自己要的，在我的理解，她是避免让自己喝到刺激性的饮料。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窗外可以看到一截浑浊的河水，对岸寸草难生的山陵掩映在楼群背面，一点也不美。此刻是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早晨十点，这地方像是被我俩包下了一样。一个系着格子围裙的女招待在拖地，偶尔抬起头，脸上仿佛只长着一双惺忪的睡眼。

“这次真的不同，周又坚失踪时我也很焦灼，但是这次，”她绝望地说，“晓东，我真的感到了绝望！”

我用手捂在她握着杯子的那只手上，心里衡量着丈夫与儿子在一个女人心目中分量的差别。我相信她的话。我相信她的绝望。

三年前，当她在深夜再次将电话打进来时，并没有立即进入正题，而是先和我散漫地聊了起来。我“喂”了一声，她在电话里迟疑地问：是……晓东吗？我说：是，您是？她说：哦，我还以为打错了——你的声音怎么变得一点都不像了呢？我说：是，我也吓了一跳，很突然，一点前兆都没有，就这么说变就变了。不过你的声音却没有变，我听出来了，你是茉莉。她的声音轻快起来：真的吗——真的一点都没有变吗？我说真的真的，心情随之明朗，混合在残存的睡意里，逐渐形成一种黏稠的、甜兮兮的情绪。我用这种情绪去回忆她的样子，她也就变得黏稠的、甜兮兮的了。她的脸庞、腰肢、晃荡在乳沟间的十字架，都以一种糖的气息从遥远的大学时代飘进我的脑子里。我想，现在的茉莉，一定比从前更具魅力，应该像一把名贵的小提琴了吧，足以在上面演奏出动人心弦的乐章——快四十岁了，她的身体应该已经在岁月这所大学毕业了。我们顺着“变与没变”的话题聊下去。茉莉的语气有些兴奋，女人们总是乐于听到自己“没变”。我们聊起一些陈年往事。大学毕业后我们很少见面，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也只是知道对方的下落，偶尔通过几次电话。我心里有些隐隐的不安。首先，我的声音仍旧异常，仿佛被一只柔软的手扼住了咽喉，不蛮横，却壅塞住了气流，令我发出的每一个音节都像是叵测的阴谋；其次，在深夜里和茉莉轻松地追忆从前，总觉得有什么困难的东西被有意忽略了过去。后来，聊到一些我们认识的人时，她突然沉默了。噢，我想起来了——，她恍恍惚惚地说，我打电话给你，是想告诉你周又坚失踪了。我艰难地问道：失踪了——谁？——周又坚吗？她说：是的……好端端就从单位里消失掉了……谁也说不准他去了哪里……已经整整三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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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年底将近的时候，就是好几个出版社张罗着编选年度文学作品选集的紧张时刻了，我已经参与编选了好几年，一开始也许带着几分兴奋和惊喜，但几年下来，竟变得有些精神麻木了，觉得年复一年的编选是在做一桩重复性的工作，因为作品中相似性的东西太多。为此难道我们就要去责怪作家们原创力不够？不能不说，我一度就是抱着责怪作家们的态度的，我觉得他们的创作在衰退，所以不能给我们带来惊奇。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突然来到我家看我，他大为惊奇地说你住的地方变化太大了。我开始还对他的惊奇不以为然，后来才明白，这种变化是在慢慢发生的，它发生在我眼皮底下，就像一根秒针悄无声息地移动着，我对它熟视无睹。朋友的到访提醒了我，我应该反思我阅读当代文学的态度，作为一名从事评论的专业阅读者，我不应该只对惊奇感兴趣，而应该以最认真最细微的观察，去捕捉正在悄然进行中的变化。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作家们每时每刻都在制造惊奇，这不是文学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不断地出现文学的惊奇，那也许是进入到了一场文学的大革命，但眼下我们的文学并没有迹象在酝酿一场革命，它仍然沿着正常的轨迹在向前发展。在这样的情景下，最需要人们去关注在发展进程中滋长起来的渐变，这样的渐变积累起来就会是伟大的惊奇。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编选年度文学作品所秉持的态度。我希望我能够以这样的态度进入到2012年的中篇小说，不要遗漏其中的点滴渐变。

思想·批判

我一直强调小说的思想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小说是社会的思想容器，它承载了一个时代或一个阶段的最新思想发现。在中篇小说的写作中，作家们越来越注重对思想的表达，作家们对于社会与人生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更新和深化。我们要特别珍惜作家们在思想上的更新和深化。比如弋舟的中篇小说《等深》，这是一篇把锐利的思想埋藏得很深的小说，故事不过是发生在一个家庭里的小事，十四岁的儿子从一个男人对自己母亲的过分亲密的举动中感觉到了家庭的危机，他在满十四岁这一天，怀揣一把短刃要结束这个男人的性命。但作者从这个家庭小事里看到的是历史命运的变迁。等深，这是一个海洋科技的专业术语，其专业内涵也许我们不懂，但即使从字面上理解，也似乎能明白作者为什么要借用这个专业术语来表达他的思想忧虑。一代人的失职，将会在另一代人身上看出其沉重的代价，这就是历史的命运。我很敬佩小说中的那位才十四岁的周翔，作者弋舟敏锐地发现，他怀抱短刃上路了。这把短刃固然能够被同样敏锐的刘晓东截走，但刘晓东截不走另一把短刃。我是说，在周翔的头脑中还有一把精神的短刃，假如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一点责任感的话，我们不必在乎这把精神的短刃，就认真护送着周翔们上路吧。

刘继明的《启蒙》可以说是这个年度里非常难得的一篇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启蒙》的思想深度特别体现在作者在进行一次解构神话的工作。他解构的是关于启蒙的神话和关于知识分子的神话。启蒙和知识分子又是合而为一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诞生起就担当起了启蒙的使命。启蒙，将知识分子送到了一个道德的制高地，从此知识分子仿佛就具有了道德上的豁免权。刘继明首先就是从质疑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豁免权开始的。小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起。那是一个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时代，他们从“文革”的苦难中解放出来，以亲历者的身份大声批判“文革”，再一次高扬起启蒙的旗帜。小说中的蕖伯安就是这样一位启蒙的英雄。蕖伯安曾经被打成右派，在椿树岛进行劳动改造。他以这段生活为素材所写的精神自传式的小说《椿树泪》，表达了他的“只有俄罗斯知识分子才有的对大地和劳动人民的热爱”，引起了社会巨大反响，他也被青年们视为“精神导师和偶像”。他也成为了那个时代引领思想潮流的精神领袖，启蒙自然是他挂在嘴上的关键词，他支持年轻的大学生们创办《启蒙》思想刊物，强调唤醒青年觉悟的重要性。蕖伯安这个人物形象把我们带入到八十年代的文学场景之中。那时候，文学显得多么神圣，作家显得多么伟大；这一切皆因为作家们正在通过文学，进行着一场拯救民族和人民的事业。但关于启蒙和知识分子的神话也由此而建构起来。刘继明找到了解构关于启蒙和知识分子神话的钥匙，这就是道德豁免权。他在小说中围绕着蕖伯安的道德表现大做文章：蕖伯安是个“勾引姑娘的高手”，在农村莲子用她的爱保护了蕖伯安，他回城后却很快与莲子离婚，他一面与安然相爱，一面又上了漂亮女作家叶子的床。后来他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又对椿树岛进行掠夺性的开发，完全是一副资本家的模样。刘继明揭秘式地写出了蕖伯安的言行不一、内心丑陋的一面，在作者看来，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神话的真相。问题在于，如此不堪的知识分子又为什么能被当成神话来传诵呢。这就涉及另外一个关于启蒙的神话了。蕖伯安们是凭依着启蒙的神话，才会把自己也神话化的。但在刘继明的笔下，启蒙不过是蕖伯安实现个人功利目的的一个工具。新时期之初的启蒙使得蕖伯安把自己的所谓“受难”变成了政治资本，从而取得了文学上的话语权；而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他的“启蒙宣言”就变成了“为了发展，付出再大环境代价也值得”。在刘继明的叙述中，我们获得这样一个印象：启蒙之所以成为一个神话，就在于它一直处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状态之中，它最终成为了知识分子掩盖自己欲望的包装。尽管刘继明所塑造的蕖伯安只是当代作家的一种表现形态，但他通过这一形象，强调了知识分子的知行合一，强调了在一个法治社会，谁也不能拥有道德的豁免权，我以为这一点正是这篇小说的思想价值所在。

卢一萍是一位长期生活在西北边陲的军旅作家，他的《光荣牺牲》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生命生存都非常艰难的高原兵站。这篇小说显然可以归入到军旅小说中，反映当代军人生活的军旅小说这些年来似乎星光暗淡，但2012年有了《光荣牺牲》，军旅小说也变得光彩夺目了。军旅小说的闪光之处就在于军人总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我们身处和平年代，卢一萍却不是用和平的眼光而是用战争的眼光去观察他所书写的对象的，因此他说：“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座高原，也就进入了一个无声的战场”。这使他在写作中始终怀着一种肃穆和庄严的姿态。小说讲述的事情很简单，一位刚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杨烈被分配到海拔五千多米的天堂湾边防连，他到达边防连后就因为不适应高原气候而猝死在厕所里。但当卢一萍以战争眼光注视这一事情时，就发现了一个最简单却又被人们都遗忘的问题——杨烈猝死的地方是生物学家所认为的“生命禁区”。卢一萍便沿着“生命禁区”一路质疑下去，发出了一位作家出于人文关怀的批判声音：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给上高原的军人进行体检？为什么不能给上高原的军人进行适应性的训练？小说的批判力度还在于，作者进一步写出杨烈死后部队各个方面的反应：因为杨烈的死影响到连队的授称，也涉及团长和政委的“前途”。这些反应揭露出部队从来就缺乏“生命禁区”的意识。在反映当代军旅生活的小说中具有如此的批判锋芒，是很难得的。这篇小说的叙述采取了多视角的叙述方式，这似乎是卢一萍偏爱使用的叙述方式，其长处是能够使问题获得多棱角的展示。但这丝毫没有掩饰作者卢一萍的鲜明的立场：尽管这是一个“看不见烽火硝烟，听不见枪声炮声”的和平年代，但作者把他的写作当成了踏入一个残酷的战场，我们可以从他的叙述中发现他瞄准了目标他叩动了扳机。

温暖·平等

中篇小说的另一个主要变化就是作家从着力于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转向了对人性和心理的表现。作家不满足于把现实问题反映或再现出来，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人心的探询上，也希冀从人的精神层面寻找到拯救社会的动力。

有意思的是，在表现人性和人的内心世界时，作家们总是愿意以非正常人作为剖析的对象。方方的《声音低回》就写了这样一位弱智者阿里。阿里虽然是个弱智者，但他可以说是东亭一带生活得最快乐的人。这不是别的原因，就因为阿里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弱智，这就意味着他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地思维和生活，他会在未来的生命历程中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母亲要为儿子遮风挡雨，为儿子克服一切障碍。母亲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她让阿里成为了东亭最无忧无虑的人，她的愿望就是让阿里“快活地活一辈子”。为此她吃了很多苦，更是透支了自己的生命，突然有一天，她就再也承担不住而倒下了。但母亲临死前还惦记着自己的愿望，她把愿望托付给她的丈夫。母亲是这篇小说的灵魂，也是这篇小说最闪光的形象。方方塑造母亲的方式也是很讲究的。她把母亲交代清楚后就让母亲突然死去，母亲在后面的故事情节中是缺席的，然而我们在阅读中分明能感觉到母亲的身影贯穿在叙述的一字一句中，分明能感到母亲的强大力量，母亲的强大力量不仅征服了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也征服了作为读者的我们。单从塑造人物的角度说，方方以无形写有形，塑造了一个缺席却始终在场的母亲形象，这是一种小说叙述的技巧，方方用得如此娴熟，就应该赞一句。当然方方这样写也使得小说所要表现的爱不局限在母爱。小说中的母亲为什么那么看重对弱智儿子的关照，道理很简单，弱智儿子无法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幸福。在母亲看来，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获得幸福，既然弱智者无力自己获得幸福，那么我们就应该帮助他获得幸福。所以母亲在临死前托付自己丈夫时也是这么说的：“要对得住他的命”。在这里，方方传达出非常可贵的民主意识。任何一个生命，都有权利获得社会的尊重，都有权利从社会中获得幸福。小说还写了一位勇于担当、信守承诺的年轻人，他是弱智者的弟弟阿东。母爱保护了弱智的阿里，而阿东则让母爱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爱，他证明了一个真理：人类之间的爱是共通的。

邓一光的《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也是写的爱，但他更强调了平等的意识。小说的情节自然非常感动人，让人感觉到爱的温柔。的确，小说的基调是温柔的，但在温柔的后面又藏着作者坚硬的力量。这种坚硬的力量是针对着社会歧视而出击的。小说中的少女兰小柯生活在一个极其糟糕的家庭里，父亲吸毒，母亲缺乏生活能力，哥哥智障。兰小柯的问题说到底并不是来自家庭本身，她并不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而哀怨，相反她能够承担起她该承担的一切，她靠勤工俭学担负起养家糊口的担子，悉心照顾智障的哥哥，她具有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的一切优点，但她又是一个问题孩子，总会要给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制造一些不愉快。邓一光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千万不要以歧视的眼光来对待像兰小柯这样的问题孩子。他塑造了一位充满爱心的音乐义工左渐将，也许可以说，是左渐将以爱温润了兰小柯。但我发现仅仅这样说并不准确。爱，是许多作家乐于表现的主题；爱，也是许多小说感动我们的力量。但邓一光为爱加入了平等的元素，从而使爱的和声更为浑厚。左渐将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从来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对人充满着爱，但他并不认为爱是一种施舍物，因为施舍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他是把爱看成是一种平等的交流，他以这种态度与兰小柯交往，一直对外界充满敌视、对歧视充满敏感的兰小柯也正是被左渐将的平等态度所打动，她才会以真情与爱心回报左渐将。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并没有什么特别新异之处，从左渐将来说像是一篇教育小说，从兰小柯来说又像是一篇励志小说。但是，无论是教育小说也好，还是励志小说也好，当邓一光加入了平等的观念以后，一切都变得焕然一新。

周瑄璞是最近几年涌现出的一位小说作家，我发现这位年轻的作家对于城市的生活形态充满兴趣，她的不少中短篇小说与其说是在写人物，不如说是在写一种生活形态。在对城市生活形态的观察和评判中，自然传达了一位年轻作家的世界观，她在2012年发表的好几篇中短篇小说都是反映当下城市现实生活形态的，在这些小说中都都感受到一个共同的旋律：孤独感。看来这是作者最近集中思考的一个问题。孤独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顽症：城市中的道路越来越拥挤，人口越来越稠密，然而人与人之间隔膜越来越大，孤独成为了最为流行的“呼吸道感染”，仿佛一个人只要张嘴呼吸，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孤独这一病毒的侵扰。因此孤独感也成为城市小说中一个最常见的主题，会在众多小说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周瑄璞对孤独也有自己的见解。《胜利稗记》写到了一个很卑微的男人，他没有非凡的能力，没有强壮的身体，但他也没有转而去做一个无赖恶棍；他是一个被动者，常常被人左右，常常被人利用。我相信这样的男人是不会讨女人喜欢的，小说中的几个女人无不都是在利用他，敷衍他。这样的男人无疑是值得同情和可怜的，事实上，他在生活中得不到别人的同情，也不会有人去理解他的内心。尽管如此，这样的人物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虽不景气，却可以活得平静快乐。我欣赏这篇小说有两点，一是作者写一个弱者，却没有像通常那样刻意以一种同情和怜悯的姿态去写，这实际上是放下了某种优越感，以平等的意识去面对人物。二是小说写出了另一种孤独感。这样一个平庸和卑微的男人不也是一个孤独者吗？但作者没有以文人惯有的抒情化、诗意化的方式来消遣之，而是让其潜伏在客观的叙述之中。这同样也体现出一种平等的意识。

滋润在“文学的现实”里

中国的现当代小说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这不仅与中国的政治思想主潮相吻合，也适应了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习惯。中国的读者似乎更愿意从小说中寻找到现实的影子。所以小说写得一点也不真实就成为了读者否定一篇小说的理由。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写作，作家们有意无意地都会让自己的叙述朝着写实的方向靠拢。所以当代小说的写实性叙述是相当成熟的。但我也发现，写实意识的过于强盛带来了另一个后果，这就是小说家们弱化了建构文学审美世界的追求。因此小说写作在强调贴近现实的同时，也要具有一种反现实的觉悟，要把小说写作当成是在建构一个不同于现实的“文学的现实”。仍然有一些作家在做这样的努力，他们滋润在“文学的现实”里。

钟求是的《两个人的电影》讲述了一个温软优美的爱情故事。电影是这个爱情故事的媒介。昆生与邻居少妇相互之间都有好感，相约了一起去看一场电影，未曾想这次看电影竟导致了昆生的三年监狱生活。出狱后，两人天各一方，却共同怀有一个看电影的情结，不约而同地在他们第一次看电影的日子里去了同一个剧院看电影。从此他们相约每一年都要在这一天一起看一场电影。虽然每年只有这一天才会在一起，但因为有了这一天，他们的精神和情感才多了温暖和忧伤，多了期待和怀想。这个爱情故事完全可以用晶莹剔透来形容，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晶莹剔透的爱情故事是不可能完全从现实生活中照搬过来的，它是作家精心编织出来的一种“文学的现实”。或者说，现实生活尽管琐碎、芜杂，但也不乏诗意，小说家要做的事情不仅是要从芜杂中发现诗意，而且要把诗意小心地从芜杂中剥离出来，然后以这现实生活中的诗意为基础，创造出一个“文学的现实”来。《两个人的电影》首先是审美的，从这一点来说，它恢复了小说的荣誉。因为受所谓现代性的影响，小说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丑陋和异象，语言乐于粗鄙化和市侩化，讲故事也变得越来越形而下。读者似乎也接受小说朝着丑陋和粗鄙发展趋向的事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实生活本身正在变得越来越丑陋。但是，小说不应该满足于成为一面反映现实丑陋的镜子，小说恰恰是要用美好和理想来填补现实的不足。为了达到这一效果，钟求是对现实采取了一种提纯的方式，整篇小说变得非常干净，文字是干净的，情感是干净的，这就让读者阅读起来会有一种清洁舒服的感受。其次，干净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干净本身就是与现实的不干净针锋相对的。正如钟求是在一篇创作谈中所说的：“在眼下这个世俗的社会，有二奶、小三，有闪婚、离婚，但也必须有最干净的爱情。”

说到底，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是想象的盛宴。“文学的现实”是靠虚构来完成的，因此“文学的现实”能否征服读者，关键在于作家的虚构能力。年轻一代的作家似乎对虚构有着更亲近的冲动，这是我推荐王威廉的主要原因。《第二人》显然不是直接再现生活的小说，也不是直接针对社会现实的问题小说，它是一位作家将自己对于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转化为文学想象的结果。读这样的小说，读者想必是不会去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的，而是尽情地游走在作家虚构的文学世界里。这个虚构的世界带给我们的思索和启迪丝毫不会比现实世界带给我们的少。王威廉是这么理解虚构的：“文学的力量在于真实，而真实的路径却是虚构。虚构并不是谎言，虚构是条件的设定、睿智的发现；虚构是容器，容纳了生活中无辜、温柔与罪恶的一切；再往深里说，虚构是一种理想。怀揣着理想，不一定能实现什么，但毕竟可以使人走得更远。”他在《第二人》里较好地实践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小说中有着耐人寻味的隐喻，隐喻中有着深邃的内涵。

文化多元与多极的魅力

小说集最后一篇《阿瓦古丽》的作者阿拉提·阿斯木是一位维吾尔族作家，我特别要强调作者的维吾尔民族身份，就在于这正是我选取这篇小说的理由。我想要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当代文学的色彩异常丰富，这是因为调配了众多民族文化的色彩。当代文学的魅力首先就是文化多元和多极的魅力。特别是维吾尔族和藏族这两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更为明显。以维吾尔族文化为例，当代很多汉族作家都直接从维吾尔民族中获得了有益的文学资源，如王蒙、红柯、董立勃、刘亮程，等等。我曾专门研究过王蒙的小说，我以为，没有维吾尔民族文化，就不会有王蒙后来所形成的鲜明的文学风格。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十六年，他学会了维吾尔语，王蒙说：“一讲维吾尔语，我就神采飞扬，春风得意，生动活泼，诙谐机敏”。这既是维吾尔语的特点，也是维吾尔民族的文化性格，这一切又转化成了王蒙的文学风格。王蒙文学世界中的深邃的哲理、睿智的幽默和乐观的生活态度都是与维吾尔民族文化有关的，如果说，王蒙的文化基因中本来就有乐观、机智、幽默的种子，但这些种子只有移植到新疆维吾尔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才会长成一棵特别粗壮的树。王蒙自己曾很骄傲地说，他有另一个舌头，就是能讲维吾尔语的舌头。维吾尔族化何止成就了王蒙。当代小说写作一度曾过于呆板、滞重，过于拘泥于写实，也许正是维吾尔民族文化的开放、浪漫的性格，多少挽救了当代小说写作，使它不至于在呆板、滞重的路途上滑得更远。现在就让我们从一位真正的维吾尔族作家的小说中体会一下维吾尔民族的风采吧。

阿拉提·阿斯木是一位双语作家，他主要进行维吾尔语的母语写作，但他同时又能进行汉语写作，这种写作上的便利，就使得他能将两种语言的特点和风格进行交流和沟通，维吾尔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通过他的一支进行双语写作的笔，顺畅地进入到了他的汉语小说中。《阿瓦古丽》从故事的角度说比较单纯，作者的小说叙述也基本上没有采用什么现代小说的技巧，但他的语言恣肆奔放，有着一种奇异的色彩，他的想象也是那么的跳跃。这篇小说收入到了阿拉提·阿斯木最新出版的小说集《蝴蝶时代》里，在这本小说集的封面上，编辑写了一段话：“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赋予汉语新的质地，用一种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炽热、丰饶的汉语，淋漓尽致地展现人性深层的善恶与爱恨。”这段话虽然是为宣传图书而写的，但我以为说得很准确到位。

一本中篇小说集的篇幅有限，我不奢想通过这本集子囊括2012年度最优秀的中篇小说，何况优秀不优秀见仁见智，但我希望能在这本集子里体现出这一年度中篇小说所传达出的一些新的信息，这些新的信息正是渐变过程中产生的；同时我也希望这些新的信息会带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