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武汉风景》由徐鲁著，追溯武汉三镇形成的历史，我们会感到它是那么遥远和漫长。早在距今已有3500年之遥的商代，武汉北郊就建起了一座盘龙城。这座城可视为武汉的前身，也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古城遗址之一(也有人认为它是商人南征时建立的军事据点)。盘龙城位于现在的汉口市区以北约五公里的黄陂区境内，因被水波潋滟的盘龙湖环抱而得名。它是武汉古老的历史沧桑的见证。坚实的城垣，古朴的陶器，精美的玉戈，秀丽的纹饰，见证了武汉人的先祖们勤劳、务实、智慧而不失浪漫和幻想的天性。虽然时间的风雨最终摧毁了这座城堡，但是，逐水而居的武汉人的先祖，并没有舍弃这片水草丰美的云梦大泽。沧海桑田，他们在这里继续垦殖、耕耘和繁衍子嗣，创造着自己绚烂的历史、文化和史诗。

《消逝的武汉风景》由徐鲁著，主要内容：“古屋藏花鸽，荒园聚乱流”；“浮空两竹横南阁，倒影扶桑射北窗”；“小园桃李东风后，却看杨花自在飞”……古人这些诗句所咏叹的，都是曾经沧桑、风流云散之后的宅院馆阁和亭榭楼台。一座公馆，一栋豪宅，一个庭院，在建筑之初所追求、所期望的，肯定是与华丽和永恒相关。遥想当年，多少华屋内外、楼台上下，都曾是烟花干云、春风胜游，乃至笙歌杂闻，舞影婆娑。杯盏交觥之间，上演了多少风流艳事，也留下多少恩怨情仇。然而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当弦歌散尽，人去楼空，日晷之影缓缓地、沉重地转过一座座人事代谢的庭院回廊，时代的风雨匆匆地、也是无情地涤荡过一座座华丽不再的深门大宅，高悬的月亮虽然还是昨夜的那一轮，但繁华早已消逝，老屋已经无言，多少旧日的楼台，都迷失在岁月的烟雨之中！

《消逝的武汉风景》适合大众阅读。

前言

一、市井弦歌

二、江水记忆

三、百业旧影

四、文化沧桑

五、天地玄黄

六、校园书声

七、教会雨露

八、三镇胜迹

九、江湖远影

多少楼台烟雨中(后记)

其乐融融的全家福(摄于1930年代)

武汉作为近代“华中第一商埠”，市井百姓从来就有重视商务的风气。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里写到，“富家大户拥巨赀，享厚利……，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同时，好读尚学，诗书传家，也是老武汉的大多数经济殷实之家的追求和梦想。从这张其乐融融的“全家福”里，我们可感到“诗书传家”的传统在一般中户平民家庭里的绵延与推崇。

这张照片也显示了1930年代里，武汉的富有之家和中户平民在衣着和服饰上的一些特点：男子仍多穿长衫、长袍，下着长裤，衣料以丝绸和洋布为主；年轻女子多穿薄绸面料的旗袍；尤其在夏季，中老年女性喜穿轻薄凉爽的素面“香云纱”衣裤。

1930年代的丽人照(摄于1930年代)

19世纪中叶，汉口开埠之后，曾有“东方芝加哥”之称，无论是商业经贸还是市井风情，都得风气之先，无处不“洋”。至于常在生意场上和楼台公馆里交际应酬的烟花丽人，更是乐于效仿和追比上海、江浙女子的时尚装束，极尽“摩登”之能事。这张摄于1930年代的丽人照，即是当时交际场上的许多年轻女子的典型装束。1934年，汉口市政府曾有严令，限制和取缔妇女的一些所谓“奇装异服”，其中包括：旗袍长及脚跟至拖地；开叉高离膝盖以上；还有诸如绷露臀部和胸乳的紧身衣裤、暴露腰脐的短衣、长不及膝的短裙短裤、稀薄纱衣里不着衬衫，等等。从中我们也不难想见，1930年代武汉女子在衣着装束上的多样化和“开化”程度。

民初的男女装束(摄于1920年代前)

清末民初，武汉的妇女大多穿老式的大襟衫、大襟袍、大襟袄，下配裤子。有的富有之家和中户人家的女子则穿旗袍，或上穿紧身大襟圆摆中袖大褂，外套无袖马甲，下身为长及膝下的绸缎裙(左图)。春秋季节，则上穿短衫下穿裙子。男子仍多穿长袍或长衫。冬季外罩黑色马褂，下着长裤，头戴圆帽，脚穿有脊黑布棉靴(右图)。衣料多为绸缎、洋布、棉布或麻制夏布。无论男女服饰，色彩大致以蓝色或黑色为主。民国以后，汉口的一些洋行职员、外交官员，穿西服的渐多。但传统的中式服饰仍为主流。追逐摩登穿着者不乏其人，然而当时的风气中，对于“男女服装奢靡更逾于前”的趋势是颇有微词的。

中西合璧的结婚礼服及流行服装(摄于1930年代)

民国以前，武汉的新人举行婚礼，一般都按中式传统婚礼方式操办，程序繁琐复杂。表现在新婚礼服上，新郎大都是长袍马褂和礼帽，新娘则凤冠霞帔。民国以后，在礼堂、宾馆或会所举行西式婚礼，渐渐为一般大户和中户人家所接受。

到了1930年代，受时风影响，大多新人的礼服，堪称“中西合璧”：新郎仍着长袍马褂(或戴礼帽)，新娘则穿西式白色或浅色礼服(或拖地长裙)，头披白色婚纱(上图)。当然，新郎也有穿中山装和西装的。

1930年代同时流行的三种男式服装：老式长衫、西装、中山装，我们从(下图)中可以一目了然。

风华正茂的平民青年(摄于1947年)

和三四十年代里武汉三镇时常见到的那些油头粉面的洋场阔少相比，这几个身着白色短褂长裤的平民青年，显得更加质朴、清纯和风华正茂。白棉布短褂、长裤和黑色圆口布鞋，这是典型的平民子弟和一般劳动者的春夏季打扮。其中坐着的那两个青年人，一个穿着黑色皮鞋，一个穿着白色回力球鞋，这在当时一般平民家庭里，也许是只有在外面做事或尚在学校念书的人才能有资格享用的“奢侈品”。

这几个少年人显然也都读过书，没准即将从同一所平民中学里毕业，就要踏入复杂的社会，开始自食其力或养家糊口的生活了。在毕业前夕，他们“义结金兰”，并郑重其事地来到就近的照相馆里合影留念。未知的、沉重的、抑或是凶险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一脸的严肃和专注。

露躺街头的消暑奇观(摄于1930年代)

武汉是长江沿岸三座有名的“火炉”城市之一(另外两座是南京和重庆)，一到夏季，酷热难当。而且昼夜之间温差很小，白天里广阔的江湖水域受太阳曝晒，大量的水气蒸发，使空气湿度增大，到了夜间，偏南风消停下来，地面热量辐射速度减慢，整个城市的夜晚仍然是闷热难捱。于是，武汉的夏夜里，就有了家家户户喜欢露躺街头的消暑奇观。

尤其是盛夏时节，一到傍晚，大街小巷里的人们，就开始在自家门前的地面上一次次地泼洒凉水，给地面降温。待地面的水气蒸发后，便纷纷搬出自家的竹床、竹躺椅等卧具，一字儿摆开。吃过了晚饭后，男女老幼就会换上最觉凉爽的、少得不能再少的汗衫短裤，手执蒲扇，或躺在竹床上，或躺在躺椅上，说说笑笑地度过一个个酷热的夏夜。图中这三个手执蒲扇的男子，斜躺在竹躺椅上，边喝茶边聊天，看上去是那么惬意。这样的场景，即使在今天的汉口的老巷子里也不难见到。武汉人露宿街头消暑的景象，大约在人们普遍住上了高层楼房，尤其是大都用上了电扇、空调之后，才渐渐有所改观，越来越稀见了。

P4-9

由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组合为“武汉市”这个名称，其实还不足八十年的时间。1927年初，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内辖汉阳)两市合并作为首都，才正式定名为“武汉市”。在此之前，武汉三镇各自独立存在。

然而，追溯武汉三镇形成的历史，我们会感到它是那么遥远和漫长。早在距今已有3500年之遥的商代，武汉北郊就建起了一座盘龙城。这座城可视为武汉的前身，也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古城遗址之一(也有人认为它是商人南征时建立的军事据点)。盘龙城位于现在的汉口市区以北约五公里的黄陂区境内，因被水波潋滟的盘龙湖环抱而得名。它是武汉古老的历史沧桑的见证。坚实的城垣，古朴的陶器，精美的玉戈，秀丽的纹饰，见证了武汉人的先祖们勤劳、务实、智慧而不失浪漫和幻想的天性。虽然时间的风雨最终摧毁了这座城堡，但是，逐水而居的武汉人的先祖，并没有舍弃这片水草丰美的云梦大泽。沧海桑田，他们在这里继续垦殖、耕耘和繁衍子嗣，创造着自己绚烂的历史、文化和史诗。

时光的日晷不停地在转动。大约到了东汉末年，戴监军在大别山(即今龟山)筑建郗月城，是为汉阳筑城之始。至公元606年(隋代大业二年)，始有“汉阳”之名；公元223年(三国魏文帝时)，孙权在黄鹄山(即今蛇山)筑夏口城，设立军事城堡。至公元280年的西晋时，改夏口所在的江夏郡为“武昌”；而汉口作为地名在史籍上出现，最早是在公元520前后的南北朝梁武帝时期，梁武帝在龟山西北约五公里处筑萧公城，又称“汉口城”。至1465—1478年(明代成化年问)，汉水改道后，原来地势低洼的芦苇荒洲，始有居民迁入定居，数十年后，至明代嘉靖四年，汉口即已初具市镇气象。

到明末清初时，汉口已由最初的一个芦苇荒洲，渐渐发展成为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齐名的“四大名镇”之一。“五百年前一沙洲，五百年后楼上楼。”正如这两句竹枝词所概括的，武汉作为一座城市的诞生与发展，只是数百年的光景。

19世纪中叶，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1861年，汉口开埠。外国列强纷纷进入汉口，划设租界、开办商行、建立港口，武汉三镇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最为繁荣的商埠之一，其规模和地位仅次于上海。1905年，日本驻汉领事小野幸吉在他所著的《汉口》一书中写道：“汉口今为清国要港之第二，……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1918年，美国《竖琴》杂志刊载了一篇署名威尔·瓦尔特的文章《中国的芝加哥》，其中有言：“汉口在全国商品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数百年来，这座城市正是从这样的一个水码头出发，走出汉水，走出长江口，走向太平洋、大西洋，不断发展壮大，而拥有“东方芝加哥”之美誉的。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又在这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使武汉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首义之城。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光荣北伐武昌城下，并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可谓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展至鼎盛时期的象征。十年之后，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武汉又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和全民族抗战的中心，也是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

白云黄鹤，金戈铁马，见证了这座大城的多少盛衰沉浮、风流云散，见证了她多少的繁华、荣光和苦难。俱往矣！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岁月的脚步，也总是朝向未来的。它将给我们带来新的辉煌、新的畅想。登上晨曦中的黄鹤楼，把千里楚天胜景尽收眼底。“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大江从远古奔流而来，还将奔腾不息地流向未来。大江穿越过多少幽深、曲折的峡谷和弯道，但它最终必将流向辽阔的大海。那么，就在这喷薄的曙色中，且让我们穿越时空，开始一次对于旧武汉的追忆之旅、沧桑之旅……。

多少楼台烟雨中

“古屋藏花鸽，荒园聚乱流”；“浮空两竹横南阁，倒影扶桑射北窗”；“小园桃李东风后，却看杨花自在飞”……古人这些诗句所咏叹的，都是曾经沧桑、风流云散之后的宅院馆阁和亭榭楼台。一座公馆，一栋豪宅，一个庭院，在建筑之初所追求、所期望的，肯定是与华丽和永恒相关。遥想当年，多少华屋内外、楼台上下，都曾是烟花干云、春风胜游，乃至笙歌杂闻，舞影婆娑。杯盏交觥之间，上演了多少风流艳事，也留下多少恩怨情仇。然而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当弦歌散尽，人去楼空，日晷之影缓缓地、沉重地转过一座座人事代谢的庭院回廊，时代的风雨匆匆地、也是无情地涤荡过一座座华丽不再的深门大宅，高悬的月亮虽然还是昨夜的那一轮，但繁华早已消逝，老屋已经无言，多少旧日的楼台，都迷失在岁月的烟雨之中！

罗斯金在《建筑的七盏灯》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些带有历史传说或记录着真实事件的老屋旧宅，比所有富丽堂皇但却毫无意义的宅第更有考察的价值。”我在整理这本书的图片资料和撰写部分文字期间，正逢一位老朋友、女作家胡榴明倾数年之力创作的《夕阳无语——武汉老公馆》一书出版问世。榴明穿行在武汉三镇一代代、一片片迷宫般的建筑群里，寻找着和叩访着那些隐藏在昔日的旧巷和老街深处、有的几乎被人遗忘的老房子和老建筑，完成了一部丰富而厚重的、关于一座城市的老建筑的兴衰史和变迁史的文化散文。这本书不仅给了我许多写作上的激励，也适时地给我提供了一份追寻老武汉那些消逝的风景的地图。

以这些历尽沧桑的老房子为背景，以不同时代进出老屋深院的人事为叙事线索，以一些尘封的文献和亲自的访问为依据，用纪实散文的笔调，钩沉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揭橥一些人物的命运遭际，复原一些往事恩怨的历史真相，当然，也探求和发现一些家族、行业的盛衰因果和转移秘密。而面对这些风雨老屋的前世今生，也不免生发一些关于这座城市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以及道德伦理、市井风尚的兴衰变迁的思索、追问和叹惋。我想，所有这些，既是胡榴明在她的书中所已做到的，也是我在我的这本书里所要尽力追寻的东西。

说到文化“追忆”，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有一个观念我很赞同。他说，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些往事的“来龙去脉”，亦即一种事件秩序中的某些阶段，它们首先产生的是往事给人带来的心旌摇摇的“向往之情”；而要真正领悟过去，就不能不对文明的延续性有所反思，思考一下什么能够传递给后人，什么不能传递给后人，以及在传递过程中，什么是能够为人所知的；每一个时代都念念不忘在它以前的、已经成为过去的时代，纵然是后起的时代，也渴望它的后代能记住它，给它以公正的评价。“正在对来自过去的典籍和遗物进行反思的、后起时代的回忆者，会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宇文所安如是说。他的意思是，每一个时代都会向过去探求，在其中寻觅和发现它自己。“回忆的这种衔接构成了一部贯穿古今的文明史”。我在本书里间或做一些诸如街道变迁的追究、建筑风格的品评、人事纠葛的梳理、文献和掌故真伪的甄别与考证等，也往往并非仅仅是为了某种实证和实用。我从中感到的是一种温润的寻找、发现和追忆的愉悦。

感谢我的老朋友、书话作家和苏州文史专家王稼句兄热诚邀约，使我完成了这样一次前所未有的“沧桑之旅”，得以从众多的图像和文献资料中，听到那些遥远的市井弦歌、校园书声，看到那些已经消逝的武汉风景、百业旧踪和江湖远影。感谢我的同事和领导、编辑出版史研究专家胡光清先生，为我提供了他所收藏的有关旧武汉的书籍资料。

本书中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照片，也许是首次与世人见面，如音乐家冼星海在武汉的留影，还有他和当时的恋人钱韵玲一起参加抗战电影《第一滴血》的拍摄间隙，在东湖边的留影。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湖北省作家协会的钱道波女士(她是冼星海夫人钱韵玲的侄女)，为我提供了这些她珍藏了多年而从未示人的珍贵照片。

还要感谢武汉市档案馆、市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以及一些古旧书店的朋友，在我寻找和搜集图片、文献资料过程中，他们给我提供了不少方便与帮助。

徐鲁

2005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