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6年期间的重庆，是中国抗战的中心，也是世界瞩目的地方。本书用300余幅历史照片和丰富、生动的史料，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景象，波诡云谲的陪都风云，和在那国难当头的岁月里，上百万人，烽烟万里，从沦陷区撤退到山城，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1946年5月，在“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大会”上，蒋介石说：“本人自出生以来，除家乡以外，没有其他地方比重庆算得是我第二故乡”。

从1938年12月8日由桂林飞抵，到1946年4月30日还都南京，蒋介石在“陪都”重庆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也是最辉煌的时光——他经历了汪精卫叛逃，组织了国民党抗战，建立了“三青团”，一度成为国际瞩目的风云人物；还曾梦想过合并共产党，最后却不得不跟共产党坐在了一个谈判桌上。

蒋介石在陪都的这段时光，国民政府究竟是如何运转的？这座曾经的西南小城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作者透过多年从事地方志工作掌握的第一手史志和档案材料，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包括当年美国《生活》周刊记者留下的鲜活影像，深刻剖析了蒋介石抗战期间的心路历程，披露了蒋介石个人生活的不少细节，清晰再现了错综复杂、波诡云谲的势力关系，勾勒出各色人物的真实面孔，揭开诸多鲜为人知、尘封已久的岁月往事……

引言

一、对汪精卫：从“挽救”到“通缉”

二、坚持抗战苦撑待变

三、谋求“力量集中，意志集中”

四、复兴关·中央训练团·青干班

五、紧张忙碌的中枢“内廷”

六、城郊官邸、 “第一家庭”与内廷供奉

七、居高临危的最高统帅

八、“与狼共舞”煞费心机

九、一九四三年：历史的拐点

十、三青团、青干校及倒孔运动

十一、智囊戴季陶与吴稚晖

十二、一寸河山一寸血……

十三、勉为其难的后方建设

十四、华莱士·赫尔利·魏德迈

十五、决定命运的历史关头

十六、从国共谈判到多党协商

十七、和平奋斗与内战危机

十八、在陪都的最后岁月

参考文献

陈立夫回忆：撤离武汉化险为夷

抗战时期，从汉口撤离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乘飞机，另一条路乘船过洞庭湖，经长沙到贵阳，再到重庆。当时朱家骅兄要我和他同搭飞机走，陈布雷兄要我和他坐船走。他们两人都送票给我，我当时很难决定，究竟跟谁一同走，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是很少做梦的人)，梦见天上有一只老虎跳下来要咬我，我惊醒过来想想该怎么办呢7天上有虎下来是不是象征着祸(虎)从天上来，那我就往天上去，总不会错的了！我遂决定乘飞机，乃写信给陈布雷兄将船票璧还，告诉他很抱歉不能和他同行，我要跟朱家骅兄乘飞机去重庆了。是日我们平安地到达重庆，不料不久就接到电报消息说洞庭湖上那艘船被日本飞机发现，他们认为那船上一定有重要人物，因此便冲下来以机枪扫射。我第一个感觉是：糟了！陈布雷兄遇险了！后来陈到了重庆，他对我说：“这次我差点做了一件大错事，我住的船舱有两张床，一张我睡。另一张本是准备给你睡而空在那里的，那天日本飞机机关枪扫射下来，刚好有三颗子弹打中你的床，那三颗子弹一定把你打死了！真是谢天谢地你没有跟我来！”个月，消灭敌人有生力量10万之众，中国军队退入山区准备反攻，留给敌人的是一座空城。这是日军对中国发动全面的军事战略进攻的顶点，也是一期抗战结束的标志。蒋介石原想在武汉再呆几天，继续指挥抵抗，不料于24日即提前来到衡阳南岳，使这里的军政人员措手不及，赶紧为蒋宋夫妇打扫住房，布置军事会议的会场和到会高级军事将领们的住地。

在这里，蒋介石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会议除有第三、第九战区的总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两百余人出席之外，还邀请有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蒋介石主持开幕式，他说：“从前我们所说从开战到南京陷落为第一时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时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时期，这种说法都不适当，应即改正。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为止，这是我们抗战第一时期；从今以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期。”他指出，第二期抗战的特质，在“转守为攻，转败为胜”，要“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而召开南岳军事会议的最大目的，就是要“整理军队，建立军队”。根据当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精神，他指出：“抗战就是建国，建国必须以建军为中心”，要求作为部队的长官，“要作为建军的中心”，“必须特别讲求学问、技术，……要多看书，多研究，尤其对于总理(孙中山)遗嘱所列举的几种书籍，要时常拿来温习研究。”

蒋介石还说，要分三期轮流整训全国部队，“即将全国现在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等到第一批整理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乃调换第二批到后方，继续整理；第二批整训完毕，再依次抽调其余未经整训的部队。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据此，会议提出了二期抗战的战略部署：减少指挥层次；根据敌我相持的新态势，重新划分十个战区；设桂林、天水两行营，并撤销广州、西安、重庆行营；设置沦陷区专管机关——战地党政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开办数期游击干部训练班。

为达到“转败为胜”的战略目的，蒋介石提出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他要求：“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从而牵制消耗敌人，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10月28日，军事会议刚结束，蒋介石即接到来自四川的一封密电，说：

蒋委员长钧鉴：粤汉阵地转移，四川实为南北枢纽，且人力物力，为西南各省之冠，复兴根据，责任重大。拟请钧座莅临驻节，以便统筹全局，对于发动全民力量，收效更迅。

在密电上署名的是主持四川军政大计的主要负责人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副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副主任潘文华，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及各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唐式遵、王陵基、孙震等头面人物。此刻，距蒋介石在南京最高国防会议上发表关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讲话已足有一年之久，大后方的建设已初步就绪，中央政府和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已得以克服，团结抗战的局面似乎已更加巩固。

12月1日，蒋介石由湖南衡阳抵达广西桂林，布置了华南军事作战事宜；8日又在那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收复广州及防卫西南的战略。之后，即于同一天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委员长侍从室人员及其他军事组织人员，在宋美龄陪同下，飞抵战时首都重庆。

蒋介石到达重庆的当天，住进了南岸的黄山官邸，并于第二天(即12月9日)在那里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按照南岳军事会议确定的战略、政略方针，他要把国民党全党的意志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党务等一切方面，都集中到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这一基点上来，并由此去集中全体国民的精神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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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北平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得悉北平市长秦德纯来电汇报事变情况，当即电令北平守军29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一天，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其时乎！”

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日全体将士书》，表示“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自“九·一八”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在经历了数次的军事冲突后，中方终于一改以往一味妥协退让的政策而“决心应战”。一场全民族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战争伊始，中国军队在作战中接连失利，大片国土失守。8月的淞沪会战并未能有效地遏制日寇的西进，首都南京频频告急。10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1月17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自此，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此外，在国民政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因此，重庆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具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

设置“陪都”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上的一大特色，又叫“两京制度”，最早始于西周。西周的都城在关中的镐京，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在洛阳首建陪都。此后，历代的大小王朝或因加强对边远地区的控制，或为躲避战乱，或为帝王巡幸狩猎，多有模仿周朝的两京制度设置“陪都”。

抗战前，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抗战爆发后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其主要理由是：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丘陵地带，市区四周环山，主城半岛长江和嘉陵江环绕，东面又有三峡和大巴山作天然屏障，易守难攻；重庆为长江上游水陆交通枢纽，交通便捷；成都平原紧邻重庆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极大的战略储备资源。

八年抗战时期，重庆从一个中国西南小城一跃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国民党与中共)合作的所在地。八年抗战的每一页历史都与这座小城息息相关，历史赋予她的地位和作用，是历代“陪都”无法比拟的。正因如此，重庆也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于地势阻挡，日本陆军无法进入四川盆地，遂改变战略，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近6年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

至1943年8月23日轰炸战略停止，重庆市损失惨重，仅市区市民死亡11889人，受伤14100人，房屋毁坏17608栋，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市区工商界的直接损失就达500万美元以上。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是继续蒋家王朝的专制统治，还是走和平民主的建国道路，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了和平谈判并签订了“停战协定”，重庆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1938年，蒋介石开始担任国民党总裁，加上原来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成为独揽党政军大权的“一把手”。同年12月8日，蒋介石由桂林飞抵重庆。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主要活动都在重庆市。1946年4月30日，蒋介石离开重庆还都南京。但此后，直到重庆解放期间，蒋介石又曾多次来到陪都重庆。1949年11月30日凌晨1时许，在解放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大势已去的蒋介石乘飞机仓皇逃离重庆，假道成都飞往台湾，从此一去不返，直至客死孤岛，他的十年陪都岁月就此黯然画上了句号。

纵观蒋介石的政治发迹史，从1908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开始到1949年败走台湾，其间在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任沪军攻浙先锋队指挥官；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曾两次奉命攻打江南制造局；1918年初，到广州陈炯明部任职，后受四川省长杨庶堪推荐拟任四川警务处长，结果遭四川省地方势力的反对返回上海；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时，奉孙中山急电返粤，登永丰舰随侍孙中山；10月，被任命为粤军参谋长；次年2月，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1923年8月，赴苏联考察；1924年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两次指挥东征，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6年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趁机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监和总司令等职。7月北伐，先后攻占江西、安徽、江苏；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公开背叛革命。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的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多次“围剿”；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他调集军队围追堵截；1935年3月飞抵重庆，亲自督阵也未能阻止红军长征通过四川；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在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是指挥国民革命军正面战场抗日的最高统帅，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就任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长官，成为国际风云人物。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独享胜利果实，伪装和谈，于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和平谈判，却同时准备内战布署，旋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从此，蒋介石的命运急转直下。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统治中国22年的国民政府覆亡。蒋介石妄图盘踞重庆，割据西南，伺机再起，但终竟气数已尽，如滚滚嘉陵江水一去不返，只能亡命天涯一隅的台湾孤岛。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重庆的山河岁月，见证了蒋介石政治生涯从巅峰走向低谷的全过程，因此，他的陪都岁月别有一番意义所在。抗战期间，他一面联共抗日，一面也从未停止反共，使国共合作历经曲折；尽管如此，两党联合抗日的局面终究还是维持到了最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立场决定了这个时期光明的一面还是主要的。正如美国作家布莱恩·克罗泽对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评价：“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世界性的宣传机构高度评价了蒋介石，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和国际政治家。”(见《蒋介石传》)毛泽东在1938年9月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中曾称：“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从未有过的最高褒扬，体现了毛泽东不计前嫌、宽广的革命胸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反共内战，将满目疮痍的民族和国家再度拖进战争的深渊，被共产党人宣布为“头号战犯”，成为历史的罪人。从被国人崇仰的“领袖”到千夫所指的“战犯”，蒋介石身家命运犹如冰炭水火的落差，演绎了昔日“陪都”这位主人公让后人难以释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