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文集》共6卷，即魏晋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中国佛教文化、佛教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上)、中国古代哲学(下)，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佛学家方立天教授在佛教和哲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记录，体现了作者在漫长治学征途中跋涉的历史足迹，也反映了方教授近半个世纪来的平生志业。这部6卷本的文集试图囊括方先生传遍九州之作，和广大读者一同分享方立天教授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通过这部文集，读者可以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思想历史背景下，深刻体会中国哲学的大智慧，探究佛教哲学的内容调整以及中国化的进程，追寻中国佛教哲学形成、演变、发展的轨迹。本书为第4卷。

　　 在各种宗教中，佛教的宗教哲学内涵最为丰富多彩。本卷简要地论述了佛教哲学的构成和流派、历史演变以及重要著作，并就佛教哲学的人生价值观、宇宙要素论、宇宙结构论、宇宙生成论以及本体论、认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探讨和阐述，以此凸现佛教哲学体系的总体思想风貌和理论特质。全书还阐释了佛教的“空”、“平等”、“慈悲”等重要哲学范畴，并对儒、佛的人生哲学以及中、印佛教思维方式的不同特点作了比较，最后还讨论了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以助于加深对中国佛教哲学的整体认识。

佛教哲学(增订本)／1

增订本前言／3

前言/7

第一章 佛教哲学的构成和流派／10

第一节佛教、佛法与佛学／11

第二节佛教哲学的构成／12

第三节佛教哲学的基本流派／16

第二章 佛教哲学的历史演变／20

第一节 印度佛教哲学略史／20

第二节中国佛教哲学略史／34

第三章 佛教哲学的重要著作／51

第一节佛典概论／51

第二节印度佛教哲学的重要著作／53

第三节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著作／59

第四章 佛教的人生价值论／65

第一节四圣谛说／66

第二节三法印说／105

第五章 佛教的宇宙要素论／116

第一节三科——五蕴、十二处、十八界／117

第二节五位七十五法和五位百法／121

第六章 佛教的宇宙结构论／142

第一节三界与佛土／143

第二节三千大千世界／151

第三节有情世间／153

第四节成住坏空与无始无终／155

第七章 佛教的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上)／158

第一节因果论／160

第二节业感缘起论／168

第三节中道缘起论／172

第四节赖耶缘起论／180

第五节六大缘起论／186

第八章 佛教的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下)／188

第一节真如缘起论／188

第二节性具实相论／197

第三节法界缘起论／201

第四节自心顿现论／212

第九章 佛教的认识论(上)／215

第一节总论／215

第二节禅观／219

第三节依根缘境生识说／222

第四节般若中观论／228

第五节四分、三性与四智说／244

第六节新因明与量论／252

第十章 佛教的认识论(下)／262

第一节般若无知论／262

第二节顿悟成佛说／267

第三节四重二谛与般若无得／272

第四节三谛圆融与真妄心观／278

第五节禅悟／286

结语／309

佛教“空”义述评／315

中国佛教的平等理念和当代社会的和平与发展／347

中国佛教慈悲理念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357

佛教与中国古代人生哲学／367

佛教的人生哲学——兼论佛儒人生哲学之异同／375

佛教哲学与世界伦理构想／387

中国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类型和特点／393

中印佛教思维方式之比较／407

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425

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429

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443

第一节 佛教、佛法与佛学

佛教是指包括教主、教义、教徒组织、清规戒律、仪轨制度和情感体验等复杂内容的综合体。佛教经过长期的流布，在不同的国度形成五花八门、风格各异的流派，各派自立门户，别树一帜，异说纷纭。但是，各国的佛教流派都声称崇奉三件物事：佛、法、僧。这三者被称为佛教的“三宝”。三宝就是构成佛教整体的三大支柱。“佛”，指佛教的创始者、祖师释迦牟尼，也泛指一切佛。“法”，指释迦牟尼传授的教理，实际上是包括释迦牟尼以及后代佛教学者所阐发的佛教教义，是教化、开悟众生的理论学说。“僧”，指释迦牟尼建立的教团，泛指信奉、弘扬佛教义理的僧众。佛、法、僧包含了佛教的信仰对象、信仰理论和信仰徒众，由此三者又展开和形成为更复杂、更全面的系统结构，如由对佛的信仰而有各种礼仪制度，由法的演变而形成若干派别，由僧众而有各种清规戒律等。佛、法、僧正是反映了佛教的内涵和外延的规定。简单地说，佛教就是由佛、法、僧三者综合构成的宗教实体。

佛法，就是上述三宝中的“法”，即佛教的各种教义和学说。佛法的“法”有两层意义：一是轨持的意思，凡持有自性的现象，均称为“法”。佛教认为佛所说的法门，能令众生获得解脱，故称为“法”；二是道理的意思。佛法分为四种，即四种道理：教法、理法、行法、果法。教法的教，指教典。教法是指佛教的全部典籍。理法的理，即道理。理法指教法中所阐明的义理。行法的行，指修习践行。行法指依理法而进行的戒、定、慧三行，也就是关于如何持戒、如何修禅定、如何获得“大智”的宗教践行。果法的果，指结果。果法即修行圆满后而证得的所谓菩提、涅槊等圣果。佛法虽称有八万四千法门，但其大纲是教、理、行、果四法。所谓“因教显理，依理起行，由行赳果”，就囊括了全部佛法。与教、理、行、果四法相应而言，是佛教常说的信、解、行、证四法。信，是信顺教法；解，是解悟义理；行，指依教理而起的修行；证，指修行所得的圣果。全部佛教学说，是论证人们如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问题，也就是解脱论。解脱论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达到解脱目的的方法、功夫、条件；二是解脱境界。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佛法中的教、理、行和信、解、行属于因，果和证属于果。概括起来说，佛法包括解脱的原因和结果两方面的内容。

佛学的含义，佛教界和学术界的理解都各有不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认为佛学与佛法的含义相同，包括了教、理、行、果，即学理和实践两个方面；一种认为佛学是专指佛教的学理、学说而言，不包括行持实践方面。根据佛教的传统论述，联系佛教学说的实践性特征，我们以为佛学应该是指戒、定、慧三学而言。戒学，戒指戒律，是防止人们作恶业的。定学，定即禅定，修持者思虑集中，观悟佛理，以断除情欲。慧学，慧即智慧，谓能使修持者断除烦恼、迷妄，以获得解脱。所谓“依戒资定，依定发慧，依慧断除妄惑，显发真理”，就概括了佛教修持者全部的修学内容。戒、定、慧三学是互相联系、依次推进的连续性过程，是佛教学说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三学包括戒学和定学的实践部分和慧学的理论部分，所以佛学也是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P11-12

2005年元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同志和我谈，建议出版《方立天文集》。我顿时想自己与人大出版社真是缘分殊胜：早在上世纪80年代，该社就出版了我的《慧远及其佛学》和《佛教哲学》，2002年又出版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其中后两部著作还获得了奖励；如今又要出版我的文集，这对我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我确定了两个选文的标尺：一是以专著为主，兼及相关论文，《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因列入“中国文库”已于近期出版则不再收入；二是以佛教和哲学两个专业领域为基本范围，佛教以中国佛教为重点，哲学也以中国哲学为主，至于涉及一般文化和宗教的论文，以及序文、书评、笔谈、感言、治学漫述，以及一些杂忆、纪念和悼念的文章，均不收入。  

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是六卷本文集，第一卷《魏晋南北朝佛教》，以《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和《慧远及其佛学》两书为基础，再适当增加相关论文而成。第二卷《隋唐佛教》，以《法藏》、《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和《华严金师子章今译》三书为主，删去其中重复部分，另结集有关隋唐时期佛教论文而成。第三卷《中国佛教文化》，以专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为主，再增辑论述佛教文化的相关论文。第四卷《佛教哲学》，以《佛教哲学(增订本)》为主，另行增加论述佛教人生哲学的论文。第五卷《中国古代哲学(上)》为《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前九章，即论述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论和人生论部分。第六卷《中国古代哲学(下)》，除《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的后三章认识论部分外，再收集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论述中国古代哲学的部分论文而成。编辑同志和我本人在编订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疏漏和错别字作了改正，对于有的叙述还作了个别文字的调整。

六卷本文集，是笔者个人在佛教和哲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记录，体现了笔者在漫长治学征途中跋涉的历史足迹，也反映了笔者近半个世纪来的平生志业。

回首昔日的人生历程，一直生活在社会不断大变革的不平凡岁月里，深感个人的命运与历史演变密切相连，个人的学术活动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在以往的个人经历中，有三次重大转折对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一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我得以较早地投身革命，经受革命锻炼。二是1956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学校期间我对中国哲学史兴趣最大，五年的学习，除了本系的课程，我还听了历史系的通史课程，自学了一些中国文学知识，这为我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三是1961年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在一次讨论研究工作重点的分工会议上，我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为重点研究对象，也就是以中国固有哲学和佛教作为今后的专业研究方向，我自己戏称之为“双耕”。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佛教构成我的学术事业、学术生涯的基本内容。

我在研究中最着意的，一是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思想历史背景下，探究佛教哲学是怎样调整内容，怎样中国化的，追寻中国佛教哲学形成、演变、发展的轨迹；二是总结佛教哲学对中国固有哲学的刺激、推动和影响，彰显中国佛教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进而有助于丰富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学内容，以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

为了研究佛教及其哲学，我的工作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中国佛教思想家、哲学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校点、注释和今译；中国佛教文化的探索；佛教哲学思想的宏观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这些研究取得的相应成果，构成为文集的重要内容。

阐扬中国哲学智慧，是我的一大志愿。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深化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吸纳佛教哲学研究成果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以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涵。我把《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卷)和《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视为姊妹篇，包含了追求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研究良性互动的初衷。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文化问题与宗教问题日益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在“双耕”的基础上，我稍稍扩展了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在中华文化的研究方面，我强调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观念，尤其是人生理想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解脱主义是中国儒、道、佛三家的文化传统，也即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国国学之魂。在中国宗教的研究方面，我比较重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并对中国宗教观展开了初步研究，撰写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4)]，归纳、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十个创新观点。最近几年，我对儒、道、佛三教关系的研究兴趣极浓，但因杂事繁多，研究进度有失期待。

我自幼年踏进故乡小学门坎，后进初级中学，再入干部学校、北京大学，最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没有离开过校门。在弹指五十多年来的治学生涯中，也有一些心得体会，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诸如：

(1)树立志向。我根据自身的条件，确定以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为自己的志业。治学贵在立言，重在创新，即要在学术上作出新贡献。治学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从事人文科学工作关乎人的精神世界构建问题，更需要适应时代要求，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肩负起历史使命。为此我要求自己有一份良知和真诚，以回报祖国、人民对自己成长的培育之恩。

(2)不畏困难。如，佛学自古号称难治，要求具备较多学科的知识和相应的条件，而且有时舆论气氛不好，成果发表也受到一定限制，但我认为事情有它的另一面，正是因为研究有难度和不利条件，研究才会更有意义，而且成功的机会也许会更大。我的佛教论著可以说就是排除和克服困难的一些成果。

(3)勤奋不怠。治学不仅要不畏困难，而且还要勤奋努力，有恒心，有毅力，甘于寂寞，耐于坐冷板凳。《荀子·劝学》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只有常勤精进，百倍用功，才能天道酬勤，有所创获。

(4)好学深思。要步入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殿堂，研读有关古典著作是基础性的环节，为此我要求自己虚心体会并反复琢磨古典著作探索宇宙奥秘、人生真谛的苦心深虑，以理解其内在意蕴，力避望文生义、生吞活剥。司马迁说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我治学的座右铭。

(5)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治学的生命。学术创新离不开独立思考，学术创新也离不开实事求是，而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实事求是，也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独立思考，两者相辅相成。我每当反思以往学术生涯时，深感有时因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而给自己带来窒息思维、桎梏思想的困境，影响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开展，这种深刻教训是值得自已．永远记取的。

以上所述编订文集的缘起、文集的要目以及学术道路，意在与读者交流沟通，聊供读者参考而已。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同志，组织高素质的人力投入文集的编校出版工作。我要感谢李艳辉、杨宗元、王磊、郭晓明、吴冰华、田淑香和符爱霞同志，他们在审读、编辑过程中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细致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热情关注和辛勤劳动，保证了文集的顺利出版，他们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高尚品格，令我铭诸肺腑，一并深致谢忱。

2006年6月8日  于京西时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