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办的文汇讲堂则突出“智慧声音”，围绕社会和新闻热点，邀请权威高端人士，追求雅俗共赏，兼顾普及与提高，借某一领域的具体事件，讲透某一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动态，或者纠偏某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立足上海，着眼全球，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在众多讲堂中独树一帜。

讲堂的内容经过整理完善，以汇编的方式出版成《智慧的声音》，编委们不仅和每位演讲者一起对当年刊登在文汇报上的演讲稿做了批注，有些是补充最新的发展，有些是将浓缩的观点注明了出处，有些介绍了时下不同的观点，这些工作倾注了大量的时间，更可贵的是有科学的精神在做支撑，这也是智慧的要素之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此书还将在现场做成“小电影”播放的嘉宾简介的文字稿首次公之于众，这是主办方研究传播规律的特色产品，既有嘉宾成功的人文要素提炼，也有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展现，读来如同小传记，既传神也励志，这彰显了平面媒体的文笔优势，也是智慧含量所在。

《智慧的声音》由文汇讲堂栏目组编著。

“文汇讲堂”是沪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益性大型讲座，由文汇报主办。该讲座每次邀请一位嘉宾做主题演讲，还邀请两至三位嘉宾做互动问答，以期从多角度深入探讨当期话题。

《智慧的声音》是从近四十期节目中精选十九个话题，将最精彩最具价值的演讲内容，以图书的形式展现出来。

序 让智慧的声音更加响亮

全球化背景下的交流学

联合国和它的192个“老板”

在美国感受中国文化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跨文化交流——当代人的基本功

孔子对西方哲学文化的影响

华尔街风暴与资本市场

向亚当·斯密讨教“利他”精神——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出版250周年

健康管理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

企业文化也是生产力

全球比较中的“中国模式”

跨入“亿元时代”的中国收藏

怎样保障司法公正

寻找中国在海洋中的定位

我们离“嫦娥”还有多远？

与“暖”共舞

人类与流感的竞争

如何造就下一代能源体系

哥本哈根会议后的低碳生活

后记

附录：文汇讲堂往期回顾

创纽大鉴识专业、康州鉴识中心——从无人无房无设备到世界一流

1975年我进纽黑文大学应聘刑事科学助理教授，随后创建刑事鉴识专业时，那里只是一个男厕所大小的房间，只有2名学生，但现在已经是全美国最有名的鉴识专业。当时有16个人申请这个职位，教授要给一个美国人，但学生投票说除非学校聘请我，否则他们全部退学。校长就只好聘请我了。我到纽黑文大学任职，很多人认为我是大傻瓜，当时密歇根大学也请我去，伯克利大学也请我去。为什么要选一个小的学校呢？其实今天的很多学生不一定要选大公司，很多小公司，只要可以发展你的潜力，也是一样的。像伯克利大学每一个人都是精英，我到那里也显不出来的。我到一个小学校，努力3年就可以成为一个终身教授，如果在名校，我可能还是一个助理教授。所以我在那里使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2个学生一个成为了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一个成为了鉴识中心主任。我们同时跟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学校有合作，因为世界是平的，我们做鉴识科学也要走向世界。

因为在专业上的权威，美国司法部指定纽黑文大学为美国全国犯罪现场训练中心，所有的高级训练人员都到我这里来受训。最近我们又拿了很多司法部的经费，成立了美国国家冷案中心——就是破不了的案件。

1976年我参加筹建康州警政刑事鉴识科学中心时，同事都是老弱病残等27名从一线退下来的，我的文书鉴定员，眼睛有毛病，不能看；我的声音分析师，耳朵有毛病；我的血液专家，一看红色的就会发抖。但是我没有放弃他们，他们也没有放弃我。我将他们统统带回学校重新训练，现在他们很多已经是专家了。

这就是使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中心里的实验室最初是很差的，现在实验室变了样。完全是团队的作用，我的高级主管们和我一起打拼了30多年。在美国很少有一个人和中国人在一起工作30多年，那时每天晚上在现场有很多优秀的刑警跟我一起打拼，假如没有他们，我不可能破那么多案件。

发展鉴识学科—一写7本经典教材、发现新操作方式

现在刑事鉴识的运用已经从刑事侦查发展到任何的民事案件，鉴识科学从犯罪物证调查扩展到环保、国家安全、国土安全等领域。很多人认为我的贡献就是发现了很多新的操作方式、程序，现在鉴识工作已经有36个不同的科目了，从法医到昆虫学、齿科学等。比如刑事昆虫学中研究蛆，一看蛆就知道这是上海的还是杭州的，这个尸体腐烂了多久。 _

使不可能成为可能，有很多人说中国人不可能写出教科书，我已经写了7本教科书。人家说你哪有时间写？我说不要给自己的目标定得很高，要求一个礼拜就完成一本书。我给自己的目标定得很低，一天只写一页。

到书店里面看到一个中国人的书挂在最当中，当然很高兴。诺贝尔奖的得主都来买我的书，要签名，国会议员都来抢着买我的书。很多时候写教科书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让学生知道。以前鉴识知识是保密的。现在当然不同了，为什么要让年轻人重犯我们的错误，应该把我们的教训教给他们，使他们将来能把好的发扬光大。康州警政厅厅长——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华裔人士

做了康州警政厅长以后，有很多优秀的高级警官跟我一起工作。当时州长请我做厅长的时候，我说不做。前任的前任州长就邀请我，我就说不做。上任州长请我，我说死也不做。我一生最怕做官，因为做厅长一天10多个会议，每天还要做公关。但州长很聪明，说只有你能维持社会大众的信心。我说不干。他就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妈妈就打电话给我说，为什么不去做呢？我说妈妈你知道他要叫我做什么？做厅长，我是做鉴识工作的。我妈妈说做什么事情不是为你自己做，要为将来的中国人做。因为美国开国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做警政厅长，美国的厅长都是三四百磅，七尺高，每天抽着雪茄烟。我是最矮的。做了2年以后我实在很怀念我的鉴识工作。

现在回到第一线工作，每天检验很多的物件，我心里很开心。所以连任两届之后我坚决不做。当时州里所有的市民都挽留我。就连通常攻击警察的报纸，最大的标题都说最好的厅长应该留任。我说中国人有句话，“见好就收”。我选了一个大法官接替我。他就任那天，每个人都问我，为什么选他？我说因为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比我矮，我不想美国警政史说我是最矮的厅长。

破世上最难案件——25件改变历史的案件中参与了14件

很多人称赞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破了世界上最难的案件，使不可能变成可能。目前我已经到过42个国家和地区办案，下个礼拜还要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解决疑难。从事鉴识工作以来，共协助警侦机关调查过8000多个案件。美国报纸《今日美国》最近评出25个改变世界历史的案件，涵盖了从“9·11”恐怖事件、肯尼迪总统被刺杀案、克林顿绯闻案、戴安娜被迫车死亡案，其中有14件是我直接或间接参与侦破的，所以很多人说我能影响世界。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坚守理想要知难而上

使不可能变成可能，人生一定要有信念。

最近我在联邦调查局演讲的时候，我说人生的运气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坚守理想。永远不要说不，要知难而上。我们的成语常常说知难而退，那是最不好的一句。每个人都知难而退，谁去做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难而上，使不可为而为之，这样才能够成功，才能够使不可能变成成功。很多人说，我在美国的主流社会是最受欢迎的，使不可能变成可能。也跟很多名人一起吃过饭、演过讲，也跟红衣主教对过话，也到犹太讲堂演过讲，也跟克林顿总统打过球，和布什总统一起拿过学位，也跟很多国家领导人见过面。很多人说你成功了。我说没有。

胜和败很简单。赢者，每一件事情来了，他都去找答案，找到答案当然就会成功。失败者认为每一个答案都有问题，这个有问题，那个也有问题，永远都有问题永远都做不好。我常常讲，我们要勇于负责任，好坏都要负责任，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那就不行了。胜者往往是答案的一部分，败者往往是问题的一部分。希望每一位都可以做一个胜者，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很多人都批评中国人不会做演讲。我以前最怕演讲，现在我变成很多会议的主要演讲人，每场演讲在美国大概都要1万美金，当然克林顿演讲一次比我拿得更多，他一年几百万，我只拿几十万而已。使不可能变成可能，所以我到世界各地演讲。有很多人说我的成功，有很多年轻学生很欢迎我。在美国老师都问你长大了要做什么，他们都说我长大了要做李昌钰博士。今天很高兴能够到文汇报的文汇讲堂来。

不要以金钱作为衡量的标准，不要做金钱的奴隶，这是很可怕的。很多美国人现在变成金钱的奴隶了，忘记了这个社会，忘记了文化的重要性。所以这点很重要，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爱心、要有善心、要有真心。什么事情忍一忍就风平浪静、海阔天空了。所以有人说你成天笑嘻嘻。我说我从一大早做到半夜，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量，假如我还做不好也没有办法了。我尽了我最大的力量，只要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就行。

P46-49

让智慧的声音更加响亮

葛剑雄

听报告，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读小学时是否听过报告，现在已记不清。但1957年进初中后就经常要听报告，校会、少先队活动或者什么专题报告会，经常会有。由于那个中学没有大礼堂，一般只能坐在教室听广播。内容吸引人的报告本来就少，加上广播中不是杂音，就是声音忽大忽小，即使想认真听也听不清多少，维持秩序成了老师的苦差。到了高中，听报告已与政治表现联系起来，所以不仅要认真听，还要记笔记，讨论时要交流笔记。那时倒有大礼堂了，但坐在长条凳、搁在腿上记笔记的味道并不舒服，只是要表现出要求进步、重视政治，才会忍受着冗长无味的时光。

不过也有例外，就是听形势报告。不管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还是从区里来的领导，都会讲一点报上看不到的内容，或者传达一点上级的“精神”。后来知道，有些内容只是《参考消息》登的，连“大参考”上的消息也不会有。偶然有机会到市里听报告，更会看作一种政治待遇，坐在平时没有机会进去的会场，直接听更高的领导讲别人听不到的内容，印象特别深刻。我曾担任《青年报》的通讯员，有一次报社请团市委书记给我们作报告。他讲到苏联因为搞修正主义，经济搞得一团糟，人民生活困难，连蕃茄也买不起，更吃不到肉。不久前苏联一个歌舞台来访，请他们参观食品厂，一进午餐肉车间他们就深呼吸。工厂送给他们肉罐头，团长以歌唱演员不能吃脂肪太多的食物为由谢绝。马上有团员报告团长：“我是吹小号的。”“文革”期间还有一些“内部报告”，今天想起来有的内容很可笑，但当时却信以为真，甚至因此而大受鼓舞。

真正将听报告作为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是在1978年考入研究生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大学内外的各种报告讲座或振聋发聩，或引发激辩，或大开眼界，或闻所未闻。复旦校园内经常有一些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稍晚到的人连过道旁的窗口都挤不到，只能听断断续续传出来的声音和掌声、笑声，但还是舍不得离开。记得地理学家吴传钧教授访美归来，我从复旦赶到华东师大听他的报告，仿佛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大学开始举办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讲座，我也被邀作报告。这些讲座以大学师生为主要听众，以报告者的专业为基础却不限于专业，兴起后就长盛不衰。凤凰卫视得风气之先，开设“世纪大讲堂”，通过电视传播，影响所及，轰动一时。节目的形式也颇有新意，一般以大学为拍摄场所，大学生为听众，有主持人介绍，与报告人对话，主题演讲，提问互动。我讲的几次分别由阿忆、王鲁湘等主持，其中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的老礼堂，古朴典雅，令人神往。以后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堂”盛况空前，风靡全国。我偶然讲了几讲，居然至今还有人将我介绍为“央视百家讲堂讲师”，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头衔之右，俨然成为终身殊荣。

近年来，各种各类讲座、讲堂、论坛如雨后春笋，遍及学校、研究机构、企业、政府部门、公共文化单位、报刊、电视、网络、社区。虽然也有的旋生旋息，有的逐渐被淘汰，但大多数还是得以生存发展，并且形成了不同的特色，适应了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不同喜好的听众。如“百家讲堂”注重普及，走的是大众路线，曾要求我将听众定位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70％，而大学的一些讲座显然是以大学本科生为起点的，专题的学术讲座则不仅起点更高，而且会更前沿，更专业。《文汇集报》办的文汇讲堂则突出“智慧声音”，围绕社会和新闻热点，邀请权威高端人士，追求雅俗共赏，兼顾普及与提高，借某一领域的具体事件，讲透某一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动态，或者纠偏某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立足上海，着眼全球，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在众多讲堂中独树一帜。

我有幸成为欧阳自远院士那次讲堂的对话嘉宾，在他演讲结束后发表一点个人意见，并参与讨论，也听到了听众问题和回应。我的专业背景和从事的研究与欧阳院士的专业和研究领域相差甚远，听众的背景和兴趣肯定更多样，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而且我也了解到欧阳院士原来是研究陨石的，但一旦事业需要，他就出色地完成了这样一项宏大的航天工程的总体设计和协调。我忽然想到，这不就是讲堂所追求并希望传播的智慧吗？真正的智慧才能突破各种人为的藩篱，使不同的人都能受益。据讲堂的策划者介绍，这是讲堂追求的特色之一——视角多元，希望各种角度的观点有所交集，启发更开阔的思路，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追求。

现在，讲堂的内容经过整理完善，以汇编的方式出版成书。编委们不仅和每位演讲者一起对当年刊登在文汇报上的演讲稿做了批注，有些是补充最新的发展，有些是将浓缩的观点注明了出处，有些介绍了时下不同的观点，这些工作倾注了大量的时间，更可贵的是有科学的精神在做支撑，这也是智慧的要素之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此书还将在现场做成“小电影”播放的嘉宾简介的文字稿首次公之于众，这是主办方研究传播规律的特色产品，既有嘉宾成功的人文要素提炼，也有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展现，读来如同小传记，既传神也励志，这彰显了平面媒体的文笔优势，也是智慧含量所在。在这些要素的聚合下，我想，这本演讲汇编已经能实现多次传播的价值，其智慧的声音将更加响亮，传播得更远更广。

大概因为我与讲堂有点关系，编者要我在此书问世之际写几句话。谁知这引发了我的回忆和感慨，讲了不少与讲堂无关的话。

2011年3月底于京华旅次

让大家走近“大家”，是文汇讲堂2005年底创办的初衷。第一个大家，是1938年抗日烽火中创刊后广大的知识分子读者群体，迈入21世纪的信息时代，知识分子也在逐步多元化，但对时代气息的把握，对社情民意的关注，将新知识融入到新岗位是他们不变的共同特点；第二个大家，在我们看来，不仅是学识在该领域的集大成者，并且也具备相当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家既是一个完成时态还是个将来时态，只是在信息传播的深度和普及性面前，他们是平等地接受所有读者的检验，并无特权；在文字的留存和推敲前，他们也并无特权面对我们这些小字辈的编辑的。

讲座重新盛行是时代特点使然，一则信息过度造成无从选择，权威的声音成了选择的一个天然参照值；二则网络时代使民众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强化，与权威或大家的面对面对话成了一种时代的表达方式。文汇讲堂依托《文汇报》70多年的品牌，既有平面媒体公共传播平台的优势，也有各有特色的多种类多媒体讲座的竞争压力。无论是线上和线下，其取胜的源头还是来自之前嘉宾的邀请和话题的策划，这项工作极富挑战性，然而一路走来，得到了诸多嘉宾慷慨的支持，在压力的同时，大家又真切地感受到一种鼓励和快乐。

最让人敬重的是嘉宾们对文化传播的责任感。大凡来讲堂演讲的嘉宾，都是大忙人，但是，但凡接到《文汇报》的邀请，都会认真地删排日程表，确定日期。虽然，这样一个公共平台的传播，并非他们的分内事，但是，在推动民众认知方面，他们都不遗余力。

国际知名刑侦鉴识科学家李昌钰是华人的骄傲，因为在全世界各地出差，他的日程表往往是提前一年以上就要预订。由于《文汇报》驻华盛顿记者朱幸福的牵线，我们提前半年就约定了具体的日期，第二年李昌钰博士来沪访问的首场演讲。在临近演讲日期前，我经常能接到李博士来自非洲或欧洲的越洋电话，他亲自询问演讲的听众、要求等细节。2008年4月17日演讲当日，听众爆棚，李博士以不凡的口才和传奇的案例生动而朴实地演绎了他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国际刑侦鉴识界的最新动态，听众们如痴如迷，喟叹不已。事后，李博士的学生告诉我，前一天深夜，72岁的李博士自己又调整、制作了演示的PPT，控制了时间和素材。这次为文稿做批注时，他也亲自复信提供信息，我们高兴地得知，他已经是第四次退休了，而他的“冷案研究”事业不但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也在向全球输送人才。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先生是上海人民的老朋友了。进入全国政协工作后，事务更为繁忙，从预约到演讲实施也花了近一年时间。在“两会”期间，本报特派记者呈上邀约函，赵启正当即答应了，当时其秘书告诉我们，接受媒体演讲邀请的，《文汇报》是唯一的一家，因为他知道《文汇报》的公信力。之后在不断沟通中，赵启正对于演讲稿将整版刊登颇为重视，他觉得自己必须静下心来加些理论的要素，要求时间上大幅推后。终于定下了日期，我们又为题目的确认通过邮件交流了多次，他采纳了我们的部分意见。演讲结束，版面见报后，赵启正还亲自打电话给栏目组，聆听各方反应，他告诉我们，他这几年极力在各种层面推广“公共外交”这个概念，希望更多组织和民众加入到这项提升中国全球形象的大工程中。这些交流是在奥运之后、世博之前的2009年6月。如今，公共外交已经深入人心，就在本书交付前的2011年2月，上海政协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在此次出书做批注时，我们能不断找到印证当年演讲中观点的最新信息，栏目组不禁佩服赵启正先生的前瞻性。

因为把演讲作为传播某种理念的平台，因此，许多嘉宾都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研究的最新成果或行业内的最新动态系统地在讲堂传播，这也保障了演讲的质量，如今我们提要求时都会说，“要保证您的演讲稿有半年到一年的前瞻性”。中科院院士杨福家是位核物理学家，也是位声誉颇隆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文汇报》的老朋友，杨院士没有在讲堂上“老话重提”，而是主动将他对创新企业的最新研究作为演讲主题，提出了“创新的特色文化”；武建东教授对全球新能源建设保持着最新跟踪，直到演讲的凌晨，他还在整理美国国会对智能电网的最新表决信息；而2009年12月，诸大建教授主讲的“哥本哈根会议后的低碳生活”是在哥本哈根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举办的，极富时效性，这中间也倾注了诸教授的研究心血。给人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8月，第五代法学专家季卫东教授的演讲《怎样保障司法公正》。在商议话题时，季教授放弃了他特别擅长的中西司法史，强调要根据当下敏感的社会矛盾来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如何讲好这个话题，不仅需要实践的丰富，也需要破解矛盾的思维，更需要演讲的艺术，最后，在季教授的努力下，一个直面敏感现状的话题，在他娓娓道来和条分缕析下，让听众萌发了普遍的共识。张维为和黄建始、傅岷成等海归教授也将最新的成果以比较的视野展现给听众，至今仍余香缭绕。

我们身处一个信息交流快捷的时代，Facebook、TiWWter等新事物层出不穷，2010年开始，像哈佛等世界名校公开课的视频讲课在网上流行和风靡，这是一个信息共享的时代，文汇讲堂也将乘着时代的列车，努力将讲座所代表的时代精神，通过网络直播、现场互动、报纸刊登、出书集纳、网站讨论、微博提问等多元方式呈现。这次的出书是对嘉宾的感谢，是对栏目组的鞭策，也是对读者的再度邀请，你们是我们传播成效最好的PH试纸。

晚明文学家兼书画家，松江隐士陈继儒曾描述过快乐的三个境界，独乐乐？一人静坐，一日是两日；与人乐？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众乐乐？此中空洞原无物，何止容卿数百人。我想，在文汇讲堂的各种形式里，大家都是能找到这些快乐的。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