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又号紫泉，贵州独山人。曾为胡林翼、曾国藩幕僚。本次将其手书日记整理成《莫友芝日记》一册，展示其日常生活状态，包括其亲友交游、工作等内容，其中涉及许多近代史重要人物，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

本书适合古典文学爱好者及研究者阅读。

莫友芝是晚清著名诗人、学者和书法家，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也非常令人瞩目。《莫友芝日记》收录的就是他的手书日记。日记日期从咸丰十年（1860）一直跨越到同治十年（1871）。日记内容涉及其亲友交游、工作等。

《莫友芝日记》适合古典文学爱好者及研究者阅读。

前言

咸丰十年（1860）

咸丰十一年（1861）

同治元年（1862）

同治三年（1864）

同治四年（1865）

同治五年（1866）

同治六年（1867）

同治七年（1868）

同治八年（1869）

同治九年（1870）

同治十年（1871）

人名字号音序索引凡例

人名字号音序索引

六月初九日己酉（7月17日）孙琴西招过瞻园玩月，园在布政署西，李雨亭监葺之，成而奉召即行，琴西摄事。在坐有杨石［泉］［昌浚］方伯自京还浙，是夕新晴，凉月极可意，园中池上台，登眺尤胜。

十二日壬子（7月20日）晴热。李章甫招游后湖，晨往，月上乃人城，湖中长洲已新构湖神祠，故可竞日。作字寄舍弟及雨农。

十六日丙辰（7月24日）晴。出水西门，坐小划以行装往燕子矶就舟，自扬往苏，舟乃绳转运来者，十三已至，绳登陆消差，其舟以连东南风，尚不能进一步。

十七日［丁巳］（7月25日）晴。顺风行，及未正抵扬州。

十八日［戊午］（7月26日）晴。候方子箴都转浚颐，欲留住一日，以酷热辞，约秋凉来为数日住。子箴诗才敏捷，已刻《二知轩诗钞》十四卷，且收藏书画甚富。维扬亦开书局，属为详两局所刻书，勿致重复。因为言各局所刊五经无古注，凌晓南有相台本可借以覆刊。是日欲过江，江水高急灌邗沟，又大南风，舟不能行，仍泊。作字留舟中示绳。

十九日己未（7月27日）北风，微雨。出邗沟渡江，薄晚乃得泊镇江口。

二十日庚申（7月28日）晴。雇船，及午始过载，即开行四十里，新丰泊。

二十一日辛酉（7月29日）晴。行四十里，过丹阳县，访冯少蕖渭县尹，托其为寻梁三陵所在，其太祖之建陵、简文之庄陵，春间已得大概，唯武帝之修陵当亦在县东三城港比近也。其幕客杨古云葆光，松江诸生，其子△△，皆好古喜搜罗者，必易求也。冯君留住一日，以太热辞之。又行六十里奔牛镇泊。

二十二日壬戌（7月30日）行三十里过常州府，午后大风雷雨，六十里六沙镇泊。

二十三日癸亥（7月31日）阴晴半。行三十里过无锡县，登惠山麓，观少温听松篆书石床，携惠泉一壶还舟。行六十里，中值大雷雨，及南旺店，又大风雨将至，遂泊。是二夕差凉，是夜竟无雨。

二十四日甲子（8月3日）晴。行二十里许墅关，三十里人阊门，抵申衙前书局，薄晚有数点雨。

九月廿三日（丁）［辛］卯（10月27日）束装买舟，将往维扬还金陵。晴。检书为二大箱五立箱，寄局中存。

廿四日［壬辰］（10月28日）辞诸当道，兼料理局中未完，期明晨一清。晴。

廿五日（己）［癸］巳（10月29日）晴。食后登舟。

廿六日（庚）［甲］午（10月30日）晴。行及许墅关，遂泊。

廿七日（辛）［乙］未（10月31日）晴。行及无锡泊，过惠山观听松字，携泉水而还。

廿八日（壬）［丙］申（11月1日）晴。顺风行，及常州府泊，此道潦水未消，两岸尚无纤路，非得风，舟行甚艰也。

廿九日（癸）［丁］酉（11月2日）行及丹阳县泊，人城访县令冯少渠及其幕客杨古云，古云言梁陵两神道曾往观，尚未有拓工，其旁有覆石，大逾此神道一倍者，疑是陵碑。《县志》载此有隶书碑，其龟趺尚存也。拓时当往监，以数人揭翻此石观之，并索神道石之一角也。又言城中有唐中和三年铜钟，高八尺许，口径可五尺许，上刻助铸人，有王十四娘字，在普宁寺，俗谓之大寺，即偕往观，还于县中晚饭。

三十日（甲）［戊］戌（11月3日）晴。顺风行至镇江西门外泊。

十月初一日（乙）［己］亥（11月4日）阴，微雨，西北风。不能渡江，泊。

初二日（丙）［庚］子（11月5日）晴，仍西风。食后登北顾山，至甘露寺旁亭上纵远览，江南群山叠出，虎距龙蹯，江北则都无一山，依浮图，认扬州，眼中数十里皆积水间之，夏秋雨多，至今犹未落也。遂改取北门道入，经钟鼓楼，观明正统四年铜钟而还。

初三日（丁）［辛］丑（11月6日）晴，仍西北风。

P270－271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人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勖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人“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殁，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