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以后，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写，已不仅仅局限于中文世界。几乎世界各地都有有关中国历史的文献。本书旨在为掌握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重要线索的学者提供一个平台，将其研究中发现的档案、照片、故事等材料，以多元的视角，用散文随笔的形式，通过实例和个案的具体研究，挖掘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事件、媒介影像等材料，以重建当时的景象，阐发深层意义。

李雪涛，江苏徐州人，德国波恩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全球史、中外关系史、德国哲学史及中国学术史的研究。除专业论著、译著、编著外，出版有《思想断章》（小品文集，2018）、《东西合集》（诗集，2019）等作品。

特稿
生时事物看得破——回忆德国汉学家陶德文教授 李雪涛
人物
寻找美国斯坦福大学首位中国毕业生邝华汰 郭晶萍
“战俘摄影师”佩克哈默与他镜头下的中国女性美 钟光懿
媒介
手与心——牧溪《六柿图》的面相学虚化现象学 夏可君
酒始于智者——茅台镇的随想 李雪涛
德国商人在上海1937——利定白夫妇书信研究 何玉洁
斌椿《乘槎笔记》日本修文塾版考略 潘瑞芳
事件
飘越疆域的歌声：《美人，再见》 韦凌
李希霍芬中国之行及其现代中国模式的构建 温馨
典籍旅行·学人传薪·知识侨易：《汉学家的中国碎影》读后 吴礼敬
稿约
《寻找》稿约

历史学已经不再将重点放在探寻历史的本来面目了，更重要的是揭示我们认识历史的过程。本书希望从历史和传统中寻找今天中国问题的出路，但绝不是单纯回到过去，而是立足现在，以当代的目光和问题意识来审视历史和传统。

生时事物看得破
——回忆德国汉学家陶德文教授*
李雪涛
2019年8月12日,顾彬（Wolfgang Kubin,1945-）教授写来一封德文的邮件，告诉他波恩的几个同事，还有我，陶德文（Rolf Trauzettel,1930-2019）教授在前一天晚上晚餐时去世的消息。他说他们会在波恩举办一个小的纪念活动，正式的告别仪式将在莱比锡举行。我回信说，很遗憾我没有办法到波恩或是莱比锡参加陶德文教授的追悼活动，但我承诺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
一
其实在认识陶德文之前，我早就知道这个名字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我在北外读书的时候，对德国汉学产生了兴趣。那时我从我的德国老师那里得到过一本“费舍尔世界史”（FischerWeltgeschichte）丛书中的第19本《中华帝国》。①知道本书的作者除了大名鼎鼎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2011）之外，还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Rolf Trauzettel。
1999年我到波恩的时候，陶德文已经荣休4年了。不过汉学系图书馆里一直保留着他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的四壁全是书，透过对开的两扇窗子一眼可见楼下的青青草地和旁边流淌着的莱茵河。我们在系里常常见面，他看起来非常严肃，据说他对中国学生有些看法，所以我跟他每次碰面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并没有任何深交。在波恩的日子，我基本上过着宿舍和汉学系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系里除了一些讲座之外，一般也不组织什么活动，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每年12月圣诞节前汉学系教职员工的聚餐。1999年12月下旬的一天，顾彬教授邀请汉学系的同事一起在中餐馆吃饭，我也在被邀请之列。那天晚上，顾彬拿出了一瓶他珍藏多年的五粮液，向我正式介绍了他的“精神导师”陶德文：“他是欧洲最好的汉学家，根本不是之一。”他当时好像说的是德文。就这样，我跟陶德文教授算是正式认识了。他坐在我的旁边，我们谈话的内容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但那天晚上他给我的印象是话不多，但显得坚定、克制，而我跟顾彬却将那瓶五粮液喝了个底儿掉。陶德文和我都住在哥德斯堡（Godesberg），那是波恩南边一个古老的住宅区，除了选帝侯那著名的洛可可风格的宫殿之外，还有许多保存完好的18世纪以来的建筑。当时大部分的使馆都在哥德斯堡，也包括中国使馆。之后我们在地铁里又聊了一路，尽管车厢的地板就像甲板一样在我脚下摇晃。不光是我们的家离得近，交谈之后发现我们精神上也如此之近。这次聚会后，我有空自然也会到他家去拜访了。
记得我第一次去拜访陶德文的时候，带着一本《中华帝国》的小书。记忆中他的房子好像是灰突突的，并没有什么性格，不过这里毕竟跟生活在水泥森林中的大城市不同，哥德斯堡自有其惬意之处。在书房里陶德文微笑着接过这本书，坐在写字台旁，娴熟地在扉页上签上了他的德文名字。在谈到傅海波的时候，他总是说：我的老师（mein Lehrer），从他的表情来看，对他的老师充满着崇敬和感激之情。“这本书的出版要感谢我的老师，本来在法兰克福的费舍尔出版社是要委托老师来写一本中国历史的专著，当时我刚刚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在汉学界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愣头小子而已。有一天老师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共同编写一本中国历史的著作。尽管我马上就同意了，但心里并没有任何的把握。”陶德文告诉我，由于受纳粹德国的影响，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相比于法国和英美历史学界，西德的史学研究依然非常落后。费舍尔出版社希望用分析学派的方法编写一套36卷本的世界史读本，所找的编者大都是谙熟英美或法国史学方法的德国历史学家：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更多的是询问历史认识是什么，而不再是历史本身，更多的是人们是如何认识历史运动的，而不再是历史自身。总的学术指导是法国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艺批评家鲍拉克（Jean Bollack,1923-2012）。按照最初的设想，中国历史的部分由当时住在法国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白乐日（étienneBalázs,1905-1963）来承担。出生于布达佩斯的白乐日从1923年开始在德国柏林大学求学，于1932年在德国汉学家、历史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2-1946）那里做了题为《唐代（618—906）经济史论集》的博士论文①，一直到1935年离开德国在巴黎定居。1955年，白乐日加盟法国年鉴学派的主阵地——高等研究学院第六系年鉴学派（巴黎法国国立高等学院经济科学和社会科学部任教）。第二代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邀请他讲授中国史，并支持他开展“宋史研究计划”（Le ProjetSong）。白乐日在德国做的有关唐代经济史的博士论文，之后又受到很好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训练，自然是这部中国历史书的不二人选。只可惜他仅完成了一个大纲就去世了。最终这一任务落到了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做过研究的傅海波的头上。“这就是一个著书的项目，但老师和我完全没有什么项目的概念，我们只是不停地讨论，不停地撰写。我当时博士刚毕业，是慕尼黑大学东亚系的研究助理，有一份工资我已经很高兴了，根本没有想过要有额外的补助。两到三年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