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与德国结婚的孤独的“元首”，却与相处多年的秘密情妇共赴黄泉。爱娃·布劳恩，这个与希特勒共同生活多年，在他毁灭前夕嫁给他的女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本书全面曝光希特勒的神秘生活，探索“魔鬼嘴脸”背后的真实人生！作者海克·格特马克尔调查了现存的有关这段关系的所有线索，创作出一部引人入胜的传记，让我们近距离地看到希特勒更隐秘的一面，以及纳粹分子家庭生活的真实图景。

在纳粹的官方宣传中，他是与德国结婚的孤独的“元首”，可事实上他有一个情妇：爱娃·布劳恩。她的存在直到“第三帝国”的最后一刻都受到严格保密。这个与希特勒共同生活多年，又在他毁灭前夕嫁给他的女人是谁？与世界史上的大罪人之一一同生活，这意味着什么？

本书作者海克·格特马克尔调查了现存的有关这段关系的所有线索，创作出一部引人入胜的传记，让我们近距离地看到希特勒更隐秘的一面，以及纳粹分子家庭生活的真实图景。本书还附有大量珍贵历史图片，更生动切近地展现了纳粹统治时期的历史真相。

序

相遇

 1.海因里希·霍夫曼工作室

纳粹党御用摄影师

“沃尔夫先生”

私人财产受托管理人

 2.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慕尼黑

极端之间的城市

日常生活和政治环境

纳粹运动

 3.布劳恩一家

普通市民生活

长期女伴：玛格蕾特·布劳恩

保持距离的姐姐：伊尔莎·布劳恩

 4.在希特勒身旁获得权力

与“元首”的情妇保持距离

牺牲还是算计？

权力前院里的孤独

反世界

 1.纳粹女人

意识形态和现实

玛格达·戈培尔——“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

埃米·戈林和伊尔莎·赫斯

爱娃·布劳恩的角色

《日记》

 2.元首神话或私下的希特勒先生

1935‘年在纽伦堡党代会上

悄然飞升

一种“失去的生活”？

希特勒和布劳恩一家

 3.情妇和内围圈子

施佩尔夫妇

勃兰特夫妇

马丁·鲍曼

 4.上萨尔茨堡的生活

庇护所和权力中心

“宫廷侍从”

政治和私事

莫勒尔大夫

赫尔曼·爱舍

1936—1939年山庄的“女管家”

出行

灭亡

 1.战争中的孤立

战争爆发

毁灭

“元首总部”山庄

毁灭开始205

 2.1944年7月20日及其后果

内围圈子的反应

送给爱娃·布劳恩的战利品

遗嘱

 3.决定留在柏林

最后的进攻

地下生活

元首地下掩体里的婚礼和结局

 4.身后

结束语

附录

人名索引

爱娃·布劳恩的洗礼名字叫做爱娃·安娜·保拉·布劳恩，她是在慕尼黑长大的，是一位职校老师的二女儿。她生于1912年2月6日，其时德国和世界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巴尔干半岛的多民族国家和边境争端早就让它类似于一只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发生了行刺奥地利王储弗朗茨·菲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的事件，很快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了，1919年在《凡尔赛条约》中同意赔款。私人生活中，布劳恩家的气氛也很紧张：弗里德利希·布劳恩和他的妻子弗朗齐丝卡，夫妻俩在结婚11年后的1919年经历了一场婚姻危机，两人最终于1921年4月3日离婚，分手原因不明。有可能是像许多夫妻那样，弗里德利希·布劳恩的参战造成的长年空间距离导致了疏远。1914年他主动报名参军，开始时主要被派在塞尔维亚，直到1919年4月底他在乌尔兹堡的一座战地医院里服务。这段时间，弗朗齐丝卡·布劳恩，一位兽医的女儿，婚前在一家慕尼黑纺织厂里做女裁缝，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独自拉扯三个小孩。离婚时法庭将当时分别为13岁、9岁和6岁的三个女孩的抚养权判给了她。但这次分手只是短暂的，次年，1922年11月16日，弗里德利希·布劳恩和弗朗齐丝卡·布劳恩就又复婚了。

普通市民生活

对于布劳恩家庭的重新结合，经济原因起了主要作用。毕竟战后德国饥荒横行，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并于1922年8月达到第一个高点，美元同马克的比价达到了1美元兑换860马克。于是，外国人纷纷拥进德国，抢购便宜货，德国人拿着他们变得没有价值了的钱越来越难买到基本食物，其结果是罢工、绝食和失业者的骚乱。虽然弗里德利希·布劳恩是名教师，不受失业影响，但在1922/23年的通货膨胀期间，当1镑黄油卖到13000马克时，公共服务机构的职员的薪水保持不变，而自由职业者、匠人和小企业主的收入也大幅贬值。在这种收入停滞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自是无法维持两个家庭。

直到1923年11月实行货币改革之后，经济形势才得以缓解。通过货币改革，任职仅3个月的帝国总理古斯塔夫·施特菜瑟曼成功地实现了货币的稳定，并使赔偿问题出现了转机。自从1919年6月28日签署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授意的《凡尔赛和平条约》以来，德国和同盟国之间有关赔款的额度和方式的争执就在逐步升级。但施特莱瑟曼的谈判技巧，尤其是同法国的谈判，还是促成了1924年8月16日在美国银行家的鼎力帮助下在伦敦为德国制定了一个不太严厉的融资计划。“达维斯计划”——它是以重要参与人、美国律师和银行家查尔斯·达维斯的说法命名的——规定要支持德国经济，以此方式促进欧洲的重建。随后的几年里，8亿金马克的国债和私人投资从美国涌进德国，终于实现了向往已久的经济繁荣。魏玛共和国所谓的“二十年黄金时代”开始了，在这20年里，蓬勃发展的主要是出口工业，而失业率继续居高不下，国家债务增加。

对于布劳恩一家来说，这一发展意味着经济情况好转很多。于是他们在1925年搬进了慕尼黑艺术和娱乐区的，位于施瓦本的霍亨佐伦街93号一座带女佣的大房子里。接下来的几年这家人也买得起自己的汽车了：一辆宝马3／15，是用一份继承来的遗产的钱支付的。很显然，经历了通货膨胀时期的痛苦，他们尽快将他们的钱换成了实物。但是，尽管物质生活很大程度上无忧无虑，布劳恩夫妇的婚姻还是不幸福，因此，爱娃·布劳恩最好的女友赫尔塔·奥斯特迈耶尔在后来的一封声明中形容他们当时的家庭关系“不是太令人高兴”。奥斯特迈耶尔说，爱娃·布劳恩因此“几乎整个少女时代都在我家”度过，也“与我在我家亲戚的庄园”上度假。她同这位女友的父母关系如此密切，也叫他们“父亲和母亲”。赫尔塔·奥斯特迈耶尔1936年结婚后改姓施奈德尔，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爱娃·布劳恩，是爱娃·布劳恩唯一的闺中密友，直到纳粹统治结束，她和她的孩子都是山庄的常客。

因此，这位女友的陈述很重要，它与布劳恩家庭的说法互相矛盾。特别是弗朗齐丝卡·布劳恩，面对记者奈林·E.古恩，她显然是在强调，她的女儿是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长大的。古恩记录道，她保证对她的婚姻“没有丝毫不良影响”，“都没有真正争吵过”。面对具有法律效应的离婚事实，这一说法显然不真实。像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1945年之后，由于同希特勒的个人关系，弗朗齐丝卡·布劳恩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处于辩护的压力之下，她在回忆时虚构出了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私人田园生活。

不管怎样，20年代中期，弗里德利希·布劳恩能够为他的家庭提供一种稳定的、中档的舒适生活，这种舒适延伸到女儿的教育上。于是，读完公立学校(1918—1922年)后，爱娃·布劳恩先是就读于滕格街上的一所离家不远的私立学校。1928年就读于英河畔的辛姆巴赫的“玛丽恩霍厄”学院，这所学院富有传统，信奉基督教，位于德奥边境上。有一幅制作于1700年前后的麦丽昂铜版画，画上，从辛姆巴赫可以越过一座古老的木桥眺望布劳瑙，198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就出生在那里。辛姆巴赫的这所学院几年前才开设了一所家政学校，学院本身1864年就有了，由遵从伊格纳提乌斯·封·罗约拉的祈祷练习和规定的教会团体比亚特·马丽娅·维吉尼斯神学院主持，由英国修女玛丽·沃德(1585—1645，17世纪最重要的女性之一)创办，因此在德国也叫做“英国小姐学院”，这个在全欧洲活动的妇女教会至今都被视为现代妇女教育的先驱。在那里，爱娃·布劳恩除了学习家政服务，还学习会计和打字，从而接受了未来的职业生活的教育——在那个时代，这种道路对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孩来说还不是理所当然的。1929年7月22日，爱娃·布劳恩从慕尼黑返回辛姆巴赫，当时已经17岁的她又住进了父母家。仅仅几个月之后，1929年9月，她就通过慕尼黑一家报刊上的广告找到了一个学徒职位：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在为他的工作室寻找员工。P25-27

1945年3月7日，爱娃·布劳恩乘坐一辆邮车从慕尼黑前往柏林，准备写完她的故事。这段故事于1929年开始于慕尼黑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店里，她在那里结识阿道夫·希特勒，他是当时还不很成功的极端右倾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主席。现在她违背他的意愿返回首都，去陪他一起死。

希特勒曾经命令她留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上萨尔茨堡。他在那里有座大庄园——他的“山间要塞”。因为柏林惨遭破坏，尤其是在盟军2月3日的空袭之后。空袭警报每天要响上好多回。苏联红军已于1月到达奥德河。美军和英军在众盟友的支持下，正从西方接近。因此，总理府里谁也没料到爱娃·布劳恩会在此时出现。阿尔贝特·施佩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随着她的到来，“一个死亡信使生动、真实地进入了地下掩体”。事实上，这样一来，她就走出了长年情妇生活的阴影。从此她的名字就同希特勒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一起死亡，让她自己和他一道成为传说。这是她想要的吗？

历史学家伊恩·克肖写道。谁对20世纪的影响都超不过阿道夫·希特勒。就连“现代、进步的文明社会”都会快得令人无法想象地“变野蛮”。这一令人震惊的体验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希特勒的名字由此成为一个象征。全世界都将这个名字同暴力、非人道、种族主义、变态的纳粹主义、民族大屠杀和战争联系在一起。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保尔·封·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纳粹党从而合法地取得了政权。从那以后。不仅是介绍纳粹独裁的组织，还有诠释希特勒“现象”的尝试不胜枚举。这一讨论持续至今。

与此相比，爱娃·布劳恩，“邪魔本人”多年的女朋友和后来的妻子。似乎没有任何历史意义，正如休·特莱弗—罗珀所写的那样，只是“元首的一个十分苍白的影子”是“历史的一次失望”——是虚无。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人们认为，爱娃·布劳恩在希特勒做出导致滔天大罪的决定时“未发挥作用”。只是私生活的虚假田园风光的一部分，这一假风光甚至能让希特勒“更坚决地实施恐怖”。因此，在希特勒传记里爱娃·布劳恩始终只是个配角。研究她的生活经历的少数作品就算没受意识形态影响，也主要是介绍被信以为真的她的可悲的“女人命运”，放弃了作为希特勒的女友对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的适应。

作为历史角色的爱娃·布劳恩不受重视，这从文学作品里占据上风的希特勒形象也可以得到解释。因为对希特勒这个人的描写至今都有争议。他的一些传记作者甚至声称他是个“非人”。20世纪70年代初，约阿希姆·费斯特虽然认可他存在一种貌似确凿的权力欲望和一种“独特的伟大”，另一方面又指责他作为个体的苍白，他的塑像般的特征和夸张的表现，说他“没有能力过日常生活”。几十年后，伊恩·克肖也认为，希特勒的“全部本质”体现在他的领袖角色里，而他缺少一种“个人的”、“较深层的”存在，这位暴君“极不寻常地”具有“魅力独特的权力”，他的私生活仅由一系列“空洞仪式”，组成。时隔60年后，即使坚信历史学家们如今已经“仔细测定了”纳粹帝国的“深渊”，他们看到的仍然只是“魔鬼嘴脸”。

可是。这一诠释到头来是否存在被希特勒的自我表现所左右，将他的个人解释为次要的，从而剥夺了他做人的资格的危险呢？这样一来他是不是摆脱了我们的自我批判式理解呢？最后，他的人民教育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不停地散布，说“元首”为德意志民族牺牲了私人生活和个人幸福。他“像大海中的一块礁石，超脱于日常生活的所有烦恼和缺憾”。如今回顾时还在设计出这样一个艺术角色，这妨碍后代正确面对自己的历史。理解纳粹专制的本质吗？

这里绝不是要为描写历史时过分强调个性辩护，也不是想对一个独裁者的私人一面表示“理解”，这个独裁者是魔鬼的化身。他已成为一个可疑的偶象。至今尚未有哪位作者对爱娃·布劳恩做过严肃的历史资料考证研究，这种研究将提供从新的角度认识希特勒的机会，也将有助于去魔鬼化。

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女人到底是谁，通过她可以对“滔天大罪”获得哪种视角。毕竟爱娃·布劳恩同阿道夫·希特勒维持了一段长达16年的关系，最后以一起自尽告终。另外，虽然这段关系在德国社会很大程度上被隐瞒了，这也是希特勒少有的同女人的亲密联系。从外表上看，爱娃·布劳恩年轻、金发、爱好体育、妩媚、好享受，而私人照片上的希特勒有点老气、死板，长着“心理变态病人的脸”(约阿希姆·费斯特)，两人根本不般配。据说，爱娃·布劳恩喜欢时装、电影和爵士曲，爱阅读1933年后在德国被禁的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爱好旅游，过度从事体育活动。这样，她的生活几乎不符合小资产阶级的、纳粹思想宣传的德国妇女的榜样，这个榜样必须首先是个母亲，乖乖地为男人看家。那又是什么将爱娃·布劳恩同希特勒联系在了一起呢？她同那位纳粹领袖身边最亲密圈子里的男人是什么关系呢？她同戈林、施佩尔或鲍曼是什么关系呢？这对希特勒有什么影响？希特勒私下里同他的情妇生活在一个迥异于官方刻画的“元首形象”的反世界里吗？或者，根本就不能进行这种区分？无论对于爱娃·布劳恩还是对于希特勒，这两个世界都是不可分割的吗？

表面看来，爱娃·布劳恩是个才华平平、出身于一个保守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女子。她显然既不是靠她的出身也不是靠她的兴趣引起注意的。但记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对政治事件漠不关心。因此爱娃·布劳恩不像玛格达·戈培尔那样善于交际、捉摸不透。也不像香槟酒厂老板奥托·亨克尔的女儿安奈丽斯·冯·里宾特洛甫那样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她也没有格达·鲍曼的狂热。人们都以为她的生活普通、平庸，可是，正因为这样，才要探究她的历史，因为在包围她的“邪恶”氛围里，她的“普通”显得像一种无政府主义，它也让邪恶显得不同。

通过与希特勒同生共死，爱娃·布劳恩与纳粹蔑视人类的政权结合在了一起，它得到激进的反犹主义的支持，导致“当代文明价值的最大灭亡”(伊恩·克肖)。她至今还出现在传媒社会里。这是她自己要这样的——在灾难性的战争结局确定了纳粹国家的毁灭之后——坚定不移地努力同她的“元首”一起死去，因此她是有意识地“英勇赴死”的。

在她同希特勒14年的亲密关系中，爱娃·布劳恩由一个来自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其父亲“直到最后”都相信“元首”的普通的、处于边缘位置的女孩发展成了一个对那位独裁者无条件忠诚的、任性的、毫不妥协的捍卫者。虽然她不是纳粹党员，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她拒绝纳粹国家或以某种形式反对过它。相反，希特勒的世界观，他的很难解释的对群众的吸引力，他的大量权力，至少像对他身边的其他所有人一样深深地影响了她。他认出她就是那个女人——面对不同于传统精英的差不多的出身和教育——她比任何狂热的追随者都愿意按照他的条件生活。

因此，最迟1935年，爱娃·布劳恩在希特勒身边最亲密圈子里的地位就不可侵犯了。出于这个原因，不少寻求接近希特勒的人，如施佩尔、戈林或戈培尔，都认为必须巴结她。每个人甚至都奉承她那只被宠坏了的会咬人的狗，据女秘书克丽丝塔·施罗德后来回忆，在它的女主人死去后，它“悄悄地、孤单地”穿行在山庄的废墟里。

当然，爱娃·布劳恩同纳粹宣传所宣扬的妇女形象存在根本性区别，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的这位女友等同于高级纳粹政客的大多数妻子。她过着一种特权生活，有旅行，昂贵的服装，偶尔从事一些为纳粹党服务的职业活动，她为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工作，向他提供“元首”及其山庄生活的所谓私人照片。光是因为这个就不能将她看作一个阿尔贝特·施佩尔后来声称的无动于衷、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同桌吃饭的人”。她利用机会参与政治是一目了然的，而她在那样做时显然没有犯错的感觉。另外爱娃·布劳恩既不是家庭主妇又不是母亲，极有可能也不想那样——因此正好符合年长23岁的、害怕固定关系、有着古怪生活习惯的希特勒。可是，由于她的存在根本不符合官方记载的“元首形象”，爱娃·布劳恩在社会上不可以露面——同样，另一个事实也很大程度上受到隐瞒：希特勒忌酒，食素，不吸烟，不喝咖啡，跟他的情妇一样，暴露出极端的身体洁癖。

这样，爱娃·布劳恩同希特勒的生活让我们可以深入窥看到纳粹统治时被仔细隐瞒和公开否认的这位独裁者的私人生活，同“宫廷侍卫”成员后来强调的相反，无法将它同希特勒的政治生活分开。不存在一个不谈论政治、纳粹思想在那里不起作用的私人环境。必须将主要是由施佩尔散布的那个观点驱逐进传说的王国，他说希特勒在他的私人圈子里——特别是有妇女在场时——不触及政治话题。事实反而是，不光男人，希特勒身边的女人们也认同纳粹政权的反犹主义的、种族主义的世界观，那是希特勒晚上坐在壁炉旁进行长谈时向她们阐述的。

这尤其符合爱娃·布劳恩的情况。如果尼古拉斯·封·贝洛这样一个受过教育、出身贵族的军官都被“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德意志民族“永久的威胁”的解释打动，认为它们可信，不及其他人有经验的她怎么会怀疑希特勒的这些说法的合理性呢？较亲密圈子里的每个成员，包括女秘书，至少都是熟悉“元首”有关世界形势的基本思想的，战争开始后希特勒经常在“通常的咖啡时间”向他们谈“他的心灵的恐惧”，同时声称“他觉得俄国恐怖，就像‘飞行的荷兰人’里的幽灵船一样”。谁也不能“影响或说服”希特勒，包括戈林、戈培尔或希姆莱在他面前都是虚弱无力、束手无策，这种观点主要都是在战后用来帮助曾经坚定不移的纳粹分子减轻罪行的，好像它符合事实真相似的。

但希特勒似乎从一开始就禁止他的女友公开干涉政治争论——他的这一立场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男人没有多大区别。他同样不希望爱娃·布劳恩——甚至他的某位亲属——成为纳粹党员。在这一背景下爱娃·布劳恩在政治言论上是不是在“有意识”保持克制，像她妹妹战后在法庭上声称的那样，或者她的沉默只意味着缺少兴趣，由于缺少资料，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她是否知道大屠杀，这件事到最后也没有澄清。

但是，无可怀疑的是，爱娃·布劳恩，估计是得到了她的老板海因里希·霍夫曼的有力支持，20岁时就以针对自己的暴力手段在希特勒身边争取到了一席之地，霍夫曼对她不无妒忌。她的女友赫尔塔·施奈德尔的一份供述后来说，她有过“很多对手”。事实上希特勒的随从人员当中流传着这样的看法，爱娃·布劳恩配不上“元首”，没有陪他一起亮相的资格。

当事人的回忆作品里多次出现的这一观点，后来甚至进入了科学论文——真叫人吃惊。事实上，也是希特勒本人给了她的女友一个忘恩负义的角色，它表现出的不是她自己的无能而是一个暴发户的害怕和缺少自主性。但是，困在权力和软弱无能之间，最后却坚决地采取了行动，虚荣，绝不是一个受害人，爱娃·布劳恩还是保证了自己在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虽然是个值得怀疑的位置。

历史学家海克·格特马克尔推出了第一本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对世纪罪人的长期情妇的生活描写。她得出结论，爱娃·布劳恩根本不是她长期表现的那样是个听话的小傻瓜，她掌握着她自己的命运，她既非不关心政治也不像人们长期以为的那样不懂得情况。

——德国《明星周刊》

历史学家海克·格特马克尔认真对待她书中的角色，在她整理的材料中有足够的线索说明，爱娃·布劳恩对于希特勒来说远远不仅仅是一个”迷人的年轻丫头”，或者也许正是由于她不起眼的或傻平平的外表，这位独裁者才在她身上找到了他寻找的那种放松和安宁。

——德国《明镜周刊》

整整一本关于爱娃·布劳恩的书，这是海克·格特马克尔在资枓极其稀少的情况下完成的一部杰作。

——《法兰克福总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