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正面表现市民阶层生活的小说，作者在海派文学脉系割裂几十年后，又以他独特的感知和书写能力，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新的旧上海画卷。值得推崇的还有作者独特的笔触——集幽默、调侃、自嘲、戏谑于一身，读来妙趣横生欲罢不能。其自言自语式的行文，也显示出作者独特的气度。

本书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暨小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沈善增的文学创作代表作。该书将兴奋点转移法结构、第一人称非认同性叙述用于长篇小说叙事，为本书之首创。于上海话登上文学大雅之堂方面，也有重大贡献。在生动幽默反讽的叙述中，更可见作者长于思辨、着意终极关怀的艺术个性。

“白玉兰文学丛书”精选新时期以来15位上海市专业作家的15部长篇代表作，其中包括三位已故作家树棻、陆星儿和胡万春。入选的作家和书目分别是，王安忆《长恨歌》、叶辛《蹉跎岁月》、白桦《每一颗星都照亮过黑夜》、赵长天《不是忏悔》、陈村《从前》、孙甘露《呼吸》、王小鹰《丹青引》、竹林《女巫》、程乃珊《金融家》、沈善增《正常人》、蒋丽萍《女生·妇人》、阮海彪《死是容易的》、树棻《末路贵族》、陆星儿《痛》、胡万春《苦海小舟》。

本书以另类的风格记述了旧上海民众在历史沉浮中的思想与生活。

一

不知道别人上山下乡想些什么，我就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是真的想，不是幽默，那时候我还不会幽默。

一九七○年四月，我从农场巴巴地赶回来，送弟弟去插队。除了正在批判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云云，我找不出什么话来勉励他。本来我去了农场，按“两丁抽一”的政策，弟弟可以稳留上海。后来“一二·二一”指示发表，一批红卫兵到市革会门口贴大字报，争来了一个“一片红”。这“红”的概念其实很可研究，非但“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市区算不得“红”，连市郊也算不上“红”，要“红”非得出上海的版图不可。当时掌管上海的“红刀笔”，倒不去抠这个字眼。但他们顾不上抠，还是有人抠的，我国有八亿人口呢。就我知道，有一个便是敝同窗，男性，穿鞋才一米五八高，绰号“小木克”。

“小木克”的那张嘴在班里是有点名气的。一九六九年春节前夕，突然通知毕业班全体未落实去向的同学是晚到校集中，学习讨论分配问题，还附带通知，饭吃饱些，衣穿暖些。“小木克”当时就觉得有些不对头。但精怪如他，还是合不得不去。七点整，工宣队在学校东楼小礼堂点过名，立刻命令大门紧闭。然后端出一只只盘子，盘里堆满用大红纸剪成的拳头般大小的“忠心”，要每人拿一颗，往上写好自己的名字，朝献忠栏里一贴，再去领一张工宣队长签署的出门条回家。全场哗然。百把条身子扭来摆去，像躲蛇一样躲避着那些“心”。工宣队长对着话筒吼读最高指示，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直读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是不能将本能的反抗压服下去。工宣队实行第二套方案，把十几个教室打开，按班级分组，一个工宣队员对十来个学生。“小木克”在分组后向带班的老吕挑起了辩论。他列举班级分配中的种种不公平、不合理，大叫想不通。老吕说，以前种种，即使再不公平、不合理，也都过去了，现在是毛主席要大家上山下乡。你们别人的话可以不听，对工宣队的错误可以提，毛主席的话你们要不要听？老吕这一说，驳得“小木克”哑口无言。老吕是条山东汉子，矮墩墩、黑苍苍，像个带缆桩。刚来时他说话含着胡桃，没说几旬脸就转成猪肝色，仿佛有先天性心脏病。“小木克”原是欺他这一点，才敢发动进攻，没想到老吕半年多来也操练得很可以了。旁边的同学窃窃地笑起来，“小木克”一时血往上涌，就说，那个“一片红”的“红”是反动的！此言既出，老吕立时又心脏病发作。“小木克”只顾翻本，奇语连射，老吕脸色越来越灰暗，终于仓皇朝教室门外逃去，教室里立时静得像太平间。过了一个“世纪”，老吕回来了，在门口向“小木克”招招手。“小木克”撸一撸分头向门外走去，同学们像目送江姐去就义似的望着他。工宣队长在老吕背后等着，对他一笑。到工宣队办公室，队长让“小木克”把刚才的观点复述一遍，然后说，你看怎么办呢？如果你坚持你的观点，那我们只能上报。也许让你撞中了，你路线斗争觉悟高。但是，你要是造反造错了，后果考虑过没有？“小木克”说没有，工宣队长就让他好好考虑考虑。

“小木克”放回来了，眼睛里没有了邪念，十来个同学都望此息心。老吕喝光了两茶缸水，也开始节约唾沫。到十二点，大家都有些昏昏欲睡。十二点半，发现“鲁宾逊”失踪了。“鲁宾逊”是留级生，本来应该是六五届，小学、中学各留一级，结果留出报应来了。估计他是翻墙跑回家去了，老吕又去向工宣队长汇报，回来也没下文。到一点，“大姨妈”从怀里掏出一只大饼来咬。他是班里最有特色的一个同学。整年穿一件黑不溜秋的布袍，一条叠腰大裆宽筒裤子，真像个从苏北农村逃荒到上海来的妇女。他平常总笑嘻嘻的，但发起火来，乱踢乱咬不休。因为他有个患精神病的母亲，同学们跟他逗乐也都适可而止。那天晚上，却是“大姨妈”与大家逗乐。许多人嚷起肚子饿来。老吕毫不动容地说，本来就通知大家吃得饱些，再说，没人拦着不让你们回去，主动权操在你们自己手里。到一点三刻，有几个同学熬不住了，领了颗红心，在上面尽可能潦草地签了个名，拍拍屁股回家了。“小木克”叫住与他比较要好的“哈密瓜”，托他去家里报一声平安，再取点吃的和穿的来。“哈密瓜”半夜两点敲开了“小木克”家的门。“小木克”的母亲正在甜睡，知道自己儿子只是关在学校里，更加放心，用食品袋装了大半袋炒面粉，足足两斤，另加一件丈夫的工作棉袄，交“哈密瓜”带去。“哈密瓜”兴冲冲送进学校，已经凌晨三点。炒面粉成了马后炮，“小木克”们已吃过工宣队发的小枕头面包。面包是一角二分，二两粮票，“小木克”等声明没带钱与粮票，结果同意先吃后付。“大姨妈”也拿了他这份面包，叫原来以为他有点神经不正常的同学不禁对他刮目相看。“哈密瓜”交割了炒面粉与棉袄，却忘了再领一张出门签证，结果被门岗拦住，费了大量口舌，直到四点才获准出门。到五点，工宣队又把各小组集中到礼堂，对剩下的三四十个花岗岩脑袋说，献忠心只是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拥护上山下乡政策，不等于插队落户报了名。“小木克”闻言叫了起来：“操那！这不早就好说了吗？早知道是这样，啥人高兴屏到现在？”

六七届其实只算轧住了尾巴，六八届才是整个身子全被关进“一片红”的笼子里。对六九届，话说得更绝了：这是长期的政策，直到要实现共产主义。除了瘸腿断手瞎眼哑巴驼背痴呆，谁也别做梦留上海，留一个，就对不起早先走的。已经上山下乡的听了都百感交集。

“一片红”方案一宣布，弟弟就拣了个淮北插队，报名到走才一个月，在他们学校是第一批动身，与我当年一样爽气。待在家里吃老米饭没出息，再说家里也没有老米饭可吃。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当逍遥派期间，我钻研过象棋，读过几本棋谱。读谱的最大收获，就是知道，对方叫“将”，而你的老将又只有一个方向可走，你就应该想也不想把将移动一步。哪怕形势再危急，要绞脑汁也留到下一步棋去细绞。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弟弟的名字已经从户口簿上勾去，大件行李也已打好送到了集中站，火车票放在他新买的塑料皮夹子里，里面还有一张崭新的十元钱与二十斤全国粮票，这是关照他留着遇到万不得已时逃命用的。到这时，是可以考虑下一步棋了。

我把弟弟引到人民广场去。人民广场是上海最大的一块天。去农场一年多，我回上海休假就觉得气闷，在家一定得把两扇南窗打开，就是打开了还觉得气闷。这种肺部新鲜空气综合征，直要到我日后调回上海才不治而愈。人民广场是上海最大的一块天，到那里去对话，心情才会豪迈。“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在当时的利用率最高，已被我抄过几十遍送人，无怪乎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编印的《唐诗一百首》要把它列在第二。那位编辑的目光可真邪乎！这本小册子，第一首是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运动初期的牛鬼蛇神走资派，稀里糊涂倒霉，真心诚意忏悔。第二首便是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小将们，意气风发地充军去吧。第三首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人人都在轰轰烈烈中感到孤独，事情好像不对劲了。第旧首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罢官的回来了，插队的回来了，就是青春年华回不来了。第五首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人心思定，小康生活多么诱人。第六首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人们逐渐取得了一种对历史的超然态度。六首诗，整整一部大转折史。今天，有人说早从佛经或推背图里看到关于“文革”的谶语，不知道是不是这类东西。

P11-14

听——黄浦江的涛声

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

王安忆与东方出版中心商讨出一个很好的设想，那是祝君波先生主持东方出版中心之后的事情，他们商定，为新时期以来上海专业作家的创作，出版一套代表性的丛书。安忆说，想尽量选择各位作家处于创作巅峰期的作品。当然，不是说以后就不再有更好的作品。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假如有超越巅峰之作，肯定是被热烈欢迎的好事。安忆希望，我也关注此事，于是就有了一点感慨。

前些日子，我有事去五原路，那是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忽然童心大发，决定去穿越一条小弄堂。那是从我的老家旁边通往安福路的狭窄的弄堂。让我惊讶不已的，是那条弯曲的窄弄，竟全然不顾外面世界的翻天覆地，甚至淡漠地应对身边的明显的变迁。比如，乌鲁木齐中路与安福路一带建造的众多豪华的大厦，它依然简陋而安静地蜿蜒着，那破旧的墙壁，那杂乱的树木，乃至那废弃的老井，与五十年前我读小学时几乎一样，连呼吸到的潮湿而带点霉味的空气也与半个世纪前的记忆相似，时间在这里好像凝固了。

当我穿过小弄堂，面对安福路沿街高档的建筑群，据说，那是香港地产巨商的得意之作，星空下，亮丽的灯光从众多窗户喷射出来，我才长长地透过气，明白毕竟已经过去了五十个年头，我也早就从一个天真无知的少年，演变为品味过人世沧桑的感叹者。

这套书的作者，有比我年长的，也有年轻几岁的，大体算同代人。听着差不多的黄浦江的涛声成长起来，体味着大同小异的上海人的甘苦走上文坛。上海，有着她的变与不变，我们也有着自己的变与不变。丛书中的小说，记录着各种各样的变，街景的变，风俗的变，时尚的变，乃至人物内心、社会世态的变等等；同样，这些小说还证明着许多的不变，梧桐树、老洋房、石库门之类，是外在的保留，上海人的精神世界，是否也有许多难以改变的基因存在7我想，肯定有不少，上海的文化可以区别于其他地方的，除了特别的方言之外，肯定相当丰富。至于比较优劣长短，那就很难简单说清楚了。文化方面的情况，当然比数学物理的公式要模糊得多。

对于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小说家们的记录，各有侧重不同。程乃珊与王小鹰均从所谓的大户人家走出来，但是，《金融家》与《丹青引》，是主旨、人物、艺术很大不同的作品；沈善增与阮海彪都在反映底层的生活，不过，其角度、思考的差距也是相当大；陈村和孙甘露，在先锋文学方面全有过引领风尚的美誉，但他们的创作特点，也真难归类。正是作家们散漫的观察与书写，把城市的画像丰富起来。作家的个性张扬与社会的前进脚步，在丛书里无意识地和谐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张照片始终很新鲜，可能是某个西方商人或旅行者拍摄的，那是一百多年前，上海刚开埠的时刻。黄浦江畔，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马路栏杆，只见沿江排列的帆船和连接船与陆地的长长的木跳板，泛着暗光的江水奔流不息，苦力们扛着沉重的货物艰难地跋涉在那狭窄的木板上……

今天繁华的上海，源于黄浦江上的那些木跳板。我曾经为一百多年前的照片产生灵感，有过写一部小说的冲动。后来因为懒惰而没有动笔。因此我感激这套丛书的作者们记录下来的上海的昨天与前天，由此，我们还能联想到上海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