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自有《红楼梦》以来，他就是读者和专家关注、研究的中心。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初至今，海内外有关贾宝玉的单篇研究性文章达700余篇；而笔者所见专著也有范扬《阳刚的隳沉——从贾宝玉的男女观谈中国男子气质的消长轨迹》、舒宪波《扑朔迷离的贾宝玉》、庞艳辉《阅读贾宝玉》等数种。对于一个文学人物的研究而言，这无论在“红学”还是在古典小说中，大概都属于研究成果较多的了。

　　本书即是对这些成果的历时性纵览。

　　“红楼人物百家言”是一套有关人物人物评论的资料汇编，共6种7册，其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四位主要人物单独成册，其他人物列入“红楼男性”、“红楼女性”(分上下两册)。丛书将历代关于红楼人物的评论资料汇于一册，并将资料分类汇编，撰写类序，有助于研究者和爱好者更快更全面地掌握相关资料，从总体上对红楼人物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书后附有研究论著目录和评论家索引。

二百年红学专家共时空对话，数十位红楼人物历时性纵览。本书是对贾宝玉的评论。

前言

命名取义

年龄

原型

自传说

影射

形象系统

真假宝玉

容止

言语

诗才

意淫

爱情观

宝黛情

其他感情经历

双性特征

人生观

中乡魁

却尘缘

结局

性格

叛逆说

思想

形象价值

比较

研究论著目录

评论家索引

编后说明

决非“欲”之代表([加]叶嘉莹)

首先，《红楼梦》中的“宝玉”决非“欲”之代表，静安先生指“玉”为“欲”，不仅犯了中国旧文学批评传统之比附猜测勉强立说的通病，而且这种比附也证明了他对于《红楼梦》中宝玉之解脱，与叔本华哲学中绝灭意志之欲的根本歧异之处，未曾有清楚的辨别。……《红楼梦》一书中虽表现有佛家出世之想，然而其实却并不同于叔本华之意志哲学。如果“宝玉”在《红楼梦》中果有象喻之意，则其所象喻的毋宁是本可成佛的灵明的本性，而决非意志之欲。如在《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通灵玉蒙蔽遇双真”一节，作者便曾藉着癞头和尚的口中说过：“那宝玉原是灵的，只因为声色货利所迷，故此不灵了。”而且在书中开端作者也曾敘述这块宝玉原是经女娲氏锻炼之后遗在青埂峰下一块未用的灵石，虽曾降世历劫，最后仍复回到青埂峰下。从这些记叙来看，则此“玉”之不同于叔本华的意志之“欲”，岂不显然可见。

   《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失谈到<红楼梦>之文学成就及贾宝玉之感情新态》，

   《海外红学论集》(1982年)第142一143页

“宝玉”二字的出处(陈昭)

第六十二回，湘云道：“‘宝玉’二字并无出处，不过是春联上或有之。诗书记载并无，算不得。”香菱道：“前儿我读岑嘉州五言律，现有一句说：‘此乡多宝玉’，怎么你倒忘了。”

按：唐代岑参《送张子尉南海》：“不择南州尉，高堂有老亲。楼台重蜃气，邑里杂鲛人。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岭春。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据《唐诗别裁集》)然而，湘云说“宝玉”二字并无出处，不见于诗书，欠审。《左传》：定公八年，“盗窃宝玉大弓”。又，《韩非子·和氏》：“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难道湘云真的忘了吗？

    《红楼梦小考》(1985年)第200页

“天赋之性”(赵聪)

作者“荒唐言”中的顽石就是贾宝玉。它已经给女娲炼就了去补天的，却偏偏因为多炼了一块，不幸它给遗弃了。作者虽然自怨“无材”，实则却不是无材而是不幸。这就象征了宝玉降生后的悲剧。他那块口中衔来的通灵宝玉，王国维说即是一个人先天具有的“生活之欲”，依笔者拙见，倒不如说成“天赋之性”更适合。他因为有这块玉，才被人目为“奇”，也就是因为他带着天赋的个性，才被人指为“暴虐浮躁，顽劣憨痴”。人的天性不为现实社会所容，要使见容于人，必须大加修整，而对天性的修整却又无异在委屈自我，自会构成最大的苦痛。所以宝玉常常发脾气要摔掉那块玉，豁着委屈本性而求见容于人，却又办不到。即如高鹗所写失玉之后的宝玉，还不是马上病魔缠身，就是病愈之后仍然如疯似傻。索性不再委曲本性了罢，索性就不见容于人了罢，所以第三回作者用那首[西江月]批宝玉道……自骂亦正是自赞！世人对他不满，他也不满世人，像他家庭内那些荒淫无耻、自相残害的事实，社会上那些暗无天日的罪恶行为，他怎么看着能满意，这就正如陶渊明所说的“少无适俗韵”和“违己交病”了。在应该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事情上，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真真正正地做一个人，必须受别人无理规定的限制灭缚：不能自由自在地过一种发展个性的合理生活，终日像金丝雀一样给关在大观园这个笼子里，一举一动都有人保护侍奉；这个样子的贾宝玉，纵然物质生活丰富，精神上能舒展痛快吗？

    《红楼梦》，《曹雪芹与红楼梦》(1986年)第182一183页

       P4-P5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自有《红楼梦》以来，他就是读者和专家关注、研究的中心。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初至今，海内外有关贾宝玉的单篇研究性文章(包括论著中的专门章节)达700余篇；而笔者所见专著也有范扬《阳刚的隳沉——从贾宝玉的男女观谈中国男子气质的消长轨迹》、舒宪波《扑朔迷离的贾宝玉》、庞艳辉《阅读贾宝玉》等数种。对于一个文学人物的研究而言，这无论在“红学”还是在古典小说中，大概都属于研究成果较多的了。

本书即是对这些成果的历时性纵览。

我们看到，有关宝玉的名义、年龄、性别、原型、容止、言语、诗才、爱情婚姻、性格、思想等人生的侧面，以及“中乡魁”、“却尘缘”等重要人生事件，总之与宝玉这个特定的人相关的一切，他的人生的全部，几乎都研究到了。最早是以大约与曹雪芹同时的脂砚斋等人为代表的旧红学对这一人物的评点、题咏、索隐等，其中评点派的看法最有价值，如脂评称其是一个“说不得”的“今古未见之人”，二知道人谓宝玉“但是女子，俱当珍重”等等，代表了早期“红学”对贾宝玉研究的成就。而索隐派如徐柳泉、张维屏以宝玉为“容若，原名成德，大学士明珠之子”，裕瑞指宝玉是作者“叔辈某人”等等，虽然不无文化的意义，却更多地显露了当时“红学”的缺陷和局限。然而，这一派流风余韵，至今未衰。

清末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开启了“红学”特别是贾宝玉研究的新时代。他以中西结合的方式，从美学的角度提出了壮美人生论，可以说代表着贾宝玉研究的第一个峰端。随后由胡适《红楼梦考证》奠基，而有顾颉刚、俞平伯等人鼎力相助所开创的考证派，标志了“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红楼梦辨>序》，1923)。其中胡适关于“《红楼梦>)……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的化身”(《红楼梦考证》，1921)观点的提出，则标志了《红楼梦》研究“自叙传”说、特别是贾宝玉研究的第二个峰端，至今为多数“红学”家所信从或重视，影响深远。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尤其是建国)以后的“红学”，逐渐接受了社会阶级分析方法。有关研究于1943年提出“贾宝玉是他的时代的叛逆”的观点，到1954年发展成“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逆子”一说，终于催生了盛极一时的“叛逆说”。其说当时虽有反对的意见，但声音微弱，迨至建国以后，经过对俞平伯不正常的政治性批判，长时期中可说已定于一尊，应该是贾宝玉研究的第三个峰端。

改革开放以后，贾宝玉研究在总结、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因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医学、西方哲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广泛介人，比较研究、原型批评、问卷调查等多元化方法的大量使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绚烂多姿的局面。比较重要的成果如与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比较，台湾学者何炳棣先生对宝玉“复合型的恋母情结”的分析，袁世硕先生的神韵性格说，美国学者卢西恩·米勒对宝玉存在之情态的研究，台湾学者陈益源先生的“兼具同性恋的双性恋者”的观点等等，都极具开拓创新的价值，标志了贾宝玉研究第四个峰端的方兴未艾。

“红学”史上贾宝玉研究形成自身突出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复杂的形象系统研究。就是说，学者关注贾宝玉形象，不止于其身，而是把在《红楼梦》中与宝玉有关的顽石、石头、石兄、神瑛侍者与通灵宝玉等等一并研究，视为一个复杂的形象系统。如已故戴不凡先生提出的“大宝玉一小宝玉”说，香港学者梅节先生的“宝玉和石头是两回事”说，孙逊先生的反对“把贾宝玉和通灵玉搞混了”等说，代表了这一研究达到的高度。

二是贯穿始终的原型研究，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即《红楼梦》刚开始流传不久，裕瑞便根据传闻指出：“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这句话成为原型问题的引线．后来，认为是“自己写照”的一派逐步发展成自传说。如解盒居士认为怡红、悼红“实惟作者一人而已矣”，境遍佛声也说“盖宝玉自况也”。五四以后，胡适提出了自传说，使这一学说趋于成熟，俞平伯、周汝昌等先生的研究则使之进一步完善成型。认为“非自己写照”的一派，提出了诸多说法。如容若说、玉宝说、随园说、佛太子说、张岱说等。而作为“叔辈某人”说的一个发展，则是由台湾红学家皮述民先生在20世纪末提出的李鼎说。同样研究贾宝玉是谁这个问题，而与原型方法貌同而神异的还有影射研究。主要有福临说、胤扔说、玉玺说、乾隆说等。其中，蔡元培的胤扔说影响最大，至今仍有学者与之呼应唱和。

三是特殊的双性化研究。“双性”一词用于文学研究，本指“男性作者在女性叙写中所无意识流露出来的双性心态”(叶嘉莹《朱彝尊之爱情词的美学特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l期)，对于贾宝玉形象的观照，首先是指其性别上的双性特征，即兼有男性、女性两种生理属性。这种观点可说很早就见端倪于杨维屏“此身不信属男儿”之咏，上世纪中期，随着西方性心理学的输入，此类研究越来越多；其次是性格上的双性化，即认为男性性格里渗进了女性性格因素；再次是用在有关情爱的探讨上，台湾学者陈益源先生提出的“兼具同性恋的双性恋者”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

四是对“红学”研究起决定性作用。由于旧红学“索隐派”和新红学“自叙传”说的影响，《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一切，一向都被视为考证《红楼梦》作者的基础。因此，宝玉形象在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中是否能够统一，则直接牵涉到续作者和续书的问题。而有一些研究又往往通过把握贾宝玉进而把握《红楼梦》，如王国维正是从把宝玉之“玉”理解为“生活之欲”入手，找到了《红楼梦》是一部大悲剧的根据。此外，就是对贾宝玉的认识的变革，决定了红学的变革与发展。历史上“红学”几次大的发展几乎都是如此，如认为贾宝玉是影(隐)射某某人的观点，可说是旧红学的最大标志；对这一观点的反驳，即认为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之说，则标志了新红学的成立；贾宝玉“叛逆说”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尤其是建国)以后至“文革”结束前红学的“标签”，而“贾宝玉是叛逆吗”的反问则促成最新的变革，产生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红学，使贾宝玉研究由单一走向多彩多姿。

总之，“红学”是为天下所瞩目的显学，贾宝玉研究是“红学”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显学。笔者能历览“红学”之区，为古今贾宝王研究论著撷英挹华，虽为荣幸，但搜爬剔抉之余，深感对“红学”知之甚浅，加以资料查阅等诸方面的不够方便，选编终难免有所不当，谨请读者专家谅解和不吝赐正。

         编者

     2005年5月于养学斋

本丛书的编纂是以古今红学家辛勤的学术创造为基础的。但在选编的过程中，特別是在成稿之后，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一看似简单的编纂工作其实不容易圆满实现，因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本丛书就历代红学原著选录，力求忠实于原著全文或全书的统一的思想，每一条文也都在题后括注了原作者姓名，文下标明了原文出处，以示对原作的尊重。但在实际上，由于节选本身的片断性、过程中难免的误读和技术处理上的有可能不当等原因，某些入选文字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足以全面准确反映原作基本观点。凡属此种情况，应当由选编者负责，而我们相信读者欲了解、评价某家某说之本意，或研究中使用该条文字，当能借助本书附录，查考原作原文；

二、本丛书各分册编者就其所见搜罗红学著作选录，能力条件所限，不仅难以就红学全部著作而比较取舍，即使对一家之红学也可能有遗珠之憾。从而节选文字有可能不是作者最重要的贡献，或因时过境迁，已不再反映作者今天的认识。凡属这些情况，本丛书编者预向有关作者致歉，希望在得到指教以后加以补正，同时提醒读者不应仅从本书选录评论文字对某家红学人物学进行整体评价：

三、本丛书编者自始就希望在选录、编排等各具体问题上得到原作者的指导，但因经费、精力等方面的限制，事前实难一一请教，因附本书初版寄意，恳请原作者诸贤，能就本书存在的问题不吝赐正，以便再版时改进；

四、本丛书于红学应是能有些用处的，但是除了上所述及，还会有其他不够完善的地方，深盼广大读者专家的关心与批评，能促使帮助本书进一步修订和提高，以更好服务于红学的发展。

祝红学更加繁荣昌盛！

      杜贵晨

      2005年10月25日于济南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