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但丁逝世七百周年，全世界都在以各种形式隆重纪念这位中世纪晚期的伟大诗人。

《神曲》是人们记住和纪念但丁的重要理由，但丁之名因此而广泛传扬，直至今日这首长达14233行的诗歌仍被不断翻译和改编成各种文字，从十四世纪的亚平宁半岛穿越时空，跨越世界各种文化，不断散发魅力，焕发新生。

《神曲》伴随着但丁的流亡经历，见证了他的峥嵘岁月。

2021年是但丁逝世七百周年，全世界都在以各种形式隆重纪念这位中世纪晚期的伟大诗人。

《神曲》是人们记住和纪念但丁的重要理由，但丁之名因此而广泛传扬，直至今日这首长达14233行的诗歌仍被不断翻译和改编成各种文字，从十四世纪的亚平宁半岛穿越时空，跨越世界各种文化，不断散发魅力，焕发新生。

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年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双子座，具体出生日期众说纷纭，1321年9月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在腊万纳逝世。他写《神曲》用了很长时间，一般认为是从1307年至1321年的夏天，但也有人说可能始于1302年年初，也就是他被流放的前夕——他的政治生活乃至人生轨迹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作为诗人，但丁感情极为丰沛，他的才情和历史地位丝毫不逊于被他奉为精神导师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但作为生活中的凡人，他情绪的流动性不强，特别是面对爱情的时候，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常会情滞语塞，甚至产生幻觉。作为政治家，他的理想主义思想使他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不谙就里，最终因政治斗争失败而被逐出佛罗伦萨，终生未返回家乡。作为思想家，他批判教会，鼓吹政教分离的世界帝国，向往民族国家的统一，这在当时都是非常超前的思想，奏响了新时代的序曲。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用《神曲》形象化了阿奎那的神学理论，也以自己的终极理想感悟了世人。

《神曲》伴随着但丁的流亡经历，见证了他的峥嵘岁月。在《天国篇》第十七章中，当但丁回想起自己在意大利各地的漂泊经历时，深为自己做出的正确选择而感到骄傲。尽管他一生未能实现自己的爱情与政治理想，但却通过创作《神曲》获得了理想中的安宁，到达了那个欢悦的天国——基督教中天堂的最高处，甚至还在全诗的最后一章让自己见到了以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形式呈现的上帝。

然而，面对《神曲》中浓郁的中世纪文化色彩和强烈的宗教意识，现代读者通常会敬而远之，因为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与欣赏习惯会时时处处提醒我们要克服虚幻想象，远离彼岸世界。不过，面对但丁这样的叙事大师和《神曲》营造的梦幻世界，我们完全可以纯粹为了寻求审美的快感而忽略相关的知识、文化和思想，满足于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美妙的场面和精妙的修辞，沉浸在作者为我们营造的或恐怖或神圣的氛围中。就像铁杆但丁迷T.S.艾略特告诉我们的那样，没必要为了阅读《神曲》而去接受但丁的哲学和神学思想。

阅读《神曲》的另一个困难是缺乏想象力。这在当今世界是很好解决的问题，在这个媒介异常发达的时代，我们在阅读文字时的空白完全可以被形形色色的图像所弥补，无论是地狱复杂的结构和狰狞的鬼怪，还是天堂炫目的光影和轻盈的天使，以及但丁对弗兰齐斯嘉·达·里米尼的无尽哀悯，乌格利诺伯爵食子之肉后的痛彻心扉……绘画、雕塑、影视，甚至电子游戏都能为我们生动地诠释和再现。

尽管关于《神曲》的图像自作品问世以来就层出不穷，但自1861年以后，全世界大多数读者对那个神奇世界的想象都被一位画家框定了，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观众在想到《红楼梦》时，眼前出现的都是1987年版电视剧中的人物形象一样。这位画家就是法国的古斯塔夫·多雷，为了纪念但丁诞辰六百周年，这位法国当时最优秀的木刻版画家为《神曲·地狱篇》刻制了全套的木版画插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时风靡欧洲，无情碾压了他之前几个世纪所有的《神曲》插图，当然也包括波提切利和威廉·布莱克的作品。到1865年时，多雷已一鼓作气完成了《炼狱篇》与《天国篇》的插图，从那时起，直至现在，总有不少的读者是因为多雷的插图才爱上《神曲》的，而不是相反。

但丁除了是一位叙事大师，更是一位空间结构大师，毫不夸张地说，基督教教义中地狱和天堂的概念因但丁的描述而变得更加形象和具体。能充分领会但丁意图，淋漓尽致还原其想象的人恐怕非多雷莫属，他用木版定格了但丁的灵魂，将复杂甚至混乱到极致的场景理性地呈现给读者，同时还能捕捉到瞬间的情感，体现人物的语言。多雷简直就是受但丁之托来沟通古代与现代世界，使《神曲》继续保持生命力的使者。

当然，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神曲》，我们需要阅读大量的评论和注解，幸运的是，很多这样的信息我们同样可以在网上找到。此外，我们还要详细研究诗歌语言与风格之美，体会三连韵的节奏（即每三行十一音节诗句为一组，循环往复，这是意大利语古典诗歌最常见的韵律形式之一），感受诗歌中巧妙至极的明喻和隐喻。说实话，《神曲》的很多妙处只能在原著中才能尽显，然而即使在各种语言的译本中，但丁也同样能传达出他巨大的能量和简约洗练的风格，以及他对于人性的总体观念。然而，无论世界如何千差万别，人们都能领悟到但丁所展现的文化，难怪庞德和艾略特他们认为《神曲》的确是一部适合于每个人的作品，每个人都能从中发现自己的本性和希望，觉察自己的错误，明确自己的伟大事业，感受到认知世界万物的张力，也认识到我们人类的局限。

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但丁的认识只是中学历史教材中引用的恩格斯的那句话：“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句话出自1893年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其实，在恩格斯发表这篇序言之前，但丁的名字就已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了，就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在其1886年出版的中文著作《欧洲史略》中最早提及了但丁的名字（丹低亚利结理）。

十九世纪末，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寻求着民族复兴的出路。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避祸于日本，在那里宣扬民族意识，鼓吹君主立宪的改良思想。梁启超感到，自己与被放逐的但丁有着相同的际遇，此时但丁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不但是爱国诗人，还是精神导师和效法的榜样，这种崇敬之情与其说来自但丁，不如说是来自刚刚完成民族复兴伟业的意大利民族国家。

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弃医从文，决定把文学作为毕生事业，以唤起中国民众觉醒。在他看来，意大利历史上虽然处于长期分裂的状态，但第一个用意大利语创作文学作品的但丁是意大利民族的灵魂和心声，而意大利语则能成为凝聚意大利民族的力量。

由于时代的特点，身处社会激烈变革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但丁的关注往往侧重于他的政治观点和民族意识，在这一点上，胡适与鲁迅是一致的。1917年胡适在发动白话文运动的檄文《文学改良刍议》中明确指出，中国要效法十四世纪的意大利，用“俚语”创作“活”文学作品，取代用文言创作的“死文学”，从而像但丁“创造”意大利语那样，创立以白话为基础的，口语与书面语一致的中国话。总之，胡适也想借助语言和文学的力量，唤起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

与鲁迅和胡适相比，老舍对但丁的接受更体现在他对《神曲》文学价值的肯定上。老舍坦言自己一度是但丁迷，读了《神曲》才明白了何渭伟大的文艺。他认为《神曲》是所有对文学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认真阅读的作品，这关涉文学如何进入人们精神生活的问题。

老舍的这一观点曾在巴金身上得到了印证。巴金在因遭受政治迫害而被关押期间，《神曲》成为他生命的支点与精神的寄托：1969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一一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随想录》第74章《十年一梦》）整整一百年前的1921年是中国对于但丁及其作品译介和研究的重要一年。在但丁逝世六百周年之际，上海《小说月报》杂志开辟专栏纪念，并刊登了钱稻孙以楚辞体翻译的《神曲》片段，标题为《神曲一脔》，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发表的《神曲》译本。《神曲》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自数学和物理学家王维克之手，由于抗日战争的离乱，直到1948年才完全出版。几乎与此同时，上海诗人朱维基也出版了自己的《神曲》译本。这两个译本，一个是散文体，一个是现代诗歌体，终于让中国读者领略了《神曲》的全貌。然而遗憾的是，二位译者都未能从意大利文原文移译，而是转译自英文、法文等译本。时隔近四十年后，从但丁原文翻译《神曲》的使命落在了田德望先生的肩上。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还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田先生就爱上了《神曲》，并为此自学了意大利语。不久之后，他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用英文撰写了毕业论文《但丁的（神曲）和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比喻的比较研究》。在吴宓教授的建议下，田先生前往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研究但丁和文艺复兴文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后，田先生曾在武汉大学开设了国内第一门《神曲》研读课程。后来由于工作关系，田先生一直从事德语教学，直到退休以后，在老友冯至的诚邀下，才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开始了这项艰巨的工程，翻译工作多次因译者的健康原因而中断，最后经受癌症折磨的田先生坚持译完《天国篇》，但在出版前就与世长辞了。田先生对翻译的要求非常严格，尤其对于注释格外重视，他注释的内容几乎是原诗的三倍，总量超过六十万字，为我们阅读和研究《神曲》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因此，田译《神曲》也被视为最忠实严谨的中文译本，尤其受到学人的青睐。在《地狱篇》出版后，田译本就已经赢得了很高的声誉。田先生因此获得了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还获得了意大利文化遗产部授予的意大利国家翻译奖。1998年，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访华时，亲自登门授予田先生意大利一级骑士勋章。

但丁曾说过，凡是按照音乐规律来调配成和谐体的作品，都不能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至于完全破坏它的优美与和谐。要知道，但丁那个时代的一些诗歌就像我们的宋词一样，是要唱出来的，有着严格的音律规则，即便是《神曲》这样用来朗诵的长诗，也非常讲究韵律与节奏。为了解决译本的体裁问题，田先生专门研究了一些成功的西方语言译本和此前的中文译本，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与其为合乎格律而削足适履或添枝加叶，不如完全摆脱格律束缚，直接译为散文体，以求忠实可靠，待日后出现既有诗才而又通晓意大利文的翻译家时，再把这一世界文学名著译成诗体。治学严谨的田先生自谦不是诗人，如果勉强译成诗歌体，会误导读者，使他们认为但丁的诗也不过如此。他担心意大利谚语“译者就是叛徒”这句话会在自己身上得到验证。对于译本“美感缺失”的问题，田德望直言不讳地说：“译者的目的仅在于使读者通过译文了解《神曲》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涵，如欲欣赏诗的神韵及其韵律之美，就须要学习意大利语，阅读原作。‘

在田德望先生身后的这二十年，国内关注和研究但丁与《神曲》的人越来越多，新译本也不断出现，各有各的风格特色，当然也各有各的局限和缺憾，每个译本都是译者的解读方式，也有其一定的时代特征和”适用范围“。《神曲》的翻译和对于但丁的研究本就应该与时俱进。

但丁逝世七百年后，全世界仍然在读着《神曲》，我们在中国也不例外，因为在这些诗句中有我们永远关心和需要的东西，这就是《神曲》的伟大之处，它会超越时间的存在，成为活在当下的历史和分享给每个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