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会NN市的一家旅馆门口，驶来了一辆相当漂亮的小型弹簧轻便折篷马车，乘坐这种马车的多半是单身汉：退伍的中校啦，上尉啦，拥有大约百把个农奴的地主啦，总而言之，一切被人叫作中等绅士的那些人。在轻便折篷马车里坐着一位绅士，外貌不俊美，但也不难看，不太胖，也不太瘦；不能说是年老，不过也不太年轻。他的莅临没有在城里引起任何骚动，没有随伴着发生任何特别事故；只有两个俄国庄稼汉站在旅馆对过的一家小酒店门口，交换了一些意见，不过这些意见仅仅涉及马车，而不是涉及坐在车上的人。“你瞧瞧，”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车轮子!你觉得怎么样，要是上莫斯科，这车轮子拉得到还是拉不到?”“能行。”另外一个人答道。“可是我想，到喀山就不行吧?”“到喀山可不行。”另外一个人答道。谈话到此就打住了。此外，当轻便折篷马车驶近旅馆时，迎面遇见了一个年轻人，身穿一条又紧又窄的白斜纹布裤子，一件想赶时髦式样的燕尾服，里面露出用一支土尔出产的手枪形铜别针扣住的硬胸。年轻人回过头，朝那辆马车瞅了一眼，用一只手按住差点被风刮掉的帽子，接着又赶他的路了。

当马车驶进院子的时候，上前来迎接绅士先生的是一个旅馆侍仆，或者如俄国旅馆里通常所称呼的，一个伙计，他动作机灵敏捷到这种程度，连他的脸是什么模样也叫人看不清楚。他一只手拿着餐巾忙忙叨叨地跑出来，整个颀长的身子裹在一件长长的线呢制常礼服里，后身差不多一直顶到后脑勺，他把头发往后一撩，灵快地把绅士带上楼去，穿过一条木头长廊，领他去看上帝给他安排的卧房。卧房是常见的一种卧房；因为旅馆也是常见的一种旅馆，就是在省城里经常可以遇见的那种，旅客们一昼夜花费两卢布就可以住进这样一间舒适的房间，里面角角落落都爬满着黑李子干似的蟑螂，有一道门可以通往邻室，中间往往被一口五屉柜隔开着，隔壁住的一位邻居，虽说是一个沉默而又文静的人，却非常好奇，一心想探知新来客人的一切细节。旅馆的正面和它的内部倒也相称：长长的，有两层楼；底层没有抹泥灰，露出了深红色的砖头，砖头本来就有点脏，几经严寒酷暑，颜色越加灰暗发乌了；上层照例抹着黄漆；下面是一排卖马轭、绳子和羊皮的小铺子。在旮旯儿里的一家铺子里，或者不如说是在窗口里，端坐着一个卖热蜜水的小贩，身旁摆着一只赤铜制的茶炊，小贩的脸红得跟茶炊一样，远远望过去，竟像是窗台上摆着两只茶炊，如果其中的一只不是缀有漆黑漆黑的胡子，简直就区分不出来。

当过路绅士察看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的行李被搬进屋里来了：首先是一只有点磨损了的、说明已经不止一次经过长途跋涉的白皮箱子。抬这只箱子的，一个是马车夫谢里方，他是一个矮个子，穿着大皮袄，另外一个是听差彼得卢什卡，约摸三十岁上下年纪，穿一件肥大的、破旧的常礼服，那显见是东家穿旧了的，这小伙子脸相有点严厉，生着两片厚嘴唇和一个大鼻子。跟在箱子之后搬进来的，是一只红木小匣子，上面有美纹桦木的精工镶嵌花纹，还有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烤鸡。这一切东西都搬进来了之后，马车夫谢里方跑到马厩里照料马匹去了，而听差彼得卢什卡就在小小的前厅，一间黑沉沉的狗窝般的小屋里，开始安置自己的住处，他已经把自己的一件外套抱进来放在那儿，同时也带进了自己身上的一股子气味，这种气味把随后拿进来的装满各种仆人行头的一只口袋也给染上了。在这间小屋里，他把一张狭窄的三只脚的床靠墙放稳，再铺上他从旅馆主人那儿要来的一条小小的垫褥般的东西，这东西又薄又扁，有如一张薄饼，恐怕油腻得也不亚于一张薄饼。

当仆人们张罗、忙乱着的时候，主人走到大厅里去了。这些大厅通常是什么样的，每一个旅客都知道得很清楚：总是那么几堵涂过光漆的墙，墙的上部被烟草的烟雾熏得发黑，下部被各种各样过路客人，特别是当地商人的背脊磨得发亮，因为商人们在赶集的日子里都要上这儿来，六七个人坐在一起喝上两壶茶；总是那么一块熏黑了的天花板；总有一盏熏黑了的枝形吊灯，灯架下面垂挂着一串串玻璃珠，每当伙计灵巧地托着叠满多得像海岸上的鸟群一样的茶碗的托盘，跑过铺在地板上的磨损了的漆布的时候，这些玻璃珠就也都跟着跳动起来，叮叮当当地磕响起来；挂满整个墙壁的总是那么几幅油画，——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是人们在旅馆里常见之物；差异只不过在于：有一幅画上画着一个仙女，一对乳房如此之大，想必是读者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不过，这种造物的恶作剧在各种各样历史画中都是屡见不鲜的，这些历史画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打从哪儿，由谁带进了我们的俄罗斯，有时甚至还是我们一些爱好艺术的达官贵人，听了他们的向导的劝说，在意大利大批买下来的哩。绅士脱掉了帽子，从脖子上解下了一条毛线织的花花绿绿的围巾，凡是有家室的人，这种围巾是由妻子亲手给织的，一边织一边还细语温存地告诫说，该怎样围才暖和，至于单身汉呢，那就说不准是谁织的啦，只有老天爷才知道，我可从来没有围过这种围巾。绅士解下围巾之后，就吩咐上菜。伙计给他端上旅馆里通常有的各种各样菜肴，譬如说：好几个星期来就为过路客人保存好的菜汤加酥皮馅饼，青豌豆煎牛脑子，香肠配白菜，炸肥母鸡，腌黄瓜，常备不缺随叫随到的酥皮甜馅饼；当给他端上所有这些热菜和冷菜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侍仆，或者说是伙计，扯起各种各样的废话来：以前开这家旅馆的是谁，现在的东家是谁，进项多不多，东家是不是一个大坏蛋，对于这一点，伙计照例答道：“哦，先生，是一个大骗子。”无论在文明的欧洲或者在文明的俄罗斯，都有非常多值得尊敬的人，不跟仆人攀谈几句，在旅馆里是吃不下饭的，有时甚至还要挺滑稽地开一下仆人的玩笑。不过，过路绅士提的问题也不完全是空洞无谓的；他非常精确详细地盘问了，这城里省长是谁，民政厅长是谁，检察长是谁，——总之，他没有遗漏掉任何一位重要的官吏。可是，对所有重要的地主，他打听得格外详尽细致，如果说不上非常关切的话：谁有多少魂灵在俄文中“魂灵”(душа)亦可指“农奴”，此处即作“农奴”解。，住得离城多少远，甚至问到了脾气怎么样，是不是常到城里来；他又挺关心地问到这一带乡村的情况：在他们的省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疾病，——流行性热病啦，致命的疟疾啦，天花啦，或者诸如此类的病，这一切询问得这样详尽，这样精确周到，简直不像是仅仅出于好奇。绅士在举止之间自有一种庄重威严的神气，连擤起鼻子来也特别响亮。不知道他有什么诀窍，不过只听见他的鼻子发出像吹喇叭一样的响声。可是，这一显见是无足轻重的特点却给他赢得了旅馆侍仆的无上尊敬，每当侍仆听到这种响声，总要把头发往后一甩，毕恭毕敬地挺直了腰，弯倒着头，问道：要不要什么东西吗?吃过饭之后，绅士喝了一杯咖啡，坐在沙发上，把一只靠垫塞在背后，在俄国旅馆里，靠垫里塞的不是柔软轻松的羊毛，却是非常像砖头和鹅卵石的硬邦邦的东西。这时候，他开始打起哈欠来，叫人领他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他躺下没有多久就睡熟了，一口气睡了两个钟头。醒来之后，他应旅馆侍仆的请求，在一张纸片上写了自己的官衔、姓名，以便按规矩送警察局备案。伙计一边走下楼梯，一边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把纸片上的一行字念了出来：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当伙计还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仔细辨认纸片上的名字的时候，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本人已经出门察看城市去了。显然，这城市使他感到挺满意，因为他发现这城市无论如何不比其他省城稍形逊色：砖房的黄色油漆极其鲜明触目，木头房子的灰色油漆暗沉沉的，显得谦恭朴素。房子有一层的，两层的，和一层半的，都千篇一律地附有省城建筑师认为是挺美观的阁楼。这些房子的布局，有些地方像是孤零零地被扔在荒野似的广阔街道和渺无穷尽的木头栅栏之中；有些地方又拥挤成一簇，在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行人和盎然生气。扑进眼帘的是一块块被雨水淋洗得几乎褪尽颜色的招牌，上面画的不是小甜面包就是长统皮靴，有一处画着一条蓝裤子，下面还写上了某一个华沙裁缝的名字；有一家商店出售鸭舌帽和制服帽，标着：“外商华西里·菲约陀罗夫既挂“外商”招牌，但“华西里·菲约陀罗夫”又是十足的俄国名字，前后自相矛盾。”的字样；又有一家店门招牌上画着一张台球桌，桌边站着两个打台球的人，都穿着燕尾服，就是在我们戏院里等演到最后一幕时才姗姗来迟的看客们所穿的那一种燕尾服。这两个打台球的人被画成用台球杆在瞄准目标的样子，两条胳膊有点往后缩，两条腿弯着，一副腾空弹跳后刚刚

落地的架势。图下面写明：“台球房在此”。也有干脆当街摆着几张桌子，卖起胡桃、肥皂和跟肥皂相似的姜饼来的；还有一家小酒饭馆，招牌上画着一条肥大的鱼，鱼身上插着一把叉。见得最多的是暗淡失色的双头鹰国徽，如今它们已经被“酒家”这一简洁的牌号所代替了。路面到处都显得有点糟。他也去看了一下城市的公园，公园里只有几棵生根很浅的枯瘦的树，树身下面都撑着用绿色油漆漆得挺美观的三角形支架。虽然这几棵树还不及芦苇般高，可是报纸在描写挂灯结彩的节日时却写道：“感谢地方长官为民操劳，我城乃得享有庭园之乐，园内遍植嘉树，枝叶茂密，绿荫如盖，炎夏酷暑之时，惠人以清凉之佳趣”，又说“观夫市民满怀感激而心灵跃动不已，双目泪如泉涌，对市行政长官感恩戴德，此情此景殊使人感动莫名而掷笔三叹也”。他又向岗警详细打听了，如果有事要去寻找市议会、政府机关、省长，应该怎么走才近一些，在这之后，他就走去看了一下在城市中间流过的河，顺路扯下了一张粘贴在柱子上的戏报，为的是回到旅馆后可以把它好好读一遍。这时在木头人行道上走过一个长得挺不难看的女士，一个勤务兵装束的小厮手捧一个包裹跟在她后面走着，他目不转睛地朝女士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再一次对四周所有这一切投以一瞥，仿佛要好好地记住地形似的，这才转身回去。一到旅馆便由旅馆侍仆轻轻地搀扶着走上楼梯，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喝过茶，在桌子跟前坐下，叫人拿一支蜡烛来，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戏报，凑近烛光，稍微眯缝着右眼，开始读了起来。可是，戏报上吸引人注意的东西并不多：正在上演柯楚布柯楚布(1761—1819)，德国反动剧作家，乞乞科夫读的戏报上登的是《罗拉之死》的广告。的剧本，由波普廖文先生扮演罗拉，齐雅勃洛娃小姐扮演柯拉，其余的角色就更不值得注意了；可是，他却把这些名字也一个不漏地全都读了，甚至读到池座的票价多少，并且知道了这戏报是由省政府印刷局承印的，然后，他把戏报翻过去，想知道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读，可是没有找到什么，于是就擦了擦眼睛，把戏报整整齐齐折起来，放到他的那只小匣子里去，他有个习惯，不论碰到什么零七八碎的东西，总是要放到那只小匣子里去的。最后，他大概是吃了一盘冷小牛肉，喝了一瓶喀瓦斯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之类酸溜溜的饮料，然后照广阔的俄罗斯国家某些地方的说法，鼾声如雷地进入梦乡，从而结束这一天的。

次日一整天花在拜客上面；过路客人出发去对城里所有的官吏进行了访问。首先对省长进行了执礼恭敬的访问，那省长原来跟乞乞科夫一样，不胖也不瘦，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甚至有人传说他就要荣膺星形勋章星形勋章，例如斯丹尼斯拉夫勋章之类，是旧俄时代专门授予高级官员的。了；不过，他却是一个心肠非常好的人，有时自己还要在透空纱上绣几针哩。其次，他去拜访了副省长，再其次，去拜访了检察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专卖商、官办工厂的督办……遗憾的是，不能把全部有权有势的大人物都一一提到；可是，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过路客人对拜客这件事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活跃，他连对卫生监督和城市建筑师也登门致了敬意。然后，他又许久地坐在轻便折篷马车里，琢磨着还有什么人应该去拜访，可是在城里再也找不出其他的官员了。在跟这些权贵们谈话的时候，他善于很巧妙地对每个人都恭维奉承几句。他仿佛顺便地向省长提了一下，陌生人到了他省长管辖下的省里，有如进入仙境一般，道路到处都平坦光滑得像天鹅绒一样，又说，那些善于任用贤明官员的当局是值得大大赞扬的。他对警察局长就城市岗警说了一些非常中听讨好的话；而跟副省长和民政厅长谈话的时候，虽然明明知道他们两个都不过是五等文官，却偏要两次说错话，称呼他们“大人”在旧俄时代，“大人”这个词是专门用来称呼高级官员的，如四等文官之类。五等文官是不够资格被如此称呼的。，这使他们非常高兴。其结果是：省长对他发出了邀请，请他当天光临一个家庭晚会，其余的官员也都纷纷邀请他，有的请他吃午饭，有的请他玩波斯东牌戏，有的请他吃茶点。

前言

伟大的俄国讽刺作家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一八○九年四月一日出生于乌克兰密尔格拉得县的索罗庆采镇。果戈理父亲蛰居乡间，管理自己的田庄，写作诗歌与喜剧；母亲笃信宗教，祖母对古时查波罗什哥萨克的事迹、习俗十分熟悉，她们常讲故事给小果戈理听；当地的集市也常常吸引果戈理去观看。童年的果戈理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对父亲的喜剧的演出十分喜爱，同时乌克兰农村风俗与绚丽的草原景色，哥萨克的古老传说与地主庄园生活，也给他留下了丰富的印象。

十九世纪初俄国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了拿破仑，随之俄国解放运动的声势日益高涨，反对沙皇与专制农奴制的自由思想十分流行。普希金等诗人的诗作广为传诵，它们歌唱自由、反抗暴政、颂扬献身精神。这对在中学学习的果戈理影响很深，他认定自己将来要为社会伸张正义。

中学毕业后，果戈理来到彼得堡，一种新的都市生活展现在他眼前。他当过文牍小吏，生活困顿，闲暇之余开始创作。一八三○年果戈理刊出小说《圣约翰节前夜》，诗人茹科夫斯基读后大为欣赏，并约见了他，从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二年果戈理出版了《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二部，《夜话》大都根据乌克兰民间传说写成，吸取了民间狂欢文化的营养，充满欢快、幽默的笑声，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勇敢、情爱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嘲弄邪恶势力的愚昧。一八三五年果戈理出版《小品集》和《密尔格拉得》，其中有著名的《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和《鼻子》等。与早期作品相比，这些作品在题材上有新的开拓，思想上更趋成熟，风格上有重大发展，幽默的笔调与揭露社会丑恶相结合，在思想容量上更为深广。当时别林斯基独具慧眼，一下就看到了果戈理作品的独创精神，称果戈理是继普希金之后的“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

写作小说时，果戈理就在尝试喜剧的创作。一八三五年春之前，他写了《三等符拉基米尔勋章》《婚事》等喜剧。一八三五年普希金将自己搜集的《死魂灵》素材交给了果戈理，而这时果戈理正迷恋于喜剧创作，要求普希金再给他提供这方面的题材。普希金当真又给他叙述了一则荒诞的见闻。于是果戈理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了著名的喜剧《钦差大臣》。果戈理后来在《作者自白》里写道：“我决定在《钦差大臣》中，将我其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一切丑恶，集成一堆……集中地嘲笑它一次。”作家认为，喜剧应是笑的艺术，而笑是一种伟大的艺术；要使那些霸道专横的人见了噤若寒蝉，这实际上就是讽刺艺术。《钦差大臣》揭示了俄国黑暗王国的真实图景，它的有力的讽刺倾向，使俄国的喜剧艺术发生了重大转折。

长篇小说《死魂灵》的创作在《钦差大臣》写作之前就已开始，前后经过四次修改，历时七年之久。果戈理在给普希金的一封信里说，这“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而且它也许会使人发笑……我打算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即使只从一个侧面也好，一定要把整个俄罗斯反映出来”。一八四二年初，书稿遭到莫斯科审查机关的否定，后来经过别林斯基的斡旋才得以在彼得堡出版，但按审查机关的无理要求只得删去个别章节。《死魂灵》第一卷问世，立刻引起了争论，有人把它贬得一无是处，有人又不恰当地把它誉为当代的《伊利昂纪》。后来的十多年间，果戈理写有《外套》《作者自白》《与友人书简选》等，但作家主要是在朋友的争论和对立、宗教思想和生活的烦扰以及精神病痛的不断发作中度过的。一八五二年三月四日果戈理去世，终年四十二岁。

《死魂灵》的出现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件大事，赫尔岑曾回忆说，小说的出版“震动了整个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是俄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地主庄园纷纷破产，农民的灾难不断加深，封建农奴制的危机日渐严重。果戈理说：“现在，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感觉到：世界正处在旅途中，而不是停靠在码头上……”无疑，果戈理以自己的敏锐观察力，捕捉到了社会变动的信息，但俄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俄国，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这正是作家想在《死魂灵》中着意描述的。

《死魂灵》描写的故事是一个唯利是图的生意人乞乞科夫来到某市，交结省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等官僚，然后向该地地主收购已经死去但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死魂灵，企图把他们当作活的农奴抵押出去，骗取大笔押金，但在丑事败露之际逃之夭夭。在这部小说里，作家通过对官僚、地主们日常生活的描绘，展现了他们狗苟蝇营、卑琐庸俗、贪婪愚昧的精神世界，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者的欺骗、讹诈、冷酷、钻营的丑恶行径，给俄国文学带来了前所未闻、震慑人心的新东西，透露了农奴制走向衰落的信息。这些所谓“生活的主人”被剥去温文尔雅的假面具之后，现出了原形，他们原来是群向权力谄媚的奴隶，虐待农奴的暴君；是群饕餮之徒，吞食人民的血肉与生命。小说的这种揭露倾向，曾使当时的俄国有识之士深感震惊，其客观效果也使作者本人大为惊恐，以致在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后，作家竟在小说第二版(1846年)序文中说，书中的许多描写是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但进步的社会舆论却认为果戈理的小说是使俄国文学走向独创性与民族性的重要标志。

《死魂灵》在人物塑造、幽默讽刺的运用和抒情的结合方面，都达到了俄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独树一帜。在塑造人物性格中，小说同时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以肖像画的方法勾勒人物性格特征与精神面貌，如对玛尼洛夫等几个地主的描写就是如此。另一种是以历史过程来展现人物性格的形成。但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作者都很注意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的支配作用，而不像过去的文学仅仅把环境当作人物活动的场所。同时在人物刻画中，作家又十分自觉地强调其个性特征，一旦抓住了这个特征，就充分地加以集中与夸张，把它们推向极限而不失其真，以致使这些典型人物成了俄国文学中的“普通名称”或“泛称”。

其次，作家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幽默与讽刺的才能。果戈理曾谈到，人们对他的创作发表过许多议论，但未能触及其主要特征，他说只有普希金觉察到了。诗人对他说：“还从来没有一位作家有过这样的才华，善于把生活中的庸俗那样鲜明地描绘出来，把凡夫俗子的庸俗，那么有力地勾勒出来，使得所有容易被滑过的琐事，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大家眼前。”而幽默与讽刺在这里正是果戈理揭示庸人卑俗的主要手段。这些琐事、人物特征、场景的描写，具有十足的喜剧色彩，它们不仅引起笑声，而且也使人陷入悲哀的沉思，体现出作家内心忧愤之深。

果戈理还善于从荒诞不经的事件中摄取题材，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中发现其合理因素，最大限度地利用事物的偶然性，使之转化为高度的艺术夸张，从中显示出艺术的必然性。买卖死魂灵就是如此，在这一荒诞事件的描绘中，小说显示了多么丰富的内涵!

在这部讽刺小说中作者也安置了好些抒情插叙，读来别有情致，这种情况在俄国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抒情插叙，是对美好理想的向往，赋予了小说以激动人心的力量。

《死魂灵》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阶段，使现实主义在俄国文学中获得了彻底的胜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述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俄国文学时，曾把它称之为“果戈理时期”，同时指明果戈理奠定的现实主义就是批判现实主义。

一百多年过去了，如今《死魂灵》已译成各种文字而为世人所传诵，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它所展现的艺术画面，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经改头换面，却时有显现。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这样的笑与讽刺，这也正是小说使我们感到亲切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