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剑，男，1952年9月24日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祖籍为河北省南宫市，汉民族。初中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1969年到云南省河口县红河人民公社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后在北京电视学院编剧班及武汉大学作家班学习，1988年到海南工作至今。

时代大潮变迁中所展示的不同人生态度，由其创作的《世界》重点讲述了知识青年思想的净化过程以及为当年那些荒唐行为而产生的忏悔及一生弥补的人生历程。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时代大潮变迁中所展示的不同人生态度，《世界》重点讲述了他们思想的净化过程以及为当年那些荒唐行为而产生的忏悔及一生弥补的人生历程。

《世界》是“红土地之歌”系列之一。

《世界》的作者是晓剑。

上卷：世界

中卷：长河

下卷：逆行

后记遥想当年知青路

门外射进屋来的光线消失了，一个瘦小的身躯站在门框之间。能够感觉得出来，这是一个很苍老的人了。

“李……书记。”吴大路扑上去，含着激情凝视着这位老人。

明显的由于营养不良，李书记的脸黑黄枯干。这脸上，正流露着深厚的爱和关切。

“您……我……”吴大路哽咽着。

也是因为激动和感慨万分，李书记没有说话，只是把手中的一把长刀递给了吴大路。

吴大路一把抓过长刀，霎时间，全部感情都凝聚在这刀上。他抚摸着沾满厚厚灰尘的刀鞘，“刷”一下把刀抽了出来。

刀锋上的光泽没有了，刀背上起了点点锈斑。

他心疼极了，立即蹲下去，从门框边拖过一块磨刀石，“噌噌噌”地磨起来。景颇人的刀是从不生锈的啊！

“磨吧，磨得亮亮的，拿去留个纪念。”看着吴大路那样深情地磨着景颇长刀，李书记脸上的笑容慢慢隐去，浮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复杂神情。

吴大路不太理解地望了望李书记。当初他接受这把长刀时，可不是为了留个纪念，而是要一辈子横挂在腰间。

李书记似乎没有注意吴大路的目光，显得有些艰难地说：“作为一个老辈儿，我没有照顾好你，连一只母鹿都不如啊。让你受苦了，关了这么长时间，我却……只能干瞪眼，往肚子里咽闷气……”

吴大路想打断李书记的话，他要说：“不能怨你。我们年轻，该受些磨练，只是要让苦受得值得。”

可李书记按住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不许他打断自己的话，继续说着：“现在好啦，平反了，一切都过去了。那是场梦，重新奔吧。我是说，噢，你会比我明白，离开景颇山，往平地上的阳关大道上走吧……”

“哦……”吴大路又张开了嘴。

“时代变了，想法也该变变，你还是年轻人，要跟上形势。你留下来，顶多像棵山茅草，可这里漫山遍野都是这种只能烧火沤肥的东西。你不该当一辈子草。走吧，你还有机会长成树。”

李书记有些激动，越说越快：“对你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民族文字委员会来咱们县要一个人，我给卡下来了。唉，平白无故关了人家快两年，总得给点弥补吧。你去吧，你的景颇语不是已经……”

吴大路脸上那种振奋和激动消失了，由于长久的失眠而带有血丝的眼睛里慢慢升腾起一团迷惘的光，黑黄干瘦的脸上出现了惊讶的神情。他猛地站了起来，用衣襟擦擦刀刃上的泥水，有点愤怒地问：“为什么？”

李书记犹豫了一下，慢慢推开了他家的后窗户。

从这里可以看见这个小县城那唯一的汽车站，吴大路禁不住愣住了。

只见那里像是逃难一样挤满了乱糟糟的年轻人。竹木结构的售票处被抢着买票的人冲撞得摇摇欲坠，如同发生了七级地震。买到票的人像捡了宝一样兴高采烈，没买到票的人用更大的疯狂向只能伸进一只手的窗口挤着。

一辆老式的沾满泥浆的公共汽车被三辆车也装不完的人们包围着。行李扔上车顶，又被一个戴红袖章的人甩下来，又扔上去，又被甩下来……

公路上，十几个人手挽手地排成蛇阵，拦住了一辆北去的绿色军车。另一边，一群人拥来拥去，只见尘土飞扬……

“插队的差不多全走光了，这些是农场的知青。过去他们很不容易回城，现在政策变啦，农场的图章就挂在政治部办公室门上，谁想走谁去自己盖印。是啊，走吧，都走吧……”李书记说得这么轻松，吴大路简直分辨不出他对这事到底持什么态度，赞许呢，还是讥讽？抑或是痛苦和哀伤？

墙上一条大标语像是回答吴大路的愕然：“向‘四人帮’讨还青春！”

“不……是这样讨啊！”吴大路扔下长刀，跃身跳出窗户，向汽车站奔去。

都是年轻人，汗水、泪水、亚热带的风和雨只是使这些脸粗糙了，但还没有刻下人生的沟痕。

他们站立不定，呼吸急促，眼中闪动着希望的光，和刚才的他一样振奋、喜悦，但这中间毫无疑问地掺杂着一种令人不安的骚动和茫然。

“妈的，只要能回去，扫街也干。”

“别说这话，还可以去考大学。”

“六六年我就该上大学了。”

“样样都耽搁了，连生儿子都耽搁了。”

“我更惨，来的时候两条腿，回去时剩一条了。”

“呸！回去以后，老子撒尿都不冲这方向！”

“赔我青春损失费！”

“回去慢慢拿吧，一个月二十六大吊。”

“哇……”一声婴儿的啼哭，使吴大路转过头去。一个弱小的女知青坐在一只旧木箱上，拼命地摇晃着孩子。她全身都那样干瘪，显然没有奶水喂孩子。但她仍然解开衣襟，露出小纸袋一样的乳房，把乳头塞进婴儿的嘴中。

有人同情地递过来一个芭蕉，女知青把芭蕉捏烂，一点一点塞进孩子嘴里。孩子不哭了，晶亮的眼睛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吴大路什么也不想听，什么也不想看了，他脚步沉缓地向县委的院里走去。身后，农场知青们又拦住一辆空车，欢呼雀跃着，像是过节。

不，吴大路不相信会是这样的结局，放他出来时有人跟他说：“对不起你们啊，荒废了你们十年。十年啊，俺们抗战打败日本鬼子也才用了八年。”那声音充满了内疚，也许，那个人是想起了两代人不同的归宿！

是啊，多么不同啊！

老一辈用八年时间为整个民族打了一场胜仗，可他们呢？不，是我们。我们这十年到底算怎么回事？

吴大路的心痛苦得紧缩了起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他明明知道，这些当了父母、拖儿带女的老知青，生活得窘迫艰辛；也知道从前被不公正地斥责为“大学迷”的老知青多么渴望跨进大学、研究室，用知识造福于社会；甚至对那些仅仅只是留恋故土、思念家人，对那些只要回城，扫街也干的知青们，他也应该是能够理解的啊！P4-7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lO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我成为知识青年绝对是自愿的。

当毛泽东在1968年12月一个寒冷的深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时，我已经完成了批判“三家村”、揪斗老师和校长、串联了大半个中国、接受毛泽东检阅、大破“四旧”、步行长征、参加“联动”等几次大规模行动和复课闹革命等几乎北京市中学生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该经历的一切过程，而在那个冬日里，我正和表哥及北京市委大院的一些孩子们脚蹬回力鞋，身穿国防绿军装，戴着红呢子袖章，骑着锰钢自行车穿过天安门广场到王府井大街一带，拍“婆子”，摆“份”，招摇过市。

我对前途一无所知，对理想茫然惶惑，精力旺盛，青春狂烈，可又无所事事，无聊至极，按现在的价值判断，属于“多余的人”。

“上山下乡”于我毫无疑问是打了一针鸡血，使我如同停课闹革命、参加红卫兵、到外地煽风点火、抄家封门、冲击公安部一样感到从心理到生理的强烈刺激，那是一种灵魂的跃动，一种生命存在的暗示，一种未泯童趣的死灰复燃，一种少年潜意识的冲动，我渴望到农村去，到我想象的广阔天地中表现力量。

陕北的黄土高原是我的首选之地，延河、宝塔山、枣园的灯光、凤凰山的落日、窑洞和小米是我当时对“革命”一词领悟的延伸，也可以叫表层感悟，能到那里去，我认为自己就完成了解放全人类的启程仪式。

然而，我没能乘上西去的列车，因为在报名的日子里我几乎没在学校度过，因而我只有到北京火车站去感受送“红卫兵”战友的热烈与悲壮，还捎带着和另一伙叫“碴巴”的“痞子”们打了一架，差点被收进“局子”里去。

当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以解放军的名义和屯垦戍边的口号来招人时，我急不可耐地把自己的大名写到了志愿书上，可张榜之时，我站在寒风中仔细搜寻了三次，也没从赴内蒙古的光荣榜上见到我的名字。后来得知，因我母亲已经由共产党员变成“国民党中统特务”而政审不过关，为防止潜在的阶级异己分子出现在敏感地域，我这一类新“狗崽子”不能应征。

于是，我被已经由军宣队和工宣队掌握实权的校方决定留在北京，当然不会进机关事业单位，连正规的企业也不可能进，我被先后分配到郊区的砖瓦厂和水泥构件厂，还几乎被分配去补铝锅和铁盆的小铺子。我无法想象当时我若真的去了这些地方，今天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了，是否会更辉煌或更惨淡？反正我没有服从分配。

我不愿意留在城市，更准确地说，我不愿意成为一个城市苦力或手工业劳动者！当时的社会氛围使我更向往农村，使我更愿意和好友们一同“战天斗地闹革命”。

终于，管分配的老师给我安排了一个到农村去的机会。那里是吉林白城子地区，一个我从没有听说过的寒冷的山区。得知消息后，已经成为“走资派”的父亲亲自为我准备了行装，其中包括厚厚的棉大衣和毡靴，他在东北修过铁路，告诉了我一个玩笑：晚上出去小便要带一根木棍，以便在尿一出来结成冰柱时敲断它。

在我孤零零准备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管分配的老师突然登门拜访，然后告诉了我一个新的分配去向：到云南省河口县红河人民公社去插队落户。

他说那里其实是国营农场，每月有工资，那里香蕉成林，菠萝遍野，而且四季如春，气候宜人，神秘的热带雨林中有着奇花异草，鸟兽成群，那里还是少数民族聚集地，风情独特，风光优美。

并非他的这些诱惑打动了我，其实只要是去农村，到共和国的任何一处田野山林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我是被这位管分配的老师的诚恳所感染的，他吐露了他的苦衷，他必须完成一定人数赴云南的任务，否则工宣队会让他这没有改造好的臭知识分子写自我批判的大字报，因为父亲和母亲被批斗的遭遇，我的灵魂委实正在蜕变为阶级异己分子。我同情这个老师，因而放弃了北上，转为南下八千里路云和月。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举国欢庆之时，我乘坐直达昆明的列车，奔赴我命运中必然要度过六个年头的地方，从这一刻起，我成为了一个知识青年，许多年以后，我又被称为“知青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