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左联是一个学界比较关注，而且颇多争议的话题：鲁迅是不是左联的领导。肯定者如冯光廉、刘增人说：“左联成立后，由于党的积极干预和正确引导，确立了鲁迅在左翼文坛的领导地位。”否定者如王宏志说：“左联内还有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它的实际领导权便是掌握在党团的书记手中，这点鲁迅也很清楚，……无论是在‘名’或‘实’上面，鲁迅都不是在操纵着左联。”

本书是《急流时代的中国命运——鲁迅与左联》的修订版，收录了著名学者王宏志先生有关鲁迅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论文共13篇，对20世纪30年代一些深具争议的问题如“革命文学论争”、“两个口号”论争等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鲁迅与“左联”领导人的关系和矛盾，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值得一读。

本书收录了著名学者王宏志先生有关鲁迅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论文共13篇。作者运用了大量史料，以平实、客观及缜密的态度进行考证及分析，对这个20世纪30年代现代中国文学以及政治史上最重要的课题作了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在一些深具争议性的问题上，包括鲁迅在“左联”所扮演的角色、鲁迅与“左联”领导人的关系和矛盾等，提供了独到见解，讲述了一个不同的鲁迅与“左联”的故事。

附录的两篇文章处理了过去被视为敏感的课题：鲁迅死后的评价问题以及鲁迅翻译的评价问题。

革命阵营的内部论争？——分析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鲁迅成为攻击目标的原因

鲁迅与“左联”关系初探

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几个论点的商榷

谁出席了“左联”的成立大会？

“左联”的组织与结构

也谈“左联五烈士”

西方有关“左联五烈士”的论述分析

“戴白色手套革命”的鲁迅：“同道中人”第一次公开对鲁迅的攻击

“花边文学”事件：论廖沫沙攻击鲁迅的一篇杂文

鲁迅·田汉·杨邨人：田汉攻击鲁迅的一篇文章

鲁迅与“左联”的解散及“两个口号”论争

“敌乎友乎？”：论鲁迅与徐懋庸的关系

鲁迅与胡风

附录

一个伟人之死：鲁迅的生前死后

鲁迅翻译研究的理念思考

后记

简体本后记

参考文献

在鲁迅的一生中，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产生重要的贡献及影响的，是他居住在上海的10年(1927—1936)，也就是所谓的“左翼十年”或“‘左联’十年”。不过，一般的评论家都把“左联”分成前后两期，以1933年底为分界线。在“左联”前期里，与鲁迅最为接近的左翼人士是冯雪峰。不过，冯雪峰在1933年底离开上海到苏区瑞金去，这正是“左联”以1933年底来划分前后两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左联”后期里，与鲁迅最投契的是胡风。可是，就是在“左联”最后的3年历史里，鲁迅与中共在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关系变得十分恶劣，最后更是公开决裂。鲁迅在给徐懋庸的一封公开信里点名痛骂了周扬、夏衍等共产党员，左翼文艺界出现了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

在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问题上，胡风扮演丁关键性的角色。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日子里，不少的书籍及文章都说胡风在1930年代破坏鲁迅与中共文艺界领导人的良好关系，蒙骗了鲁迅，并煽动他向周扬等进行攻击。这论点自然是有助于减低一直以来领导中共文化界的周扬在鲁迅与左翼作家决裂的问题上应负的责任。不过，就是在“文革”以后，这种论点仍然继续出现。任白戈在一篇回忆“左联”的文章里说：胡风“常常在传达鲁迅先生指示的时候带进一些他自己的意见，有些就显然与周扬同志的意见不同。”就是茅盾也说过胡风“制造混乱，分裂当时左翼与进步文艺界”，又说鲁迅为胡风所利用。

另一方面，一些海外及台湾的评论家也同样地重视胡风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他们认为鲁迅和胡风在1930年代中期以后反对周扬等人，其实是一次“反控制斗争”，是在合作“拆”左翼文学界的“坛”。很明显，这样的论述的目的是要打破他们所谓由中共刻意营造出来的“鲁迅神话”。

由此可见，胡风在鲁迅研究以至整个1930年代左翼文艺研究中，都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过，上引的两个观点是不是能够真正反映出鲁迅与胡风以及他们二人跟那些党员作家和党领导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对于鲁迅与部分“左联”领导人的交恶，以及左翼文坛的分裂等问题上，胡风究竟应该负上什么责任？这都会是我们要集中讨论的焦点。

过去，由于胡风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拘禁达25年之久，至1979年1月才获释，因此，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听到胡风自己的辩白。所以，处理这个问题时遇到的困难特别大；加上从前人们对胡风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1950年代他受到中共中央所发动的批判上面，因此，详细讨论胡风在1930年代及他跟鲁迅关系的论文不算很多。不过，胡风在1980年9月正式获得平反以后，陆陆续续地写了不少回忆文字，而一些有关的当事人也比较愿意多谈这个问题，为研究提供很多的方便。

          P255-P257

在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里披露了可能是毛泽东的有关谈话后，“假如鲁迅活着”这个命题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便出版了一本有22万字的《假如鲁迅活着》(陈明远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里面的文章既有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也有学者的考证，还有不少文化人的回应和感想。为了保持文章的原貌，我没有把有关的资料补进去。事实上，尽管那些文章把部分问题厘清了(例如罗稷南根本不是毛泽东的“老乡”，罗稷南与毛泽东见面的日期，向周海婴提供毛泽东和罗稷南谈话内容的人的身份等)，但看完全书后似乎还没法确定究竟毛泽东有没有说过“假如鲁迅活着”的话，因为正反双方似乎都很能提供有力的证据。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不重要的，毕竟，历史并没有“假如”。1949年后中国大陆出现过多少次的整肃、斗争、清算，多少文化人被批斗、被革命。假如这一切没有发生过，不是更令人感到欣慰吗？在这许多的严峻的历史事实面前，“假如鲁迅活着”，又有多少的意义？

另外，还想一记的是：去年3月在撰写这篇文章期间，父亲病重，已走到生命的最后几天，在他的病榻前读着鲁迅《父亲的病》以及其他有关死亡的论述，写这篇文章来得特别辛苦。温文尔雅，但有时候我会觉得是太怕事太敦厚的父亲，从我研写“左联”开始便时常警惕我不要触碰太敏感的政治问题，可一向算是听教听话的我却没有把这叮嘱记在心上。不过，我仍然想说，在不少男孩子心目中，父亲，本来就是一个伟人。

           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