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学课》由《国家人文历史》精心编写，围绕着唐宋之际八位文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的个人生活和文学创作而展开。全书既从大处着眼，勾勒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又深入具体地叙写文人的读书、为官、交友、游历、遭贬黜等人生经历，呈现了生动可感的唐宋八大家的形象。而且，文中对诗文进行分析与解读时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更切近当时的实际，更符合他们的心境，因此更具有说服力。

全书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语言平易晓畅，可读性强。

前言

第一章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第二章 柳宗元：众从之风，我从之火

第三章 欧阳修：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第四章 苏洵：老泉先生的史学与文学

第五章 曾巩：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第六章 王安石：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第七章 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第八章 苏辙：早岁文章供世用，中年禅味疑天纵

参考文献

推荐书目

序

好书的标志是什么？在更具体的内容上，这完全可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过，就基本面而言，好书首先是内容好。所谓内容好，是指言之有物，能够力透纸背，把应 有的问题讲明白。其次，需要文风好，文字清新，绝不追求晦涩难懂、故弄玄虚。如果还有形式美，插图、装帧令人赏心悦目， 那就不能不交口称赞了。《唐宋八大家文学课》，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唐宋八大家”，是文学概念，但在我的心目中，唐宋八大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唐宋文学史向来是作为一个文学阶段来论述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八位文学大家的存在，因为他们存在内在的文学联系，所以唐宋文学成为有机的整体。但是，仅仅从如今的文学概念看待八大家，就把八大家看小了，把他们的历史地位看低了。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从古文运动视角评论的，其实更重要的是，韩愈开启了中国的新思想时代。陈寅恪评价宋代文化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中，不仅包括文学，更包括思想。而这一切的开端，都自韩愈始。从魏晋隋唐的佛教一统江湖，到宋代新儒学的兴起，带头扛起中国文化的大旗的就是韩愈。所以，八大家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思想和文化的。

《唐宋八大家文学课》，依然从读者熟悉的文学入手，但文字叙述、思维触角都不限于文学，思想与文化，是本书很重要的一个视角，从而打开了读者的思想视野，让一个时代的更大风景，映入眼帘。看看从前以八大家为名的书籍，多展现八大家文选，介绍研读，常有不足，如今再看《唐宋八大家文学课》，就能感触到文学是文化的核心力量，绝不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这样的语文概念可以容纳的。

《唐宋八大家文学课》，文字清新就不必叙述了。令人惊喜的是装帧和插图。感谢画家们，他们把一代风流绘于纸上，八大家的时代，立刻有了可视的风景。如同我们可以触摸到八大家的创作与思考。十分感谢推出这部好书，这是我最想说的话。

读者的阅读，并不会读完即止，好书引发的拓展思维，会很 自然地发生。为了满足读者的这个延伸阅读的需要，为了便于读者更进一步地理解唐宋八大家，我为本书提供了一份推荐阅读书单。我相信，给读者一个更广阔的阅读空间，让他们的思维扩展开来，这应该是所有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希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唐史教授

孟宪实

2022年10月21日

前?言

文以载道，是千古不易之理。对于现代的日常工作和学习，写作说理，也是不可或缺的“技能”。而学习写作的范本，历朝历代公认首推“唐宋八大家”。

所谓唐宋八大家，乃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八位杰出散文家的合称，分别为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排名以生年为序）。经过了宋元两朝对各家 的经典化塑造，至明初，朱右编《六先生文集》，采六姓，但实际上辑录八家之文。到明万历年间，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正式标举八家作为学习古文的范例，遂使“唐宋八大家”之名固定流传下来。八家自有风度，又合力令散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后世“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即便在今天，要体会古代散文的艺术魅力，八家作品也多为必读经典，有启迪现代创作之功。

唐宋八大家之名在后世虽然如雷贯耳，也屡屡入选各类文选或教科书，但他们的文章到底好在何处，为何能从历代文人骚客中脱颖而出，对许多读者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不见经传，即便偶有提到，往往也是只言片语，难成系统。为此，我们萌生出《唐宋八大家文学课》的最初创意，以八大家为师，以其作品为课本，精读揣摩，寻找蕴藏在这八位大家崇论闳议、景语情语中的精妙奥义，进而领略其作为“文学导师”的卓越风采，并以此回答读者最初的疑问：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好在何处？

在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之后，广大读者不禁会追问，为何此八大家之地位在文学史上如此举足轻重？于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事件便来到了我们面前：古文运动。此次肇始于韩愈，大成于三苏、王安石的文学运动，不仅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更重要的是，它实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底蕴。西哲有云，遣词造句的文字表达方式，会深刻地影响一种文化的思维模式，此言不虚。自古文运动之后，中国人在写文表达上对“言简意赅”“言之有物”的风格更为推崇，以语言精练为美，以虚言浮夸为丑。此种文化思维定式的延续，不可不归功于唐宋八大家，而将其肇始、历程、意义揭示给读者，也是本书的重要宗旨之一。

常言道，言为心声。那么到底是何等环境产生何等心境，才会让这八位大家写出名垂千古的雄文？事实上，八位大家大多命途多舛：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柳宗元遭

逢二王八司马之变；王安石乃中国历史上罕见大变革之推手，但终遭败绩；苏轼更是一生凡九迁……苦难的暴风雨不值得歌颂，然而历经暴风雨所诞生的精神却值得人们再三玩味。追溯八大家的人生轨迹，探寻他们磨炼心境的历程，便是贯穿本书的重要线索。可以说，只有将其人生和文章结合起来认识，后世的我们才能更真实、更立体地感知八位大文学家的文字，体会甚至学到他们留在文字之外更重要的东西，也即中华文学中最重要的——意境。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堂文学课，以八大家之生平为经，以其著述为纬，走进这星光灿烂的文学宇宙。

书中呈现呈现了众多唐宋八大家诗文原篇，在阅读过程中可以积累文言知识，增强文言的语感。不仅如此，行文之中，刀劈斧凿，把握这些文章的谋篇布局，并且引经据典，分析思想内容，更容易了解经典文学作品的样式和要求，更深入地理解作品，提高文学修养。

本书共八章，分别讲述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的人生历程，少年时面临困境，中年时屡遭贬谪，老年时经历穷愁潦倒，但行文过程中并非事无巨细地进行梳理，而是十分灵活，充分展现。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他们没有自鸣得意也无一人放任自流。他们自持与坚守的精神品格足以垂范后世，而读者诸君也必能从中感知文人风骨，汲取生命的能量。他们的自我纾解，在变动时代里获得了内心的安适，这无疑能够帮助你得到处世的智慧，更加从容的面对人生。

登第狂的灰白往事

由韩愈振兴家族、复兴国家的朴素愿望出发，他极度渴望能通过读书登第为官，但从贞元初年他参加科考的经历可以看出，实现理想是充满困难的。

史载，唐德宗贞元二年（786），韩愈自宣城到长安投奔其族兄韩弇，韩弇向自己的上司河中节度使浑瑊推荐他，一无所获。次年，因吐蕃入寇，战事十分不利，德宗派浑瑊在平凉川和吐蕃会盟。但不料这场会盟竟是吐蕃人的阴谋，当浑瑊身着礼服、仅带着60骑前来之时，埋伏在会场附近的数万吐蕃军一拥而上。最终除了浑瑊“仅得免”外，其余人等或死或降，韩弇也因为这场劫盟事件英勇殉国。这一年韩愈在长安第一次参加进士科考落第，加之韩弇意外死去没有了依靠，一时间窘迫非常。机缘巧合之下，韩弇的前上司北平郡王马燧对韩愈心生怜悯，故而韩愈“获幸于北平王”（韩愈《猫相乳说》），得以勉强维持在长安的生活。但一直到贞元五年（789），韩愈连续两次科考还是无法中第，只能回到宣城，直到贞元八年（792）第四次应举，才因兵部侍郎陆贽的青眼，最终擢进士第。因唐代科举，取得进士功名后并不能立即授官，需要再经吏部选考才能真正接到任命。故而接下来的三年间，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却都以失败告终。贞元十二年（796），落魄已极的韩愈最终只能接受宣武节度使董晋的推荐，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

这十年的蹉跎岁月，在韩愈的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尤其是他自幼得寡嫂郑氏抚养，“微嫂之力，化为夷蛮”，其进取功名实则也为了在郑氏膝前尽孝。但贞元九年（793），韩愈第一次在吏部试中失败之后，郑氏积劳成疾，因病去世，韩愈仓皇之间回到河阳奔丧，之后作《祭郑夫人文》寄托哀思。从此祭文的字里行间能看出他内心的愤怒与不甘，他自陈为了获得功名奔走权门，是“苟容躁进，不顾其躬”，做了很多自己所不齿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为了“禄仕而还，以为家荣”。但不料再次返乡却“乃睹灵车”，他恨自己“有志弗及，长负殷勤”，这种遗憾与痛苦，成了韩愈性格中难以磨灭的一部分。

这种“苟容躁进，不顾其躬”的证据，自然也以文章的形式保留下来。如其拜谒文《上京兆尹李实书》，就说了很多违心话：

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馀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好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

李实是道王李元庆四世孙，依靠宗室身份才得以为官，人格颇为卑劣，《新唐书》本传云其在山南东道为官时“刻薄军费，士怨怒，欲杀之”，只能“夜缒亡归京师”，之后累进司农卿，擢拜京兆尹，更是“怙宠而愎，不循法度”。贞元十九年（803）关中旱灾，他依然欺上

瞒下，聚敛财富，向唐德宗说“岁虽旱，不害有秋”，这足以与玄宗天宝后期关中雨灾时杨国忠说的“雨虽多，不害稼”相提并论了。而韩愈此文却吹捧他“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可以让“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可以说是极为肉麻。但之后韩愈功成名就，在

修《顺宗实录》时，对李实的评价就客观了起来：

（李）实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实闻之，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

这种自相矛盾让宋以后的士大夫很难理解，如罗大经《鹤林玉露》谈到《顺宗实录》，诧异道：“与前书一何反也。岂书乃过情之誉，而史乃纪实之辞耶？然退之古君子，单辞片语，必欲传信，宁可妄发！而誉之过情，乃至于此，是不可晓也。”魏了翁在《经外杂抄》中也

说：“韩公每是有求于人，其词辄卑谄，不可据。”相应地，韩愈为求官三上丞相书，也让宋代文人无法接受，司马光云：“观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南宋张子韶也说：“退之平生木强人，而为饥寒所迫，累数千言求官于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书，乃自比为盗贼管库，且云‘大其声而疾呼矣’，略不知耻。”

但实际上，结合《祭郑夫人文》中韩愈的话，就不难理解这种矛盾了。童年时期的创伤使得韩愈确实展现出某种“登第狂”的倾向，对李实的阿谀也好，对宦官俱文珍的吹捧也罢，他心里实际是知道对错的，但实现个人的人生理想、复兴家族的愿望压倒了一切，使得他不得不在窘迫的岁月里有所“从权”了。这种压倒一切的愿望，使得韩愈之后在教育儿子的时候，依然是以功名利禄言之。

如其《示儿》一诗，言“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言辞当中对自己显贵后的生活扬扬自得；《符读书城南》一诗则更为过分，在诗中他说“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但由于“学与不学”的关系，“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艳羡富贵之意更是溢于言表，这大异于传统儒家安贫乐道、不汲汲于富贵的道德旨趣。以韩愈为偶像的苏轼，在读到这些诗作后，也不得不说：“退之《示儿》，所言皆利禄事。至老杜则不然，皆事圣贤事也。”前文提到的韦绚《刘公嘉话录》中，讽刺韩愈之子韩昶颇为暗劣，将史传中的“金根车”臆断为“金银车”并改之，可见韩愈之教子是较为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