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承受新式教育到认同东方文化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上，本书的主人公梁漱溟无疑是一个活动涉及诸多领域，且独具个性特色和颇有影响的人物。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作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家和实践者的梁漱溟。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政治的思索者和实践者，梁漱溟与那时为数不少的探索者一样，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他是将自己关于中国现代政治变革的理想与追求最终归结到文化教育的变革上，成为了一个文化和教育思想者和实践者。这样，也就决定了与一般的职业教育家不同，他更主要的是从中国的政治改造和文化改造出发来思索中国现代教育变革之路并从事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的，他进行教育改革的目标最终是社会改造而不单单是教育改造，从而，他的教育构想与教育实践带有浓厚的政治与文化韵味；同时，这种不同之处还在于他在教育领域中的所思所行，在相当程度上是要从事中国传统教育的重建，在一定层面从形式到内容向中国传统教育回归，从而当新式教育即现代教育在中国教育领域里日见强大之时，他却举起了保守主义的大旗。从个人之于社会的关系看，本书主人公的这种极鲜明的个性和独具特色的思想和实践，无疑是由那时的社会历史所铸成，而更具体言之，应该说这一切首先导源于他早年在那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与从不同的生活经历，即从蒙受以西方文化为主的新式教育走向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追寻的一段人生旅程。
一、维新的家庭氛围及发蒙：朝向新式教育
1893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初九日)，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传统的重阳节。在这一节日的清晨，本书的主人公来到了人世，降生在北京紫禁城附近的一所梁姓宅院里。他初名为焕鼎，字寿铭，及至1912年他初入社会任《民国报》记者后，才以该报主编孙炳文给他取笔名“漱溟”行世，并沿用一生。
梁漱溟来到人世时，他之上已有大哥焕鼐，后又有了妹妹焕浩、焕坤。应该说，梁家并非一个寻常百姓之家，其家族渊源可远溯至蒙古人人主中原之时。据梁氏族谱记载，梁家的一世祖为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齐之子也先帖木儿，曾袭封为云南王，后改营王。元朝灭亡后，或许是在悠悠的岁月中已习惯于中原的生活，梁家祖先并没有如其他众多的蒙古贵族一样随元顺帝逃往漠北，而是归顺了明朝，在河南汝阳定居下来，并因汝阳历史上属大梁而改汉姓为梁。至19世纪初，梁家第19代传人梁重由河南迁往广西桂林，梁家人又据这一实际上不太长的居于广西的时光，将自己的祖籍定为广西桂林，以广西籍应科举。如此，梁漱溟不仅每每以广西桂林为自己的祖籍，而且再加之自己的外祖父为云南大理人、外祖母为贵州毕节人，从而认定自己一家“兼有南北两种气息，而富有一种中间性”，①似乎认为自己的性格是由南北两种不同的气质和习俗造成的。无疑，中国南北有不同的习俗，南北之间的人在性格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但这更多的应是地域环境的影响而非遗传所成。对梁漱溟这一从曾祖父一代起就一直居于北京的家庭而言，如果说要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他的性格的话，那么应该说他一生中的刚直与直率或许更多的是得自北方的豪爽与刚健。
其实，对梁漱溟一生的人品人格乃至思想倾向的形成来说，恐怕影响更为直接与明显的，是他居于北方的、让他生于宦世长于世井的家庭及其环境。梁家虽说从种族血统上看是着元朝宗室后裔，甚而在有明一代也拥有贵族头衔，清代以来祖上也做过知州、知县一类的官职，但并不很富裕，且实际上从梁漱溟的曾祖父起，梁家就陷入了贫寒，家道中衰。及至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虽中过举人，但并未能从此而人仕，而是迫于家庭经济的窘况，20岁起就教书养家，此后也不过或为幕僚，或为小官、或为教书先生，一生大多在不得志中渡过，且常为贫困缠绕，以至于梁漱溟的祖母变卖衣物、母亲变卖妆奁来维持生计。这样，梁家从梁济时起，实际上的市民生活，已使得祖上落拓豪放的大家气派已踪迹全无，使得梁济全无当时北京官宦子弟的纨绔习气，朴实方正，不仅生活上属于中下层，在情感上也贴近中下层。生于这种环境之中的梁漱溟，祖上往昔的荣华富贵与权力较之父亲梁济更难企及，实实在在的平民生活乃至生活的艰辛，父辈的教导以及耳濡目染，不仅使他养成了坚毅的性格，还使他无论是情感上还是行为上都从属于市民阶层。这种幼年生活所得对他一生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平民情感，因为广义地说，那时的中国，市民与农民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正因为此，他在自己的一生中不仅保留着这一所形成的民粹意识，而且将这一情感更多地投向乡村，如他的“自幼随父母住家北京，然竟投身农村运动”，如他终身以民众特别是农民的代言人自居，等等。
进一步看，如果说梁漱溟生于宦世长于市井的特殊家庭环境铸成了他一生的思想倾向的话，那么应该说，也正是这一家庭在中国历史上的“非常之世”中形成的新的价值趋向，决定了他以新式教育作为启蒙的早年成长之路的与众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家从名门望族而沦为平民，从拥有财富与权力到家道中衰，正是封建清王朝步步走向衰落的缩影。1840年，中国在那一场罪恶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被迫开关议和，割让领土，出让主权。自此，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大炮和刺刀强行推入了近代世界历史舞台，并由于西方列强步步加深的侵略，使数千年的大一统的封建政治文化、制度乃至生产关系都发生了裂变，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尤其是梁漱溟出生的第二年即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结果是前所未有的割地赔款，陷入了近代以降不曾有过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面对这一愈来愈深重的民族危机，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思索，都在谋求救国之方。救国之方从何而得？西方列强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侵略，以及与大炮刺刀相伴而来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尤其是对迫使中国传统封建政治文化裂变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正因为此，中国人在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封建文化在近代资本主义文化面前的虚弱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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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书开篇所说，在中国现代史上，粱漱溟先生是一个活动涉及诸多领域，理论与实践并重，且独具个性特色和颇有影响的人物，而且，他一生的活动，具有基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目标，从政治制度变革深入到制度背后的思想、文化和心理，并以教育为改造依托的逻辑。本书力求遵循和还原这一逻辑，落脚于教育，对梁漱溟先生从出生至1949年前的思想与活动进行阐述。就此而论，本书名为《梁漱溟评传》，实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梁漱溟先生从出生至1949年，也即他一生的主要思想与活动的一个认识和分析。
本书得以成书，首先要衷心感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宋恩荣先生。宋先生是国内研究梁漱溟教育思想的权威专家，笔者1984年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时，有幸结识宋先生。宋先生深厚的学识功底和谦虚的为人，深深感染着笔者，并成为笔者仿行的楷模。当笔者关注到梁漱溟先生的研究后。宋先生一直鼓励和支持笔者。就是在笔者从上海调回昆明工作后，宋先生还提供经费，让笔者从昆明到北京，收集相关资料。尤其令笔者感动且终身难忘的是，宋先生不仅将自己多年研究和思考所得毫无保留地告知笔者，而且还将多年来收集的国内外关于梁漱溟先生研究的珍贵资料给了笔者。没有宋先生的支持和厚爱，本书无从完成。当然，由于不知本书的阐述是否反映和符合宋先生关于梁漱溟研究的观点，因而没有贸然署上宋先生的名字。于此，特说明并向宋先生致歉。
同时，笔者还要衷心感谢笔者的硕士导师华东师大的郑登云教授，博士导师华东师大的夏东元教授，以及华东师大的江铭教授、张惠芬教授、孙培青教授、金林祥教授、霍益萍教授、杜成宪教授、黄书光教授等。笔者曾先后在华东师大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如果说本书能够比主要从教育研究梁漱溟先生成果，似多了些些政治、文化等意味，或比一般的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似更能深入教育，一句话，试图去努力把握梁漱溟先生思想的内在逻辑，主要得益于老师、同事和朋友们给我在教育和政治、文化等方面打下的知识基础和研究规范。 本书得以出版，要衷心感谢人民出版社的陈寒节先生。本书的主体部分实际上是10余年前的认识和思考。笔者1993年调到云南大学工作后，即根据工作的需要逐步转向其他学科和专业，因而在完成了本书主体部分的认识和写作后，由于工作杂乱，就只能将书稿搁置了，尽管曾与出版社有约定，也一直未能交稿。在多方督促下终成稿后，一方面是由于现在工作及时间所限，无法进行全面修改，另一方面根据自己不完全的查询，近年来对梁漱溟先生研究，与我相同的角度的探讨似也没有太大变化，同时，自己也想保留一下过往思考的印记，从而没有对书稿进行全面的改动。当然，在出版过程中，人民出版社对书稿进行了严格的把关，提出了中肯的有见地的意见，笔者也尽可能进行了修改和调整。在此，对陈寒节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
笔者还要对柏林和邵宁二位青年学者表示衷心感谢。柏、邵二位曾是我指导的政治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现都已走上了工作岗位。在教学和日常交流过程中，他们对梁漱溟先生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而以梁漱溟先生思想为研究对象完成了毕业论文，并得到了较高的评价，如柏林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基于政治社会学的分析》，因而本书就邀请他们承担部分写作任务。本书的第一至第五章由崔运武完成，第六至第八章由崔运武提供写作提纲和资料，由柏、邵两位完成，他们的具体分工是：第六、第七章由柏林完成(邵宁进行了一些修订)，第八章由邵宁完成。思考与表达是联系在一起的，本书各章没有完全要求表达风格统一。
本书虽然尽可能吸纳了学术界对梁漱溟先生的研究成果，但一方面由于梁溟溟先生思想表达的特点，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作者的水平所限，因而不到或错误之处难免，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崔运武
2013年5月于昆明
第一章 从承受新式教育到认同东方文化
一、维新的家庭氛围及发蒙：朝向新式教育
二、中学堂岁月：学堂中的自学及其影响
三、中学堂岁月：师友教诲与思想初成
四、初入社会：涉社会主义、潜心佛法与探究哲理
第二章 执教北大：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价值的阐扬
一、跨进北大与融入东西文化论争
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重建
三、东西方教育：文化路向说观照下的异同优劣
四、徘徊于未来与现实之间的中国教育样式的构想
第三章 投入学校教育改革运动
一、辞别北大：教育理想的追求及机遇
二、在曲阜大学的筹办过程中
三、曹州办学之一：办理重华书院
四、曹州办学之二：曹州中学高中部的改革
五、曹州办学失败的原因
第四章 走向乡村改造运动
一、讲学岁月：反思及疑惑中的探索
二、融入乡村改造运动与南下广州提出乡治构想
三、接掌广州一中及改革该校的方案
四、北上考察各地的乡村改造实验
第五章 从乡村自治到乡村建设
一、参与河南村治学院筹办：乡村改造思想的变化与表达
二、对中国民族自救运动道路的最后觉悟
三、对“最后觉悟”的调整和补充：走向乡村建设
四、《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乡村建设基本理论框架的成型
第六章 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上)——对乡村建设基本理论的深化与完善
一、对乡村建设任务与目标的再论述
二、乡村建设的内容：改造社会的大教育工程
三、乡农学校的设计和实施
第七章 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下)——乡村教育与社会教育
一、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
二、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
三、乡村建设中的国民基础教育
第八章 置身抗战与超然内战
一、置身抗战：乡建实践无奈落幕与为抗战奔走
二、超然内战：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
后记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西方，由于经济滞胀和政府失败的出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这场政府改革运动随之在世界范围展开。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以特有的方式走向深入。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这场政府改革运动与传统上的政府改革最大的不同，不仅仅在于基于现实条件下更加深入地认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定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即解决政府千什么的问题，更在于在行政职能的输出方式，即对政府的行政方式进行探索，着重解决政府如何干的问题。这一场政府改革解决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履行好自己的职能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整个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和重大突破，其基本逻辑，是在强调政府管理的目标与价值的基础上，加强对公共产品属性的认识，确认了私人和市场参与公共产品生产和提供的必要与可能，进而创新了政府管理的方法与技术，在现实中整合社会资源以满足公共需求，①从而回应了公众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传统的政府难以应对的问题，即政府机构的“精简——膨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怪圈。
政府存在的基本要求，就是处置公共事务以满足公众需求，促进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而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就是公共管理模式，它由公共管理过程中各公共产品提供者功能的定位、参与程度和参与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在人类已有的公共管理实践中，主要出现过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政府为主并有限投入的公共管理保护模式、政府全面负责乃至完全垄断的干预模式，政府与社会和市场合作的市场模式。①因此，公共管理模式本质上是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或可供选择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分工方式。无疑，自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干预为起点和标志，随着行政国家的出现，在政府作为公共事务主要甚至是唯一管理者的情况下，现实的公共管理模式就是典型的干预模式或垄断模式。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期以来，现实政府管理的变革，现实的结果就是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公共管理市场模式的出现和成长。②正是在这一现实变革的基础上，基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尽管人们对当前是否已有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的新的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现实变革的推动和新的公共管理理论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基于对范式的深入的理解，认为即便不提公共管理已是一个新的理论或学科，但至少已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新的研究范式。这一点，在我国，从1990年代中期教育部规定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以及近期社会科学研究及管理部门的及时调整，也足以说明。
在当代中国，自1993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展开以来，可以说正是得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已成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概言之，这一客观进程的内在逻辑是，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导致了公共需求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正是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是使作为公共管理模式从干预走向市场的重要因素——以民间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社会(公民社会)，相当程度上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而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地认识了当代中国公共需求的发展变化，把握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提出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来确定政府职能，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方针和政策，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出要努力提高干部和公务员的现代公共管理素质，建立一个既与当代公共管理发展总体趋势相一致，又符合中国特点的新型公共管理体制。一句话，当今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应该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正如同当代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实践上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或说公共管理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了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进行重大变革，进而形成“新公共管理理论”一样，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作为一种在中国出现的客观现实，一种在中国未曾有过新的公共管理实践，它为能够对这一实践做出解释并做出进一步改革导引的理论的构建提出了要求。正因为如此，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公共管理研究已成为一个理论热点，一个正在探索的理论：面向现实的重要领域。
在当代中国，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探索，我们认为基本目标有二：
第一，总结研究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变革和理论发展。具体言之，即审视当代世纪范围内，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政府管理改革先行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研究其新公共管理理论之所以产生的动因、理论发展的脉落，如从管理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到新公共管理理论，再到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内在的发展逻辑与现实影响因素。在把握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踪理论发展前沿的基础上，探求公共管理中具有普适性的因素，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促进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变革及理论的发展。
第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能对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有解释、说明和预测的公共管理理论。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是对当代中国公共事务进行协调和控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的，是公共管理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管理模式。因此，对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理论的追踪和研究，归根到底，就是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尤其是要通过这一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而持续地增长，社会稳定，民主进步，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得到满足，公众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这一“中国模式”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公共管理做出有价值的参考的预测。
如何展开这一探索，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最基本的就是要基于学科综合的基础上来进行。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正如人们所公认的，当代正在成长的公共管理理论，它的关注焦点由“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结果与绩效的研究，从而使战略管理、管理的政治环境、项目执行、绩效评估、公共责任及公共管理伦理成为核心问题；它倡导的管理理念，其中心问题的“如何提供公共利益和服务”，它提供的一整套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则是十分注重在处理公共管理问题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与社会关系时，提供一整套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并形成一种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则是由于它的知识基础，即公共管理学作为一种广泛和综合的知识框架，把当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分析、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研究中。因此，要追踪研究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知识，尤其是要建构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必须走一条基于以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又不局限于政府，以公共行政学为基本视野，但又必须同时关注相关的多学科，即基于以公共事务管理为核心，基于公共管理又必须逸出公共管理，逸出公共管理又必须回归公共管理的多学科研究路径。
云南大学在国内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探索者的行列中，不是先行者，但肯定是一个积极的、孜孜不倦的参与者。
云南大学有较悠久的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传统。1923年云南大学正式建立后，即于1925年建立了政治学系，展开了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大学的政治学和行政学走过的是和其他兄弟院校一样的历程。改革开放后，云南大学迅速恢复了政治学学科，并于1980年代初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办了少数民族干部行政管理大专班。这一行政管理干部大专班沿至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为云南省培养了大批合格的素质不断提高的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干部的同时，也促进着我们对行政管理理论和教学的探索。1986年，云南大学获得了政治学理论硕士授权，即在这一专业中根据当时学科划分的要求，开设了行政学方向，培养行政管理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随之，在国家学科专业调整，明确地建立行政管理专业后，云南大学先后获得了行政管理的本科专业和硕士点，开展了行政管理的专业教育。
1999年，世纪之交，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使正在成长的公共管理学科，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针对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感觉到了时代的脉动，以及公共管理这一高度整合的新兴学科必将成为社科领域的一个显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的巨大需求，云南大学依托学校既有的相关学科优势资源，以原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为基础，于1999年7月正式建立了公共管理学院，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也得以成为全国第一个正式建立的公共管理学院，从而使我们对公共管理理论的追踪关注，对新型的具有公共管理理念、掌握当代公共管理技术和方法的多学科的交叉型、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培养，有了坚实的学科平台和新的人才培养条件。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建立后，我们积极追踪公共管理理论，展开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我们的建设战略，一是以行政管理学科建设为基本支撑，二是积极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科学研究与教学研究。如此，九五期间，行政管理学科被列为云南省重点建设学科。在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支持下，我们行政管理重点学科建设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获得了一大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教育部青年教师奖基金、国家新世纪重大教改项目等，支撑了整个学科建设，使学科力量不断得到发展，于2003年获得了MPA教育授权，2005年获得了行政管理博士授权，并建立了省部共建的公共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十一五”伊始，得益于正在深入发展的改革现实对公共管理的需求，基于我们从九五开始的以行政管理为基础的学科建设，以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为目标——一个以公共管理为核心，一个更加综合的学科整合的建设，即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被列为云南省“十一五”重点建设学科。我们基于公共管理的学科特点和基本内涵，确定了公共管理理论与公共事业管理、公共政策与地方政府治理、公共经济与政府理财、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与管理、电子政务五个建设方向，从更宽广的视野或学科入手，依赖于以往建设的基本路径，展开了新的积极探索。而在“十二五”即将启动之际，根据以项目带动学科加强学科建设的相关要求，我们的“区域公共服务的体制与技术及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研究”项目，被列为云南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从而使我们对公共管理理论的追踪和探索，有了新的更高的平台。
为了记录和展现我们探索的结果，我们计划将近期比较成熟的成果付梓出版。当然，尽管当今世界已是一个信息社会，资讯的传递和使用已非传统社会可比，但由于原有的学科基础和研究力量，以及地域等条件所限，我们对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追寻和探索，难免前瞻与后顾并存、深刻与肤浅共融。但我们以为，对在一个诱人的，但实际上又充满艰难、困惑，迷宫般的思想殿堂里的探索者而言，或许同样重要的，不仅仅在于所得，还在于有一种为理想而追求的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一种为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贡献一得之愚而带来的创造的欢乐。
是为序！
崔运武
2010年1月5日于昆明
崔运武所著的《梁漱溟评传--一个现代政治变革者的理想与践行》在充分把握有关梁漱溟相关资料，并充分吸收学术对梁漱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梁漱溟思想与活动的特点，以政治学、文化学和教育学的学科交叉视野，从中国现代政治发展过程中复杂的政治、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入手，将时代与个人，历史与逻辑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真切的还原了从20世纪初到1949年的历史岁月中，梁漱溟探索中国政治现代化之路的心路历程，《梁漱溟评传--一个现代政治变革者的理想与践行》客观地评价了他从追求中国现代政治现代化开始，进而展开对传统文化的重建，致力于实质上融新旧教育于一体的教育教育改革，最终走向乡村建设与改造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
在中国现代史上，粱漱溟先生是一个活动涉及诸多领域，理论与实践并重，且独具个性特色和颇有影响的人物，而且，他一生的活动，具有基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目标，从政治制度变革深入到制度背后的思想、文化和心理，并以教育为改造依托的逻辑。本书力求遵循和还原这一逻辑，落脚于教育，对梁漱溟先生从出生至1949年前的思想与活动进行阐述。就此而论，本书名为《梁漱溟评传--一个现代政治变革者的理想与践行》，由崔运武所著。实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梁漱溟先生从出生至1949年，也即他一生的主要思想与活动的一个认识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