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聚焦于“皇权”“宰相”“吏胥”“取土”四个方面，选取祝总斌教授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十余篇，论述中国古代政权与学术的一些特点，对中国古代的最高权力、国家治理、官吏来源等重要问题探微发覆。此外，还收录作者关于《史记》的文章四篇，文中对《史记》书名的由来以及司马迁的“崇懦”与“颂汉”问题提出独得之见，体现出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深刻理解。
本书由陈苏镇教授撰写导读，通过研究实例，介绍了祝总斌教授“厚积薄发”“精细读书”“论从史出”的治学特点。

祝总斌（1930-2022），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尤长于政治制度史和法律制度史。曾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著有《材不材斋文集》《材不材斋史学丛稿》等。

第一编 论皇权
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
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
古代皇太后“称制”制度存在、延续的基本原因
第二编 说宰相
说宰相
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
唐初宰相制度变化原因试探
试论明代内阁制度的非宰相性质——兼略说明代以前秘书咨询官员权力的特点
第三编 评吏胥
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机制
试论我国古代吏胥制度的发展阶段及其形成的原因
第四编 谈取士
《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
正确认识和评价八股文取士制度
第五编 读史记
《史记》导读
说“史记”——兼试论司马迁《史记》的得名问题
有关《史记》崇儒的几个问题
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
编后记

陈苏镇
本书所收17篇论文，是
从祝总斌先生生前发表的近
百篇文章中选出的。我们按
内容将其分为五编，并分别
拟题为“论皇权”“说宰相”“
评吏胥”“谈取士”“读史记”
，以便集中呈现他在这些方
面的研究成果。祝先生是我
的老师。他这些文章，我之
前大多读过，从中学到很多
东西。现在重读一遍，如同
再次聆听先生的教诲，依然
感到很有收获。下面，我简
要介绍这五组文章的主要内
容和学术价值，并对其中体
现出的研究方法和学术风格
略作说明，供读者特别是刚
刚步人史学大门的青年读者
参考。
第一编“论皇权”包括三
篇文章，集中探讨秦汉以来
皇权的发展趋势。祝先生自
20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思
考一个问题：“两千多年来
，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
从总体上看，究竟是不断加
强，还是不断削弱？”当时
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不断加强
，而祝先生认为是不断削弱
。
《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
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一文
，为这一判断提出三方面的
根据。一是皇帝虽享有至高
无上的权力，但在行使权力
时会受到各种政治制度的制
约，而这些制度正是历代士
大夫们“限制皇帝独断专行
的权力，尽可能防止它的弊
病、危害”的产物。二是随
着制度的发展，皇帝下达诏
书、发布命令，所受限制越
来越多。如魏晋以后，诏书
须由中书省起草，还须经门
下省审署，并有权提出异议
。唐以后，不经中书起草、
门下审署，便不得称诏敕。
明清两代的诏书则由内阁或
军机处代为起草。多数情况
下，是内阁或军机处先对六
部、百司的奏请文书进行批
答，然后上报皇帝批准。这
一制度使皇帝行使权力受到
更多限制。三是明清所设六
科给事中，负责对诏书进行
详审，发现不妥，可以封还
，从而又增加了一层限制。
在君主专制权力的上述
发展过程中，“人治”虽然一
直占主导地位，但比重逐渐
缩小，“法治”的比重则相应
增加。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
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中。《
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
制》从决策、执行、监察、
谏诤、吏胥、人事等方面，
深入探讨了这一机制的运行
方式和特点，具体描述了统
治集团如何通过诏敕下达，
各级官府遵照执行或据以颁
发各种官文书，及各地各部
门向上反馈信息等方式，推
动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行。
《古代皇太后“称制”制
度存在、延续的基本原因》
则揭示了太后临朝称制现象
在中国古代反复出现的原因
，指出在幼主即位的情况下
，与同姓贵族和异姓大臣相
比，皇太后具备“极力维护
幼主君位”的主观条件，而
且更加名正言顺。
第二编“说宰相”包括四
篇文章。《说宰相》是一篇
知识性的短文，基于作者对
这一问题的深入、系统的研
究，简要介绍了中国古代宰
相制度的主要特征和演变过
程。另外三篇则分别讨论西
汉、唐初及明朝的宰相制度
。祝先生所著《两汉魏晋南
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
早已是大家熟悉的史学名著
。这几篇文章是对该书的补
充和延伸。
学界长期流行一种观点
，将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变
化归因于君权、相权之争。
祝先生“以为不然”。《西汉
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仔细
分析了传统观点所依据的史
料，证明西汉的君相矛盾“
并非所谓相权过大引起的”
，因而皇帝没有削弱宰相权
力的动机。进而指出，西汉
改革宰相制度主要是为了提
高统治效率。一方面，选拔
有才干的士人置于左右，以
尚书台为中心，建立领尚书
事和中朝官制度，令其协助
皇帝制定决策。另一方面，
建立三公鼎立制度，让三位
宰相分工负责，以便更好地
处理各种日常政务。唐太宗
时，尚书仆射、侍中和中书
令作为宰相，因品位祟高不
轻易授人，于是出现“以他
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
的制度，“参议朝政”“同平
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
都成了宰相头衔。流行的观
点也认为，“皇帝要抓权”，
故借此分散相权。《唐初宰
相制度变化原因试探》对此
质疑。文章首先以房玄龄、
魏征、长孙无忌等宰相为例
，证明太宗对他们信任有加
，不存在嫌其权重的问题，
进而指出太宗此举“主要是
为了广泛任用人才，使之参
与宰相事务，以提高统治质
量与效率”。
《试论明代内阁制度的
非宰相性质》一文，主旨是
证明内阁大学士不是宰相，
而是秘书咨询官员。理由是
，明代以前的宰相都握有议
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而
明代的内阁大学士只有议政
权，没有监督百官执行权，
基本等同于过去的秘书咨询
官员。无论内阁是不是宰相
，明代中央政权的运行方式
和以往不同，应是事实。
第三编“评吏胥”由两篇
文章组成。所谓“吏胥”，也
称“胥吏”或“吏”，指官府中
负责经办各种文书的低级办
事人员。他们是从普通百姓
中选拔录用的，地位卑下，
但握有一定权力，为国家机
器的有效运行发挥着重要作
用。
《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
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机制
》指出，胥吏制度有许多弊
端，因而屡遭抨击，但在君
主专制制度下又是不可或缺
的。特别是唐宋以后，国家
为了保证全国政令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