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包含7个讲座，第一篇勾勒了希腊帝国主义发展的主要线索，其余各篇则试图说明希腊城邦从其原初形态向政治政区单位转变过程中帝国主义发展的主要线索。作者关于雅典、斯巴达、亚历山大、托勒密、塞琉古、安提柯诸帝国理论与统治实践的讨论相信对一般读者有用，尤其是对政治和历史学者。这是一部出版于一百年前的著作，在如今这个知识爆炸、进步迅速的时代，还翻译一本这么古老的著作，相信一定值得阅读。

本书包含7个讲座，其中6个是1913年2月在波士顿的洛维尔研究所做的。第一篇勾勒了希腊帝国主义发展的主要线索，其余各篇则试图说明希腊城邦从其原初形态向政治政区单位转变过程中帝国主义发展的主要线索，所关注的是清晰，而不是新奇或者完整性。我希望我关于雅典、斯巴达、亚历山大、托勒密、塞琉古、安提柯诸帝国理论与统治实践的讨论对一般读者有用，尤其是对政治和历史学者有用。然而，我特别希望表达的观念是：在整个这一时期，政体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确实，希腊城邦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了其效率的顶峰，但在此后的两百年里，城邦联盟仍在完善之中。在政体问题上，犹如在科学问题上一样，古典时代不过是希腊花儿般的青年时代，而它强有力的成熟时期——它被罗马打断——是在马其顿时代到来的。

前言

第一讲 城邦与帝国主义

第二讲 雅典：帝国式民主

第三讲 从斯巴达到亚里士多德

第四讲 亚历山大大帝与世界君主国

第五讲 托勒密帝国

第六讲 塞琉古帝国

第七讲 安提柯帝国

注释

译后记

从法律上看，帝国时代的雅典第一个明确将城邦努力统一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它当时建立了许多殖民地(cleruchies)，虽然雅典把它们作为独立的城市组织，但居民都在雅典保留着公民权。那么，为什么不赐予其他城市的居民以公民权(polity)?有些人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他说：“让我们假设：我们的城市是一堆羊毛，那我们的每个盟邦就是一根羊毛。我们把所有羊毛聚拢来，将其纺成线，再把线织成毯子，以帮助我们的主人德莫斯抵御寒冷。”但是，实行这一激烈措施的时机还不成熟。要雅典人与其他所有人分享他们付出如此多的牺牲而得到的利益，完全与他们的自豪感不相容；当时，几乎没有把利益分解给其他城邦的可能性，而那些城邦肯定会期望获得雅典公民权，以补偿它们至少部分丧失的认同感。采取这一路线的只有一个事例，那就是萨摩斯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极度惊慌中，雅典给予他们以充分的公民权。萨摩斯人为回报雅典人，表示自己对公民权的珍视，宁愿牺牲自己的领土，而不愿抛弃盟友。

另一种城邦间建立永久协议的权宜办法不那么大胆——相互给予公民权(isopolity)。在某些情况下，这是给予某一特定城邦所有公民之消极公民权(无公权的公民权)的一种让步。获得该权利的公民可以居住，甚至仅仅是访问赐予者的领土。可是，经过这样的限定后，它不过是一种商业特权的互惠，因此在国家的建构上，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对这一制度富有成效的利用还有罗马人，而且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为它允许人们无需在罗马而能合法行使罗马公民权。

希腊人称为联合公民权(sympolity)的做法，所取得的成果本质上是一样的。这是原始民族时代的古老遗产，如阿凯亚(Achaea)人和埃托利亚(Aetolia)人那样，由于他们的城乡从来没有成为独立而自足的政治单位，所以，不管是来自埃吉乌姆(Aegium)的阿凯亚人，还是来自色里尼亚(cerynia)的阿凯亚人，或者来自其他十余个组成了阿凯亚国家或同盟的所谓城市的居民，都是阿凯亚人。埃托利亚的乡村居民也拥有同样的双重公民权。很明显，这一设计的基本内容是：在选举同盟官员、解决联邦重大问题时，每个城邦拥有同样的权力。事实证明，它对城邦自治的保证相当令人满意，以至公元前3世纪后半期，古代阿凯亚地区以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城邦，除了它们自己的公民权以外，一个个都采取了那个必然的步骤：获得阿凯亚同盟的公民权。而在中希腊，埃托利亚人或者公正地、或者欺骗性地将双重公民权授予他们所有的邻邦。只有雅典和斯巴达顽固地保持孤立，前者依赖的是国际上保证自治的力量，后者依赖自己的实力。其他城邦都将它们对外政策的控制权委托给了一个国际理事会，其期限不是固定或者不固定的年限，而是未来所有的时间。每个城邦，通过放弃自己的外交，永久地放弃了它自己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国际权威，从而避免了单一城邦遇到的危险。

所有历史学家和法学家一致同意，这是古代创造的最完美的状态。此前一直存在的城邦与帝国精神之间的对立，由于联邦制度的精妙平衡，被降到了最低程度。

P16-17

本书包含7个讲座，其中6个是1913年2月在波士顿的洛维尔研究所做的。第一篇勾勒了希腊帝国主义发展的主要线索，其余各篇则试图说明希腊城邦从其原初形态向政治政区单位转变过程中帝国主义发展的主要线索，所关注的是清晰，而不是新奇或者完整性。我希望我关于雅典、斯巴达、亚历山大、托勒密、塞琉古、安提柯诸帝国理论与统治实践的讨论对一般读者有用，尤其是对政治和历史学者有用。然而，我特别希望表达的观念是：在整个这一时期，政体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确实，希腊城邦在伯里克利时代达到了其效率的顶峰，但在此后的两百年里，城邦联盟仍在完善之中。在政体问题上，犹如在科学问题上一样，古典时代不过是希腊花儿般的青年时代，而它强有力的成熟时期——它被罗马打断——是在马其顿时代到来的。

简洁地说，我的论点是：希腊城邦是一个有着独特内在构造的单细胞有机体，除非进行再分割，否则无法发展，它们可以无限地复制同类。但这些细胞，无论新旧，都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因此，在雅典和斯巴达将其对希腊的霸权转变成帝国的企图遭受无望的失败后，希腊陷入了绝望的境地。要解救它，恰当的补救不是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教导的那样改变城邦内部的政体，而是要改变细胞壁的结构，以使它们可以紧密地相互联结起来。

由于与后世希腊民族性格完全吻合的保守主义的作用，希腊人对这种不可避免的、有益的转变进行抗争。但最终他们被迫屈服，尽其所能地保存他们城市的分离性。同时，通过利用联邦制度和对统治者的神化，他们创造出半领土性质的国家。因此，这两种设计是对同一巨大政治问题两种相反的解决途径。它最清楚地表现了希腊政治理论的局限性，因为政治理论根本没有考虑这两种方案中的任何一种或有关的先例。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13年6月

本书出版于1913年，也就是说，离现在快一百年了。在如今这个知识爆炸、进步迅速的时代，还翻译一本这么古老的著作，确实需要某些理由。即使古典学是个非常古老的学科，发展不像某些新兴学科那么快速；即使我知道，作者弗格森是个研究希腊化历史的专家，写过不少有分量的著作，曾任哈佛大学古代史教授，并出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即使本书颇有名气，在英美研究希腊化历史的著作中，曾占有一席之地，但有关希腊历史的著作，更新也相当之快。因此，接受翻译任务的时候，我心里多少有些嘀咕。不过读完之后，尽管我觉得它有某些不足，但仍有向国人介绍的价值。

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帝国主义的概念问题。众所周知，列宁曾经把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并且对英、法、德、俄等主要国家的特征进行了归纳，好像把帝国和帝国主义作为近代才有的现象。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希腊人确实没有帝国的概念。现代学术界经常提到的所谓雅典帝国，意思不过是雅典的统治、霸权，后来的斯巴达帝国和马其顿帝国，也更多的是霸权。现代西文中的“帝国”一词，来自拉丁文的“执行权”(imperium)。最初本来是罗马人民一年一度授予高级官员的权力。奥古斯都时代以后，皇帝权力实际上成为终身制。又因为罗马统治疆域的广大，所以皇帝的执行权逐渐具有了帝国(empire)的含义。但帝国主义概念的广泛流行，是19世纪末期。当时欧洲经过大规模的扩张，建立了近代世界的殖民体系。于是，国家扩大势力和版图的政策、行为和主张，特别是通过直接占有领土或者对其他地区进行政治和经济控制来实现的行为，就都被称为帝国主义。同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正是古史现代化思潮在西方古史学界大行其道之时，人们把帝国主义这个近代才有的概念，也应用到古代的历史，对历史上的类似行为，冠之以帝国主义的名号，而雅典对提洛同盟的统治，马其顿和罗马扩张后建立的广大国家，乃至更早的波斯和埃及的新王国，也都被称为帝国了。虽然将古代希腊人的扩张行为称为帝国主义，无论从概念本身还是从其应用来说，都不免有时代错误之嫌，但延续至今，帝国早已不再是近代的概念，而泛指所有那些一个民族通’过政治或者军事手段扩张势力，并对被征服地区进行政治和军事统治的行为。有时候，帝国概念甚至更加宽泛，泛指所有那些广土众民的强大国家，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有秦汉帝国、明帝国、清帝国，西方有查理帝国、拜占庭帝国等。更有学者提出，古代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乃是从城邦走向帝国。这里的帝国，也许不过是指面积比较大的统一国家而已。相应地，所有扩张主义政策，也都被称为帝国主义了。本书的作者，也正是在这个最一般的意义上来界定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帝国是因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统治而形成的一种国家。”(本书第1页)“一个民族或者专制君主获得和维持帝国的政策，我们称之为帝国主义。”(本书第2页)在这个意义上，将雅典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的扩张及其统治称为帝国主义，似乎并无不妥。就笔者所知，在英美学术界，这是第一部系统追溯希腊人帝国主义传统的著作。20世纪以来，虽然西方学术界关于希腊扩张主义传统的研究有了巨大进展，但这些专著大多集中在某一个时期，最多的当然是马其顿的帝国主义，但简明而全面探讨希腊帝国主义的，似乎仍只有这一部。

古代希腊人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明。他们创造的民主共和制度，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为了医治当代的政治冷淡主义，甚至希望借鉴雅典直接民主的某些做法。丹麦研究雅典民主政治的权威汉森就指出，所谓古代和近代民主之间的差别，可能有意无意地被人们夸大了，即使是雅典人的公民直接参与制度，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也不是不可能的。希腊人在哲学、文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创造，在近代和当代，都不乏大批的追随者和崇拜者。但是，有两个问题一直让学者们困惑：一是古代创造出最先进的民主制度的民族，竟然与奴隶制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不人道、最恶劣的剥削制度并行不悖，借用当代西方著名古史学家芬利的话说，奴隶制和自由乃是携手并进的关系。那些公民自由程度最高的城邦，恰恰是奴隶制最发达的。另外一个，可能远不像第一个问题那么引人注意，但中国学者可能更感兴趣的，就是直到古典时代末期，古代希腊人不仅没有像其他古代文明民族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反而被来自北方的、在许多希腊人眼中完全是蛮族的马其顿人给征服了。可即使在被征服后，他们也没有安静下来，继续和马其顿人作战，终于被更野蛮的、来自意大利的罗马人征服，成为了罗马的行省。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者们如今似乎达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那就是，虽然奴隶未必占希腊人口的多数，也并非希腊社会生产的主力，但奴隶的不自由状态，成为公民自由的鲜明对照；而且希腊社会的上层阶级，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依附劳动者(当然不都是奴隶，但奴隶是最典型的)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为生。也就是说，奴隶制至少给希腊社会打上了明显的印记。对第二个问题，西方学者们似乎兴趣不大，至少没有引起当代学者充分的关注，所出版的著作，以笔者孤陋的见闻而言，好像非常有限。弗格森这本书，也许是不多的此类著作中的一种。虽然作者的主旨不是讨论希腊的统一问题，但至少其中的不少内容涉及统一问题。第一讲关于希腊城邦一般特征的分析，突出了城邦单细胞的特质，较好地解释了希腊人能够不断向海外扩张，却不能形成统一国家的基本原因。因为即使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对霸权容忍的程度，也远远超过希腊小邦的地方忠诚情绪。第二讲和第三讲分别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例，具体说明了帝国主义行动在希腊遭遇的阻力，并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分析，指出希腊人即使在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仍然固守城邦传统，更深刻地揭示了希腊没有能够走向统一的文化因素。第七讲关于马其顿帝国主义的论述，虽然突出了希腊人在政治实践上的创新，尤其是联邦主义在埃托利亚和阿凯亚同盟中的产生和发展，但作为霸主的马其顿的政策，以及两个同盟本身固有的缺陷，加上罗马的东进，终于使希腊人的所有统一努力归于虚无。应当承认，作者的结论：希腊人有扩张主义，却没有统一的主张，大体是实事求是的。但作者似乎相信，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真正具有世界主义精神，并且通过对自己的神化，找到了在城邦世界树立君主统治的正确途径。当代的研究，表明亚历山大更多地是从巩固自己权力而非良好的愿望出发。事实上，作者提供的资料，也很难让我们相信，亚历山大不是以征服者，而是以一个平等的世界主义者推行种族融合政策的。公元前324年在苏萨举行的婚礼，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亚历山大作为征服者的权力。在那场经常为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婚礼上，一万多名马其顿士兵娶了波斯女子为妻，亚历山大本人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则分别娶了波斯贵族的女子。我们很难设想，这些波斯女子都是自愿嫁给马其顿人的(波斯的男人们恐怕更不愿意)。如果亚历山大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为什么不把马其顿或者希腊女子嫁给波斯人为妻?尤其是在大量马其顿士兵阵亡在战场上，还有相当多的退伍士兵被安排在亚历山大沿途建立的希腊人城市中，马其顿男女比例理应失调的情况下。而亚历山大的政策，在未能克服城邦分立主义的条件下，如作者本人承认的，也未必能够解决希腊的统一问题。事实上，亚历山大刚刚登基，希腊就打算暴动；仅仅通过野蛮地摧毁底比斯，才暂时压服了希腊的反抗。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亡的消息到达希腊，暴动立刻再度发生。考虑到帝国内部的离心力量，像作者本人指出的，即使这位大帝继续在位，要维持统一也不太可能。既然如此，又何必对这个格罗特笔下不过有点才能的野蛮人寄予那么高的希望?基于此，我们似乎必须承认，虽然希腊人的智慧让他们创造出城邦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却没有能力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希腊人既不如在他们之前的埃及人和波斯人，也不如在他们之后的罗马人和中国人。

介绍本书的第二个理由，是本书关于希腊化时代的论述，仍有值得我们关注之处。近代关于希腊化时代历史的研究，发端于19世纪前期的德国，德罗伊曾写出了第一部系统的希腊化史，从而在古典希腊与罗马帝国之间架起桥梁。在德罗伊曾笔下，亚历山大东侵后，一方面，希腊文明不断向外扩展，另一方面，又在不断衰落和变异，终被罗马征服。为与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相区别，他创造出希腊主义(Hellenismus)这个概念。此后，希腊化史研究成为西方古典世界史一个重要的领域，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中的学者对希腊化史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但遗憾的是，20世纪以前，英美学术界对此时期兴趣不够浓厚，有关著作也不多。弗格森可能是第一批涉足希腊化史领域的专家之一，其研究的重点，是希腊化时代的雅典史。20世纪以来，希腊化史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考古学的进展，埃及纸草文献的发现，给希腊化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新资料；新方法的应用，让人们对许多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新理论的产生，给历史学家提供了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不奇怪的是，20世纪以来，西方产生了不少研究希腊化史的大家，著作数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希腊化史的进展，在中国学者中似乎也引起了某些注意，部分学者开始涉足其中。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参与研究的人员，还是已经推出的科研成果，都还有待提高。本书对希腊化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对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埃及托勒密、塞琉古和马其顿扩张与收缩的分析，实际上把着眼点落在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上，而不是放在个人动机或者国际形势上。作者指出，亚历山大的一系列举动，有着个人深刻的政治动机。即使是看似疯狂的对西瓦绿洲的朝觐，也有明确的政策意图：向希腊人宣布，他亚历山大是神而不是人。托勒密埃及前期的扩张主义政策，既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荣誉，也不是莫名其妙的人性，而是托勒密王朝进行统治的需要。作为外来的统治者，军队是最重要的工具。但托勒密王朝既不能依赖土著，也不能从当地的希腊人中间征兵，那就只能通过控制巴勒斯坦、叙利亚、爱琴海岛屿，与希腊本土保持联系，从而获得必要的兵员，维持自己的统治。塞琉古王朝的扩张，大大受制于国内的政治结构。由于没有创造出对国家的认同，导致塞琉古王国的不断分裂与城市的不断叛变。至于马其顿，虽然它的国王不乏政治才能，虽然它的人民对国家忠诚，但是，马其顿的政策始终停留在腓力二世时代的霸权主义路线上，以致马其顿在希腊城邦分立主义、亚洲同胞的夹击与罗马的打击下，最终走向灭亡。在这里，作者适时引入了与罗马的比较，指出罗马人正是因为正确地处理了罗马自身与同盟者的关系，得以全力对外，在稳定后方的支持下，大举出击，完成统一地中海的大业。

同样必须指出的是，本书毕竟是20世纪初出版的著作，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最主要的，是作者的史观受到当时流行的古史现代化派的影响。如前所述，把帝国主义概念应用到古代希腊人身上，并无原则错误。但许多学者把古代希腊的历史与近代欧洲历史进行简单类比，于是在古代希腊发现了中世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类的词语满天飞，显然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本书也未能免俗，个别地方使用了类似的话语。对此，译者已经在译者注中做了一些说明，同时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本书的翻译，更进一步让我感受到什么是学无止境。尤其是翻译工作，作为译者，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中西语文兼通，而且对翻译的著作中涉及的问题，有相当精深而全面的了解，否则不免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我虽然读过几本古代希腊史方面的书，并且翻译了其中的某些著作，但于此仍是个初学者。本书所涉及的，恰恰又是译者知识特别单薄的马其顿和希腊化时期。在翻译过程中，虽然尽可能地查阅有关参考文献，但错误仍难以避免。因此，交稿之时，心中忐忑不安，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忽，出现一些不应当出现的常识性错误。对于本书的译文·我只能说我尽力了。对于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恳请师长、同仁批评指正。

本书能够翻译出版，首先应当感谢上海师范大学的陈恒博士，正是他向译者介绍了此书，提供了该书的原文，并将其列入上海三联书店的出版计划。在翻译过程中，陈恒博士多方给予关心、鼓励和支持。授业恩师胡锺达教授、王敦书教授和陈勇教授传授给我的各种知识，在翻译中继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没有多年在他们指导下积累的有关知识储备，要完成这样一本书的翻译任务，显然是不现实的。责任编辑王秦伟先生高效而负责的工作，既让本书避免了不少翻译上的错误和行文上的不妥之处，也使它的尽快面世成为可能。妻子陈莉一如既往地承担着琐碎而繁重的家务，没有她在后院的默默奉献，本书不大可能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当然，这并不意味上述中的任何一位对本书译文的质量负有道义责任，它们都应由我本人承担。

晏绍祥

2005年10月12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