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29）》公民记忆，亲历者徐方“干校杂记”＋萧存讲述家族里的传奇人物“二大爷”＋林浩回忆70年代的初中同学“母同学”

《温故》故人故事，冰云“陈独秀和他的托派同志郑超麟”＋鲁燕从日记探究“始善终隙：胡适与顾颉刚”＋孙康宜“施蛰存的诗体回忆：《浮生杂咏》八十首”＋王晓林介绍“鲜为人知的薛明剑”＋沈迦“卿本书生：作为官宦、战俘、藏书家的庞镜塘的人生断章”＋郭春生记录父亲抗战期间“没有奖章的功勋”

《温故》中国影像，颜长江“三峡的空气自由：致友人”，以三十余幅图片纪念已经消失的三峡景观

《温故》珍贵文本，百岁老人张充和早期作品“张充和民国文选”

本书由刘瑞琳主编。

2014年推出的第二辑《温故（29）》，“影像”专栏刊出了摄影师颜长江用相机记录的行将消逝的三峡景观和离开故土的移民。

本辑《温故》“特稿”专栏，徐方《干校杂记》记录了作者十五岁随母亲下放到河南息县后长达两年的干校生活，以专章回忆了与顾准等人相识、交往的动人往事。

《温故》“人物”专栏，《陈独秀和他的托派同志郑超麟》以二人的回忆录和文集为主体材料，梳理了二人从相识到产生分歧、贯穿一生的交往；《始善终隙：胡适与顾颉刚》从日记和书信入手，探究二人由合而分的复杂过程；《传奇县长张里元》记录了民国年间鲁西南地区一位县长在当地剿匪安民、施行新政、抗日卫国的传奇事迹；《施蛰存的诗体回忆：浮生杂咏八十首》以解读施蛰存晚年创作的诗歌为切入点，回溯了施蛰存先生幼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同时又深入分析了其晚年时创作这些诗歌时的复杂处境和微妙心态；《鲜为人知的薛明剑》梳理了长期为人们忽略的、一位民国史上重要的民间社会活动家薛明剑的生平事迹；《卿本书生：作为官宦、战俘、藏书家的庞镜塘的人生断章》讲述了曾任国民党山东党部主委的庞镜塘被俘的经过和后来其藏书的流传。

《温故》“记忆”专栏，《二大爷》讲述了作者自己的家族故事，贯穿了晚清衰亡、军阀混战、民国动荡和新中国建立，前后将近百年；《母同学》（外一篇）生动记录了作者和自己初中同学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三十多年间交往的点滴回忆；

《温故》“往事”专栏，《没有奖章的功勋》记录了一位受董必武指示、潜入国民党的空军军官在抗战期间的生动事迹。

《温故》“文本”专栏《张充和民国文选》刊出了“合肥四姊妹”之一的百岁老人张充和早期作品《我的幼年》、《别了，龙门港》、《梧桐树下》等文。

本书由刘瑞琳主编。

[特稿]专栏

 徐方《干校杂记》

[人物]专栏

 冰云《陈独秀和他的托派同志郑超麟》

 鲁燕《始善终隙：胡适与顾颉刚》

 王凯《传奇县长张里元》

[影像]专栏

 颜长江《三峡的空气自由：致友人》

[人物]专栏

 王晓林《鲜为人知的薛明剑》

 萧存《二大爷》

 林浩《母同学（外一章）》

[往事]专栏

 郭春生《没有奖章的功勋》

[文本]专栏

 王道《张充和民国文选》

干校杂记

徐方

杨绛先生三十几年前写了《干校六记》。当年我也去了同一所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那时我只有十五岁，跟随在学部经济所做研究工作的母亲一起下放到那里。当时经济所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经济学者，包括顾准、骆耕漠、巫宝三、董辅礽、吴敬琏等。前后长达两年的干校生活，让我有机会同他们近距离接触。更由于母亲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时常将她对许多人和事物的真实看法告诉我，或讨论或指点，使我受益良多。直至今日，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仍历历在目。

干校到底是什么样的，如何定义其性质，至今莫衷一是。最近在博客中贴出《“文革”奇遇：认识顾准》一文，马上就有人跳出来反驳：“胡说八道！干校是保护干部的地方，他们在那儿很少干活儿，也没有批斗会，个个养得白白胖胖的……”这种说法令人啼笑皆非。幸好当年一起下干校的还有一些人健在，可以看看上海电视台制作的专题片《顾准》，听听那些亲历者是怎么说的。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在世上的亲历者已越来越少了。当时干校里的青壮年“学员”，如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等，如今都已八十岁以上。记得1992年，高建国先生为了写《顾准全传》，先后采访了六十位顾准生前故知；可是到了2013年，上海电视台做专题片《顾准》时，仅找到三四位跟他生前有过密切接触者。由此可见，记录干校生活是一项抢救性工作。作为亲历者，笔者感到有责任将当年所见所闻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来。

这篇文字的写作过程异常艰难。毕竟年代太久远了，很多细节要努力回忆，没有把握的地方则查阅资料，或打电话向当年一起下放的人核实，力求做到准确无误。

一、整装待发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下面有十三个研究所，外加一个情报研究室。母亲张纯音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969年，“文革”到了第四个年头，各个所的人都集中住在单位参加政治学习、搞运动。一天，母亲突然回家，说经济所已正式通知，11月16日下干校，地点在河南息县。

下放动员提出的口号是“连锅端”，鼓励人们退掉房子，带上家属一起走。当时学部光职工就有两千人，再加上家属，不能一下子都开下去，得派个“先遣队”打前站。那个时候全国学解放军，各研究所都按军队编制，文学所是五连，经济所是七连。也不知是谁的点子，说：“既然是五七干校，就让五连和七连先去吧。”于是我们就先行了一步。

下干校的过程很仓促，从正式动员到出发，只有短短十天。在此之前，父亲已带着哥哥去了位于黑龙江北安的水电部五七干校，家里只剩下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弟弟是弱智儿，不适合一起去，于是母亲赶紧找了一家帮忙照看。那年我十五岁，已经懂事，知道要为母亲分忧。

经济所只为下放人员提供两项帮助：一是免费发放麻袋；二是提供存放东西的场所。对于我家来说，房子和家具都是从父亲单位租的，只要退掉就行。父母最看重的，还是那些书。我和妈妈手忙脚乱地把家里的书装进麻袋，然后用麻绳把口缝上，再用毛笔写上名字。一共装了十几袋，这就是当年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最重要的家当了。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深知在艰苦环境下营养有多重要，而所谓营养主要还是蛋白质。她决定多带一些高蛋白、易存放的食品，差我上街买三样东西：奶粉、肉松、午餐肉罐头。

我们的行李倒也简单，只有两只大箱子。每个箱子先以两层罐头铺底，然后再摆一层奶粉、肉松，最上面放衣服、杂物等。外人除非翻箱倒柜，否则不会发现这个秘密。

二、初来乍到

学部大院儿坐落在北京建国门内。1969年11月16日上午，经济所和文学所全体下放人员到那里集合，部分人还带了家属，大家排着队向北京站进发。一路上有人敲锣打鼓欢送，可我们心里却惶惶然。家里的房子退了，从此五口人分处三地，天南海北。未来的家在哪儿？这一去要走多久？还能不能回北京？对于母亲来讲，最担心的还是弟弟。小小年纪智力又差，到一个陌生的家庭生活，他能适应吗？那家人会对他好吗？种种问题萦绕心头，沉重而茫然。

火车中午时分出发，次日凌晨3点多到达河南驻马店，七连（经济所）大队人马在此下车。车站上黑暗阴冷，所里几位“壮劳力”在昏暗的灯光下七手八脚从行李车上往下卸东西，然后装上卡车。人们所带之物五花八门，反正托运费由公家出，于是有人就尽量带，什么都不肯扔。居然还有带蜂窝煤和大白菜的，这可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私分明”！煤和白菜是自己花钱买的，扔了可惜。至于是否值得花那么多运费运往河南，进而拉到干校点儿，则不必考虑。

一位外号叫“狗熊”的叔叔，膀大腰圆，硬是没拽动我们的箱子。他看了看箱子上的名字，跟母亲开玩笑说：“老张，你带的这是什么呀？这么沉！我可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了啊！”我们心里有鬼，不敢吭声儿。要是被人发现下放锻炼还带这么多好吃的，被扣上一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可不得了！

其他人站在旁边闲聊。董辅扔叔叔大谈息县，说这地方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息国，有个息夫人。另一个人说：河南古时候叫中州，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殷墟遗址就是在这里发现的，还有甲骨文……听这些大人谈话，觉得特有意思。好像他们不是去吃苦锻炼，倒像是去搞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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