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头30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变化最剧烈，思想最为多元化的时期，是经济、政治、文化的转型期。研究这时代变迁、文化转型、思想变动的轨迹，以梁启超和胡适为对象，不失为一个上佳的选择。本书立足于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宏阔背景，旨在通过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梁启超与胡适的思想行谊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对文化上的古今中西关系作出认真的梳理，揭示梁、胡的学术贡献和学术成就的异同，以及对思想文化发展的意义，寻绎出时代演变的轨迹。

梁启超和胡适分别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前后相继的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20世纪前30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变化最为剧烈、思想最为多元化的时期，也是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时期。研究这一时期时代的变迁、文化的转型和思想的变动的轨迹，以梁启超和胡适作为切入点，通过对两人的思想和行谊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两代知识分子的时代印痕。

导言 过渡时代开风气的启蒙大师

一、两个“分水岭”：过渡时代的前端与后端

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

第一章学术思想背景探源

一、早年教育和家庭社会环境的异同

二、清代学术思想的历史演变

三、现代化初始阶段的历史三步曲

第二章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迎拒

一、思想学术上的领路人

二、学术友谊的建立

三、对研究系的戒心

四、胡适眼中的梁启超

五、时代递嬗中的思想接力

第三章频繁的学术交往

一、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辩难

二、“墨学”之商榷

三、两份“国学书目”的对垒

四、白话诗的意见分歧

五、对科学的辩护与限制

六、论批评是学术进步之道

第四章中西文化观的对立互补

一、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解说

二、儒学的复兴与解构：两种儒学观

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四、“充分的世界化”背后的中国情结

第五章整理国故的理论与实践

一、整理国故的动因与目的

二、整理国故的原则与方法

三、整理国故的实践与成就

四、整理国故的特点与评价

五、整理国故的影响与评价

六、整理国故的一个实例：清学研究两巨峰

第六章时代变迁的痕迹：从“新民子”到“新青年” 

一、从团体自由到个体自由

二、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处理

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

第七章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梁启超与胡适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驱

二、中国文艺复兴之父

三、过渡时代学术与政治的两歧性

胡适的出现是他个人的知识积累和愿作国人导师的自觉意识以及“时势造英雄”等多方面因素相结合的产物。1917胡适归国时，赶来为胡适送行的朋友曾对他说：你在美国呆了七年，这七年中，中国经过了三次革命，朝代也换了好几个，真是一日千里的进步，你回去时，恐怕要不认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国了。但事实却是，回国不足半年，胡适就深深地为“七年没有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感到由衷的沮丧，新思想行不到内地，出版界七年里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一向被认为可救种种弊端的教育，实际情况非但不能救国，简直可以亡国。这就是胡适归国时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虽带有夸张意味，但也不无事实的根据。这一切促使他坚定了在美国期间培植起来的信念：没有通向政治体面和政治效率的捷径，让我们从底层一步步缓慢做起，为未来中国的政治建设打下一个可以依赖的思想学术基础。

胡适以20多岁的青年就“暴得大名”，就在于他接续上了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成就，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开拓性的探索。胡适的治学途径自始即遵循着训诂考据的正统路向，从清代乾嘉时代发展到顶峰的考据学和他的前辈学者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康有为等人那里，胡适在方法和观点上都获得了重要的启示。胡适正是在这些前辈学者的强烈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些前辈思想家所开始的清理传统文化，以推动中国文化获得新生命新发展这一工作的继承和深化。当前辈们遵循着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在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思想框架中兜圈子，中国学术、中国思想难以取得突破时，这段思想界的空白恰好被胡适填上了。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说，“‘五四’前夕，中国学术思想寻求新突破的酝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但是由于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显得十分沉寂。胡适恰好在这个‘关键性时刻’打开了一个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都得以宣泄而出。当时所谓‘新思潮’便是这样形成的。而胡适的出现也就象征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梁胡之所以取得成功，不外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与需要，即旧学术、旧文化即将结束而没有结束，新学术、新文化时代即将来到而尚未来到，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需要产生新学术新文化而尚未产生新学术新文化的时代；另一方面是梁胡本人的主观原因，包括他们的汉学功底、西学知识、价值观念、治学方法、知识结构以及他们个人的天分和爱好等，这一系列独特的优越条件，使他们能担负起别人担负不起的开创学术文化新时代的历史使命。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胡适的治学方法。他将其归纳为“实验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即一切东西都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事实的证明，它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近代科学数百年发展的精神方向。这种对科学实证精神的强调，使它具有了反对教条、反对独断的鲜明色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胡适倡导的实证精神经常作为科学的代名词出现，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学术文化领域，胡适的实证方法对于新学术新文化的建设树立了正面的典范。他的方法论所以成功，就在于它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是程序化的而不是随意性的。胡适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就结束了一个旧学术文化时代而开辟了一个新学术文化时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问世之前的中国学术，仍处于经学垄断的时代，所有学科都只是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一些卓有影响的学术名家，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开辟新学术疆土，并在某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也具有了新学术的意味，但都苦于没有崭新的系统方法，还谈不上开出一门崭新的学科。简而言之，《大纲》问世之前，新学术面临着急欲冲破旧学的冻土却不能完全挣脱的局面，中国哲学史是如此，其他各门学科也无不如此。《大纲》的出版，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李泽厚在谈到《大纲》给人以强烈的震动时总结出两条：“一是从老、孔讲起，一是将孔子与诸子平列。正是这两点从思想上，而不一定在学术上，对当时起了震撼的作用。纯从学术讲，老、孔前的思想包括周公‘制礼作乐’的研究考证(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便仍然重要；但从思想上，甩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却的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众所公认，《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它把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截然分为两个时代。尽管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或许不再需要从《大纲》中获得灵感，《大纲》的学术价值随着时间的后移而日减，但《大纲》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胡适也因此成为学术思想界划时代的人。P.10-12

董德福同志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部书稿即将出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4年前，德福问学于我，当他以“梁启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相征询时，我先是觉得这一课题难度很大，没有长时间的资料准备和相当高的研究功力，恐不易做好。这是因为，梁胡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学问博杂，学问欲与政治欲都很炽热，与国共两党积怨甚深，在棍子、帽子满天飞的时代，这两位大学者都成了批判的对象，长期未能给予深入的研究和恰当的评价。改革开放后，在摆脱了极“左”的思想束缚和僵化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之后，实事求是地评价梁启超和胡适成为可能。青年学子纷纷以梁启超或胡适作为研究课题，发表了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和论著。由于时代发展程度的落差，梁胡研究在台湾日渐降温的时候，大陆的梁胡研究(特别是胡适研究)几成显学。有学人慨叹：已到了无题可做的地步。这表明，这门学问已相当成熟，再要做出新的成绩，确实是很困难的。我后来之所以同意该博士论文选题，主要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深知他乐于学习，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勇于探索，而且研究梁启超和胡适已有七八年的时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研究资料，颇有一些研究心得，具备了完成该论文的条件。加之学术界迄今将梁启超与胡适作深入、全面的比较研究的成果甚少，而这一课题如能做好，不仅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而且可以进一步加深和拓展梁启超和胡适研究，对深化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也很有意义。

梁启超(1873—1929)早年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通过日文资料接触大量西方文化，思想脑质为之一变。在日本期间，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报刊，提倡“新民”学说，思想日趋激进，他那“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对青年学子别具魔力，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郭沫若这些崛起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无不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20世纪初年，梁启超用新的观念和方法撰写中国学术史，提倡史界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成为开时代风气的启蒙大师。1912年梁启超归国后，政治欲望膨胀，从事“贤人政治”，有功有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以私人身份游历劫后欧洲，后思想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开始对欧洲科学文明进行反省，转而提倡东方精神文明。梁启超在欧洲期间，曾亲历巴黎和会，游说诸方外交名流，为中国力争权利，把不利于中国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发到国内，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梁启超一生思想屡变，多有反复。早年热心介绍西学，晚年竭力复兴儒学，倡导东方价值观；一度依靠袁世凯搞宪政，后又反对袁世凯称帝，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先是紧跟康有为，后又背叛师说，标新立异……。这一切颇遭时人及后人的非议。但有反复之小人，也有反复之君子，梁的“善变”、“多变”属于后者。解读他的文字和行为，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有一个爱国的情结贯串其间，可谓万变不离其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身后不被研究者和国共两党所重视，令人费解。直到近年，这一窘况才有所改观。

胡适(1891—1962)小梁启超18岁，整整相差一代，思想观念、研究方法、知识结构也相差一代，他正是在梁启超启蒙思想的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一般认为，胡适思想是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背景的，这种认识有其合理性，但不能说是全面的。事实上，要了解胡适所领导的白话文学运动，不能不了解梁启超的新文体和晚清白话文这些语言背景；要懂得胡适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不能不提及梁启超1902年所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所起的引导作用；要理解胡适的诸子学研究及其在五四思想革命中的突出贡献，不能不考虑梁启超和章太炎等前辈学者重视诸子学价值的初倡之功。与梁启超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不同，胡适一生追求科学方法、民主政治，提倡思想自由，以民族反省和自责主义谋求中国文化的出路，少有变化。但胡适的思想行为中也存在着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理智上倾向于西方文明，生活行为上又无可奈何地回归东方文明。他一生反共，无需多议，与国民党的关系则十分复杂，有亲近的一面，愿做国民党的“诤友”，也有恨铁不成钢的一面，甚至对国民党有过严厉的批评。他相信，只有国民党能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现代化之路，但当国民党的政策背叛五四新思想时，他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捍卫五四精神，与国民党的封建专制作坚决的斗争。胡适是一个别样的爱国主义者，对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及其他保守主义者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批评毫不留情，以至于长期以来在海峡两岸均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胡适的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失败，决定了他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本书的作者董德福经过3年的刻苦钻研，勤奋写作，终于如期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受到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后他又用一年的时间进行修改。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分量是沉甸甸的。通读全稿，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突破常见，大胆创新。全书共分八个部分，有统有分，有张有弛，论述中充分运用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提出了不少创新的观点，是一部富有新意的学术专著，读后有耳目一新之感。如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新儒学思潮起始于五四时期对新文化运动的反省，梁漱溟乃这一思潮的初创者，本书与这一看法不同，提出晚年梁启超是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开创者，他以人文自觉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误导，主张以中国精神文明医治世人精神苦痛，在五四反孔大潮中为儒学精神作辩护，在许多方面为后来的新儒家学者作了观念上的最初定位，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不失为一家之言。又如作者不同意长期以来视胡适为全盘西化派的定论，指出要同情地了解胡适西化言论的特殊语境，判断一个人的文化立场，不仅要看他说了一些什么，还要看他是怎么说和为什么要这样说，更要看他做了一些什么，否则观察会流于表面、肤浅。再如学术界普遍认为，梁启超倡“新民说”时期倾向于西方价值，思想一度很激进，但后来倒向开明专制，与革命党死战；民国后又联合封建势力，主张立宪共和，反对国民党的革命共和；五四期间思想越来越保守，提倡复兴东方文明，对西化道路多有反省，被“新青年”无情地抛在了后面。本书认为梁启超思想十分复杂，不能作如上的简单化处理。梁虽与革命党展开论争，但由于革命党相对忽视启蒙宣传，梁启超的早期启蒙思想间接地有功于辛亥革命，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驱，这是很可靠的一个判断。到了五四时代，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早期革新派，一个个都保守落伍了，甚至成了新思潮的对立面，而梁启超虽在文化价值观方面不尽同于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学者，但他洞察时势，以不惜向昨日之我开战的勇气，紧跟时代步伐，支持白话文运动，创办介绍新思想的杂志，邀请国外名流学者来华讲学，对科学、民主、自由等给予基本的肯定。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批评者，但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敌对者。如此等等，新见迭出。

第二，资料翔实，引证合理。梁启超与胡适都是高产作家，分别留下了一千多万字和二千多万字的文字材料，仅《饮冰室合集》就有148卷，胡适更是有许多日记、书信、手稿存世，耿云志先生1994年编辑出版了一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共42册，累在一起足有数尺之高，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我觉得，是否在研究中引用这些日记、书信，特别是《遗稿》中的材料，应是衡量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价值的一个指标。这些材料仅通读一遍就十分费时，再要从中精选并加以合理使用，确实不易。再加上几十年来，海内外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既要熟悉这些成果，了解学术前沿动态，还要能驾轻就熟地运用这些成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从本书所列主要参考文献可以看出，作者至少参考了梁启超和胡适的著作(含他人选编文集)、后人研究梁启超和胡适的著作及单篇论文等共计近300种。这些参考文献并不是列出来给人看的，而是实实在在地加以参考引用，很好地帮助作者阐发自己的观点。作为一个青年学者，能有这样一种实证的精神和驾驭材料的能力，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史论结合，哲理深刻。作者在本书“后记”中指出，1982年，蔡尚思先生在接受张德旺采访时表示：“我主张从历史上搞胡适研究一定要努力学哲学，然后才能对历史做出真正科学的评价，能分析明白胡适及与他相关的各种事件、人物。如果单纯学历史，不搞哲学，那对胡适的历史研究一定搞不好。”我比较赞成蔡先生这一见解。董德福同志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以哲学和中国哲学为自己的专业，后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又改习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这种跨专业的学术经历，对他完成博士论文大有裨益。兼攻哲学与史学的特长，在他这本书稿中得到了很明显的反映。作者从中西文化交流对话、各种文化价值观相互激荡的广阔背景着眼，通过对梁启超与胡适思想学术的全方位比较，揭示时代演变的痕迹和学术发展的规律，有史有论，史论结合，不乏哲理的深度。

当然，本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梁启超和胡适在许多学科领域都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本书作为一部全面比较两人学术思想的专著，似有所遗漏。例如，梁启超与胡适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哲学思想、民主政治观念等都值得作比较研究。希望董德福同志再接再厉，进一步开拓，在梁启超和胡适研究方面再做贡献。

蔡少卿

2003年6月8日于南京大学

以“梁启超与胡适”为题，写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这是我多年的宿愿。

1982年，蔡尚思先生在接受张德旺采访时表示：“我主张从历史上搞胡适研究一定要努力学哲学，然后才能对历史做出真正科学的评价，能分析明白胡适及与他相关的各种事件、人物。如果单纯学历史，不搞哲学，那对胡适的历史研究一定搞不好。”(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页)蔡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权威，这段话可视做治学经验之谈，对我不啻是一个鼓励。我曾研治中国哲学，1999年师从南京大学蔡少卿先生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从哲学跳到历史学的学术经历，使我平添了一份做好《梁启超与胡适》这篇博士论文的信心。

80年代以来，梁启超与胡适成为研究热点，但梁启超与胡适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对加深和拓宽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承蒙蔡师同意我的选题，使我能按计划进行研究工作。早在北京大学访问研究期间，我即已积累了一些梁启超与胡适的研究资料，做了大量的学术笔记，读博期间，又用心搜求资料，日积月累，颇为可观。我很珍视读博深造的机会，刻苦学习，虚心请教，勤于思考，初步接受了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文化学理论、史料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等方面的专业训练，从而为我这篇介于哲学与史学之间的博士论文的顺利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梁启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必然涉及到人物评价问题。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人的政治言行和学术思想屡遭误解，学术界对他们的研究往往带有较多的政治色彩。烙上了明显的“左”倾教条主义印痕，实难取信于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今天，已到了公正、客观评价梁启超与胡适的时候了。事实上，学术界已经对过去的研究作风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自我检讨，对包括梁启超与胡适在内的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日趋公允，但一些研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矫枉过正、任意拔高的现象。我在撰写本书文稿的过程中，注意把握分寸，尽量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充分地让事实说话，在批判性审视中，对梁启超与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合理、公正的评价。是否做到自不敢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的导师蔡少卿先生德高望重，乃当代名师，长期耕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今年适逢七十华诞和执教五十周年，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曾戏言，自招收研究生以来，所带硕士生、博士生和国外进修生已超过一个“加强连”。在这么多学生中，我能得到他老人家的厚爱，颇感三生有幸。蔡师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欠佳，能慨允赐序，为拙著增色，弟子感激不尽。

在三年的求学时间里，我面临着学习、工作、家务的三重压力。要不是蔡师的关爱、信任、鼓励和指导，要不是家人的理解和同学师友的鼎力相助，要不是江苏大学领导和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我的学业是无法顺利完成的。对于他们所提供的无私帮助，任何感激之词，都显得苍白乏力。

本书稿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其中的一些章节曾先后在《复旦学报》、《江苏社会科学》、《天津社会科学》、《福建论坛》、《中州学刊》、《江苏大学学报》等杂志发表过。书稿得以出版，还得感谢慧眼识书之人——吉林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谷艳秋女士，她在编辑校对过程中付出了许多辛劳。本书引用的一些图片，由于摄影时间久远，苦于未能与版权所有人联系，请版权所有人与我联系。

当然，梁启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是一项高难度的学术研究课题，本非我这样的学力者所能胜任，书中的一些缺点自然在所难免。书稿的出版，只是抛砖引玉之意，若能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就是我的福气了。

作者

2003年5月3日于江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