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作为鲁迅的旧式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寻味。她凄风苦雨的一生给世人留下许多回味。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是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完整传记，作者乔丽华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运用报刊资料、回忆录、文物、生活等资料，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探讨了她对鲁迅的影响，更难得的是，让我们依稀听见了这样一位女性的无声之声。
《鲁迅传》是许寿裳回忆挚友鲁迅先生的作品集，完整收录了《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两部分内容。
作为鲁迅精神当之无愧的深刻的理解者，许寿裳以事实为根据，将传主的经历、行状、思想、作品都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从多角度进行观照，力图描述一个真实的鲁迅。
文笔淳厚，内容翔实，感情深挚，在鲁迅传记中首屈一指，是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入门书。作为鲁迅35年的挚友，许寿裳的回忆文章，对于研究鲁迅的生平、思想和作品有着不可代替的重要意义。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
推荐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文／陈漱渝
再版前言
序章：“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母亲的礼物
家世——丁家弄朱宅
婚约——1899年前后
洞房——母亲的礼物
独守——婚后的处境
惜别——举家迁居北京
落地的蜗牛
死寂——名存实亡的家
深渊——落地的蜗牛
家用账——真实的重担
书信——与上海的距离
悲伤——鲁迅去世
苦境——西三条的女主人
尾声——祥林嫂的梦
附录一 朱安家世简表
附录二 鲁迅家用账（自公历1923年8月2日至1926年2月11日）
附录三 抗战后北平《世界日报》“明珠”版有关朱安的报道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鲁迅传》
……

    洞房——母亲的礼物



“养女不过二十六”



    自1899年周朱两家订立婚约，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鲁迅也曾回国探亲，但婚礼并没有举行。我们不知道朱安的父亲朱耀庭究竟去世于哪一年，他终年尚不到50岁，从朱安的年纪推算，大概就在这期间。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也给了鲁迅一个拖延的借口。1904年7月，祖父周福清病逝于绍兴，终年68岁，鲁迅并未回国奔丧。1906年，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绍兴向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规矩，而朱安已经28岁了。

    朱家台门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但朱安的远房叔祖朱霞汀及父亲朱耀庭相继去世，对朱家台门想必是不小的打击。还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安姑娘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蹉跎了岁月，在那个年代，到了她这样的年纪还没有出嫁，处境无疑是很尴尬的。

    从朱安留下的不多的照片里，可以看到那一对窄而尖的三寸金莲。明清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在精美小鞋装饰下的一双缠得很好的双脚，既是女性美，也是阶层区别的标志。”当时一般绍兴女子都缠足，否则就嫁不出去。可以想象，在她大约5岁至7岁的时候，母亲或族中的妇女就为她缠足，以便将来嫁个好人家。却没有想到，有一天这双小脚会变得不合时宜。

    据周冠五回忆，鲁迅曾从日本来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鲁瑞则叫周冠五写信劝说鲁迅，强调这婚事原是她求亲求来，不能退聘，否则，悔婚于周家朱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要娶了。作为让步，鲁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进学堂，但朱家拒绝了。

鲁迅在日本时期，并没有特别交往的女性，但可以想见，他见到的日本女性都是天足，即便是下女，也都接受教育，能够阅读，写信。在西方和日本人眼里，留辫子、缠足都是野蛮的土人的习俗，这使许多留日学生深受刺激。实际上，自康梁维新以来，国内也有逐渐形成戒缠足的舆论，放足思想已为很多新派人士所接受，各沿海城市纷纷成立不缠足会或天足会，响应者也很多。但在内地乡野，此种陋习要革除并非易事，清末的绍兴显得相对闭塞，朱家看来也是个保守的家族。应该说，鲁迅劝朱家姑娘放脚读书，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真心希望缩短两人之间的差距。如果朱家姑娘能写信，互相通通信，或许多少能培养出一些感情吧？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朱安在这两方面都没能做到。

    在当时，朱安的年纪确实很大了，朱家本来已经忧心忡忡，偏偏有传言说鲁迅已经和日本女人结婚，而且还有人亲眼看见他带着儿子在神田散步。这使朱家十分惊慌，也最终促使鲁瑞下决心把鲁迅召回国。多年以后鲁老太太怀着内疚对人说起她把鲁迅骗回国的事情：

    ……倒是朱家以女儿年纪大了，一再托媒人来催，希望尽快办理婚事。因为他们听到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谣言，说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我实在被缠不过，只得托人打电报给大先生，骗他说我病了，叫他速归。大先生果然回来了，我向他说明原因，他倒也不见怪，同意结婚。    

    因为鲁迅迟迟不归，使得周朱两家的长辈都很焦急。不得已鲁瑞略施小计，托人打电报谎称自己病危，让鲁迅速归。同时开始重修家中的房屋，准备为鲁迅办婚事。

    三弟周建人当时18岁，在离家很近的塔子桥边的马神庙里的小学教书，母亲是否曾托他写信或打电报给大哥呢？遗憾的是在他的回忆里全然没有提及。据他回忆，1906年夏初，他从学堂回到家，看见家里来了泥水匠、木匠，在修理房子了。这时他才知道，母亲急于修理房子，是因为准备给大哥办婚事了。修房一事，是家中的大事，周作人也曾有回忆：“为什么荒废了几十年的破房子，在这时候重新来修造的呢？自从房屋被太平天国战役毁坏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中间祖父虽点中了翰林，却一直没有修复起来。后来在北京做京官，捐中书内阁，以及纳妾，也只是花钱，没有余力顾到家里。这回却总算修好，可以住人了。这个理由并不是因为有力量修房子，家里还是照旧的困难，实在乃因必要，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楼上两间乃是新房，这也是在我回家之后才知道的。”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不过他也声明自己当时在外读书，对重修房屋与鲁迅结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忆里也说：“……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听话。”周冠五《我的杂忆》，《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第245页。事情的进程当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说的那么简单，但他的说法和通常我们所知道的大相径庭，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与鲁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会上他也说到这事：“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作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国，包办婚姻是天经地义，悔婚是很严重的事。鲁老太太把鲁迅骗回国，实为无奈之举。其实，这一天是迟早的事，逃避终究不是办法，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这命运。



假装大脚的新娘



    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鲁迅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礼。从1899年与周家少爷订婚到二人举行结婚仪式，朱安等了七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想必也隐约听说了，周家少爷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也许，就是在长达七年的近乎绝望的等待中，她记住了长辈们常在她耳边说的那句话：“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按当时绍兴风俗，如果姑娘被男家退聘，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是家族的耻辱。既然和周家少爷订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她没有退路。这或许也注定了她日后凄风苦雨的一生。

    参加婚礼的有三个台门里的本家，还有其他一些客人，老台门的熊三公公是族长，这天前来主持拜堂。对旧式婚礼种种繁琐的仪式，鲁迅均一一照办，没有任何违抗。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时家里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鲁迅对鹿地亘私下的谈话，见鹿地亘为日本版《大鲁迅全集》写的《鲁迅传记》。

    结婚当天，周家少爷最惹人注目的是他头上的假辫子，对此，鲁迅的从弟周光义曾有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六月初六这一天，新台门周家办起喜事来。早上，新郎本来是剪掉辫子的，如今戴着一顶罗制的筒帽（有点像后来的拿破仑帽），装着一支拖出在帽下的假辫子，身上的服装用套袍，外面罩上纱套，脚上穿着靴子。礼堂不知道什么道理设在神堂下。新娘从花轿里走出来，看去全身古装，穿着红纱单衫，下边镶有棉做的滚边，下面是黑绸裙。一对新夫妇拜堂过后，被老嫚旧时越中陋俗，堕民只能从事贱业，不得与四民通婚。女性堕民俗称“老嫚”，从事逢年过节到主人家道道喜，逢有庆吊诸事去帮帮忙之类的营生，从中得到若干赏钱、赏物。等人拥挤的送进楼上的新房。”

    周光义出生于1906年，系周椒生长孙、周仲翔长子。周椒生是鲁迅的堂叔祖，曾把鲁迅、周作人等介绍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鲁迅结婚的场面显然是周光义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或者是按照旧式婚礼的通常情况推想出来的。鲁迅装一条假辫子的事，给参加婚礼的族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记得很清楚。鲁迅到日本不久就剪去了辫子，然而在婚礼上却须一切照旧，要装上一条假辫子，戴上红缨大帽。这对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鲁迅来说，无疑是不堪回首的一幕。

    而大家也都注意到，新娘是假装大脚。据鲁老太太回忆，鲁迅曾从日本写信回来，要求朱家姑娘放脚：“大先生不喜欢小脚女人，但他认为这是旧社会造成的，并不以小脚为辞，拒绝这门婚事，只是从日本写信回来，叫家里通知她放脚。”周冠五在《我的杂忆》里也说：“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大好，进学堂更不愿意。”从鲁迅这方面来说，最初似乎也试图和未婚妻有所沟通，缩短彼此的距离，可是朱家并没有理会他提出的条件。朱安的态度一定令他深感失望。

    鲁迅留洋多年，接受了新学的洗礼，不仅自己剪了辫，也很反对女人缠足。这一点朱家也明白，于是这天朱家特意让新娘穿上大一号的鞋子，假装大脚。多年以后鲁老太太回忆婚礼的情景，说了这样一件事：结婚那天，花轿进门，掀开轿帘，从轿里掉出来一只新娘的鞋子。因为她脚小，娘家替她穿了一双较大的绣花鞋，脚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来了。……当时有些老人说这是“不吉利”的，我倒也不相信这些话，但愿这门亲事顺利。婚后没几天，大先生又回日本去读书。

    朱家族人对当年婚礼上一些小小的闪失也始终耿耿于怀：“鲁迅结婚那一次，我家和周家是亲上加亲（周玉田是朱先生朱先生指朱鹿琴。的亲姑夫），我不仅去做了送亲的舅爷，还接连的吃了好几天喜酒。那天晚上，新郎新娘拜过了堂，双双被人送入洞房，当新郎走上楼梯的时候，宾客拥挤，有人踏落了新郎的一只新鞋。又有一个贺客，被招待住在一间装有玻璃的房子里憩夜。第二天早晨他起床以后，讲话欠检点，向我说他在昨夜遇鬼。你想，这人冒失不冒失！”

这是朱安的远房堂叔朱鹿琴多年以后的忆述。在朱家人看来，新郎的新鞋被踏落，以及周家贺客说话欠检点，这都是不祥之兆。而在周家人看来，新娘鞋子掉下来，是很不吉利的。据周光义说，身为新郎的鲁迅，那时看上去是个英俊的青年，脸上生着白白的皮肤，身材比新娘高一点。而新娘显得身材矮小，面孔是长的马脸，别的外表的缺点似乎没有。这样的两个人，在老辈人眼里至少是可以过日子的，他们两个为什么婚后过不到一起？双方的家长都想不通，只好归因于婚礼中一些不好的兆头，互相埋怨，互相责怪。



新婚之夜



鲁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这在新婚之夜就已经定局。

当晚，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进了洞房。周冠五当时20岁，他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结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一座陈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都铺着袋皮。楼上是二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们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王鹤照从13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前后近30年。1906年鲁迅结婚时，他已经18岁。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据他的回忆：“这年夏天，鲁迅先生从日本回来与朱女士结婚的。这一次时间很短，我与鲁迅先生也没有讲话，他当时的穿著怎样我也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件事却还记得。鲁迅先生结婚是在楼上，过了一夜，第二夜鲁迅先生就睡到书房里去了，听说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先生的脸也染青了，他很不高兴。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去老台门拜祠堂的，但鲁迅先生没有去。后来知道是鲁迅先生对这桩包办封建婚姻很不满意，故第二天就在自己的书房里睡了。”

    鲁迅新婚第二天，表现得很决绝。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像王鹤照这样一个佣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细节：鲁迅新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王鹤照的回忆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细节，只是缺少旁证。有人指出，当时是大夏天，在绍兴根本用不着盖被子。对新婚夜的情景，周光义也曾有追述，似乎没有这么戏剧性。据他说，当时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担心着新夫妇的动静，一到夜深，她亲自到新房隔壁去听。发现他俩很少谈话，儿子总爱看书，迟迟才睡。两三天以后，鲁迅住到母亲的房间里了，晚上先看书，然后睡在母亲的床边的一张床里。

    王鹤照说因为鲁迅第二天早晨不高兴，“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去老台门拜祠堂的，但鲁迅先生没有去。”鲁迅即便没有拜老台门，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还是有许多繁琐的仪式：

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晓，新娘盥洗完毕，吹手站在门外唱吉词，老嫚把一对木制的红衣绿裤的小人儿端进来，摆放在新娘床上，说：“官官来了”，一面向新娘道喜，讨赏封。

    接下来是“头箸饭”，新郎新娘第一次一起吃饭，自然也只是一个仪式而已。之后要“上庙”，新夫妇坐着轿，老嫚、吹手跟在轿后，先到当坊“土谷祠”参拜，照例还要再到宗祠去参拜祖先。

    当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厅里供两桌十碗头的羹饭，家中男女老少拜完后，新郎新娘并肩而拜。然后“行相见礼”，依次按辈分拜族中长辈、与平辈彼此行礼，最后接受小辈的拜礼。

    新婚夫妇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门”，亦叫“转郎”，新夫妇往女家回门，在老嫚、吹手的簇拥下，坐轿来到女家，至大厅拜女家祖先，参拜岳父岳母等等。之后，还要请新郎进入内房，坐在岳母身旁听她致照例的“八句头”，等八句头说完后新夫妇辞别上轿……

    鲁迅“回门”一事，朱家房客陈文焕曾回忆道：“我10岁光景，听一个名叫刘和尚的泥水作讲起，说：‘朱家姑爷来回门，没有辫子的，大家很好奇，我也赶去看热闹。’”《陈文焕谈朱安家母等情况》。刘和尚讲的“朱家姑爷”就是鲁迅，前清时剪掉辫子，简直是特大号新闻，因此引来不少围观者看热闹。

    虽然鲁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可是新婚燕尔他却做得很决绝，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的房中。我们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发生了什么，鲁迅为什么会这么失望。对此，周建人的解释是因为朱安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忆，朱安拒绝读书、放足，这都事先告知过远在日本的鲁迅，他不可能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周作人则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从照片来看，朱安的身材确实偏于矮小，但鲁迅不喜欢她，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婚事是母亲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的这句表白很有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其实，这句话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揭示了朱安可怜的处境。“礼物”，《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为了表示尊敬或庆贺而赠送的物品，泛指赠送的物品。”朱安是一个人，怎么能说她是一件赠送给人的物品呢？然而，事实又的确如此。按照法国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在原始社会或者说是野蛮社会中，“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组成婚姻的交换总关系不是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间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两群男人之间。女人仅仅是扮演了交换中的一件物品的角色，而不是作为一个伙伴……”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女性向来只是一件附属品，一件等待被接受的“礼物”，她的命运取决于能否被赠送到一个好人家，能否被接受者喜爱或善待。

因为“母亲”（其实是母亲所代表的社会和家族）的要求，鲁迅被迫成为“礼物”的接受者。据孙伏园说，鲁迅虽然当新郎，穿靴，穿袍，戴红纓帽子，一切都照办。但那时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结婚前一切我听你作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作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很明显，鲁迅将朱安仅仅视为一件礼物，作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礼物，那么就随便他怎么安置这件礼物了。从这一点说，他还是个主动者。婚后没几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此次赴日同行者共四人，另两人为邵明之和张午楼。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其时的考虑是这样的：“经过两年的学习，鲁迅已经学完医学校的前期的功课，因思想改变，从救济病苦的医术，改而为从事改造思想的文艺运动了。所以，决心于医校退学之后回家一转，解决多么延搁的结婚问题，再行卷土重来，作《新生》的文学运动。”

    可惜的是，作为“礼物”的朱安本人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没有人提到，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知她是一动不动呆坐在新房里呢？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现身说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头？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只蜗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总能等到周家少爷回心转意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