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景再现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及伟人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领袖的前因后果。★中国传记文学名家叶永烈、著名作家黄亚洲的重磅代表作。 ★揭开重重迷雾，披露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沉浮命运；展现苦难辉煌，细述毛泽东的崛起之谜。 ★叶永烈掌握了多年独家的采访资料，在增加《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内容可读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史料性。作者用流畅的文笔、生动的描写来表达严肃的题材，别具一格，与其他同类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关于党的创建史，各类书籍有很多描写，但黄亚洲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展现，《红船》尚属首次，全景式描绘了从五四运动到井冈山会师这十年间的中国历史，以建党过程为主线，充分展现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苦难与彷徨、寻觅与追求、荣光与梦想。★本套书是了解中国近现代史重要而有效的方法，熟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始末、伟人毛泽东在历史关头的重大抉择、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世纪之争，也就熟知了中国的近现代史，可以更好地总结与展望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适合党员干部、公务员、机关团体、青年学生阅读，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继承伟人、先烈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使我们的党、我们民族，获得不断前行的勇气与希望！

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再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详细过程，再现伟人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沉浮起落和重大抉择！98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那时只有50多名党员，然而时至今日，她已是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当初是怎么来的是一个众所关注的敏感话题。由于遮雾障，多年来竟然没有一部长篇细细描述中共之初！叶永烈以客观的笔调，忠于史实，写出《红色的起点》，打破这久久的沉寂，成为第一部真实展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纪实长篇。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到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走马灯似的换了六个领袖，即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遵义会义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是历史的选择。毛泽东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红色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挫败蒋介石的多次“围剿”，实现了最终的胜利……叶永烈以翔实、流畅的笔调，并以崭新的、特殊的“领袖史”视角，通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出了毛泽东被选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历史必然性。2005年，习近平主席首倡“红船精神”，他认为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作为第一部以长篇小说形式再现中国共产党诞生历程的大型文学作品，《红船》是对这一精神深情而有力的阐释。《红船》着眼于大事，落笔于伟人，全景式描绘了1919年到1928年这10年春秋的中国革命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发展到壮大的历史进程和劈波斩浪的艰难与辉煌。本套书是非常适合党员干部、公务员、机关团体、青年学生阅读的红色经典。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1927-1945年的毛泽东与中国》
《红旗》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传记多如牛毛，但将这两位影响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的国共两党领袖，以比较政治学的手法合在一起来写，本书应是第一本。正因为作者选择了特殊的视角和人所未用的手法，使本书令读者耳目一新。——美国《世界日报》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7 月30 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所以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马林来了，尼克尔斯基也来了。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突然大吐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晚上8 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 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一个面孔陌生、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1990年8月9日前往薛寓拜访。薛耕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据薛耕莘先生告知，1921年7月30日晚，那个不速之客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程子卿，字则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生于1882年，曾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读过三年私塾。在米店里他经常两臂挟两个袋包，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虽不会讲法语，但因臂力过人，于1911年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黄金荣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后为督察长），程子卿被黄金荣看中，从巡捕升为探目以至探长，并曾经在上海钧培里黄金荣家长住。从薛耕莘先生出示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的身体确实相当壮实。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察中国共产党一大之事（当时只知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中。当时，他曾记录了程子卿的谈话内容。1949年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后来经许洪新先生查证，薛耕莘先生1949年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一所劳改农场服刑时，曾于1968年6月1日亲笔写过一份关于程子卿的交代材料，上面还盖有他的指纹和农场军管小组的印章。该材料的第四条如下： 1921 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时，由他向法当局报告，后由他车法帝当局命令，禁止中共开成立大会（地址在上海萨坡赛路望志路口），不得已改在嘉兴开的。 这清楚表明，早在1968年，薛耕莘先生就对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会场作了交代。只是他把贝勒路误记为萨坡赛路。尽管薛耕莘这一交代内容重要， 可是在“文革”岁月，在内蒙古的劳改农场，没有谁会注意他提供的重要信息。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与蒋介石有过交往，但也与宋庆龄有着联系， 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这样，1949年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 程子卿未曾入狱，在家赋闲，依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1961年， 他病故于上海……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 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 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 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国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了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 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诫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们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大约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也提及此事：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告，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十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这一事件。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只是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簿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他们）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 支烟卷全部吸光了！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据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回忆： 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子夜作出紧急决定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因吸了一听香烟而未喝过一口茶而口干难熬，李汉俊吩咐廖师傅烧水沏茶。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了“回马枪”。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正在探头探脑。此人非别人，却是包惠僧！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也就穿小巷， 走里弄，拐入老渔阳里，走进2 号——当年陈独秀的住处，如今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牵挂着李公馆里究竟如何， 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看看。“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于是，包惠僧先走。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说：“到三马路！” 三马路，即今汉口路。那时，称南京路为大马路，九江路为二马路，福州路为四马路，广东路为五马路，北海路为六马路。包惠僧在三马路买了点东西，回头看看没有“尾巴”，便叫车夫拉到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然后，又东拐西弯，这才折入环龙路，付了车钱。待黄包车走远，包惠僧步入老渔阳里，来到了2 号，李达给他开了门。当时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屋子里，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老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去了。“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做向导，明日一早带领代表们奔赴那里。周佛海原本因肚子大痛大泻未去李公馆，迷迷糊糊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从老渔阳里2 号来的， 想弄清博文女校的情况。毛泽东轻声问他：“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周佛海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李公馆遇到了麻烦。看看博文女校楼上的铺位全都空着，便知事态严重。“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腹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老渔阳里2 号走去……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了这里。“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她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 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她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 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我也去过，那里确实很安静。”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不错。“到嘉兴的火车多吗？”代表们问。“很多。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我每一次回桐乡老家，都要在嘉兴下火车，很熟悉火车时刻表。最好是坐早上7点35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10点25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9时、10时， 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2点50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 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我看最好是坐上午7点35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了代表们一致赞同。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陈公博呢？他带着新婚太太李励庄住在大东旅社，本来是可以去嘉兴开会的，但他却没有去嘉兴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会。陈公博未去嘉兴，有三种可能性： 或许因为他单独住在大东旅社，又带着女眷，夜已深，而翌晨出发又早， 无法通知他。或许因为考虑到他和李汉俊曾受过法国巡捕的审问，已经引起警方注意， 不便去。陈公博自己则说，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使他再度受惊，决定不去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