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西部田野书系》中的一册，是在对云南中甸金沙江边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村落缜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作者延承了人类学对家族、信仰等的经典探讨，又对地方文献、文物、口碑资料进行饶有兴致的调查考证，还对今日地方族群生活常态及社区文化变迁有着细致、有趣的描述。作者首次总结了当地的“家号”体系，提出了“家族袭夺”等新的概念，最后分析了地方社区历史变迁的分期范式。

本书采用随笔的写法，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传达来自田野的文化信息。在注重细节真实和情节生动的同时讲求文字简洁流畅；对图片的处理，力求用有形的设计来表现无形的语言，使图片和文字有机地结合，相得益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统一。本书讲述的是在田野考察中发生的故事与感受，记录的是在田野考察中采访的人和事。其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让田野中的人与物活起来，让田野中的景和情动起来，读者听到的不仅是调查者个人的独白，还能听到来自访谈对象的声音；读者了解到的不仅是调查者考察的结果，而且能看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在考察中的互动与交流，并带给读者许许多多来自田野的文化信息以及强烈的心灵共鸣，从而使读者能够跟随作者一起行走在文化的田野上。

总序

序

一、车轴，车轴

二、直击古文明

三、寻找土著

四、最后的“轴”

五、家号——家族

六、家族角力、家族袭夺

七、信仰圈和寺庙群

八、纳西与博，和而不同

九、四川来的四外人

十、苗民，最后的迟到者

十一、舶来花山会

十二、成功的民家人

十三、朋友卡叭家

十四、漂失的母语

十五、车轴的“国家人”

十六、“讨生活”的外迁户

十七、车之轴?

后记

从历史上看，车轴村一带有着藏族人的很多踪影，但改土归流后的新边疆时期却仅有“卡叭”家一户迁入，观察它的家族史也可以与群体迁徙作一个有趣的比较。

我前两次去巴迪，卡叭家都没有人在屋。邻居们告诉我：卡叭家老人早已过世，只有和建海与丈夫和承伟领两个孩子生活，和承伟长年在山上牧场放牛，和建海一人在家忙农活，在家里的时间相对少一些。第三次，一个雨后初歇的后午，我在卡叭家堵到了正要出门劳作的和建海与她的两个孩子。一见到我来，和建海马上放下篮子，邀我进家里闲(方言，指闲坐)。这时，也有一些邻居们转过来闲坐。在乡下，调查者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合，你钻进一家屋里，马上就会有许多邻居跟着过来，他们都是村里爱看热闹、活跃、好事的农人，这样，你的访谈甚至就变成了一个调查会。对调查者来说，接触的访谈者多自然大有裨益，不过你也会感到愧疚，怕因此耽误主人家的农活。不过，和建海马上热情地说：“耽搁什么呀，农村这点活路，今天做明天做都一样，客人难得来一转，来了大家都闲一闲!”

一经询问，我才发现这位没读过几年书的农村妇女对自己家祖先的事情也不甚明了，更多的情况相反是其他老人提供给我的。

和建海的太祖父、太祖母是中旬格咱藏族。至于迁到江边的原因，有说是双方家里不同意他们结婚，也有说是因为太祖父是喇嘛，爱上了太祖母，总之，最后只能私奔出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卡叭家到巴迪后日子很太平，这从家号“卡叭”也可以看出——“卡叭”是一个古老的纳西语，意思是“朋友”，从中可以看出一家人初来时当地人对他们的友好。两夫妻只有一个儿子，也就是和建海的祖父，后来找的祖母也是中旬格咱藏族。到了和建海父亲，除了藏名，还取了一个纳西姓——“和”，并取名和树民。和树民的妻子是满库箔勒家(箔勒家迪古、满库都有)的姑娘，纳西族。

我问和建海祖先的名字，和很不好意思，她说父亲倒让她记过，但都是藏语名字，她不会讲，就记不住，都忘了。在座的人笑了，有人还开玩笑：“卡叭家什么事都忘得快!”和建海又告诉我：父亲和树民是会讲藏语的，但他在车轴和谁也讲不了，家里也是讲纳西话。小时候，父亲教过她藏语，也是记不住，后面就知道几个单词，现在可以说是什么都不会了。P90-91

凡是在本人的研究生课程修过人类学的学生都会对撰写的方式给予特别的关注，那是因为从我们的人类学前辈林耀华先生率先带来的传统，这种对文化写作形态如此讲究并相互学习的风气一直不间断地延续下来，直至和当今后现代的写作反思学术运动合流，尽管对于创作形式的思维东西两地并不相同。萧亮中君的《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就是一本旨在既保持人类学的学术视角，又希望作品本身具有普及性与可读性的作品。如是，作者就必须在写作框架乃至撰写技巧上下工夫，据我所知，作者的田野工作扎实细致，自我修订竟做了十数次。我想，正是这样才会有如此立意新颖又十分流畅的人类学田野志呈现在读者面前。

家族宗族历来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之点，前人积累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相当多。不过林耀华早年调查川康嘉戎的家的名号问题一直未见专门的研究。亮中君看到中甸纳西族和藏族在家号系统上的相似性，进一步探讨了家号的人类学意义。他首次总结了纳西族的家号认知体系和畛别系统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家号认同。具体说，家号对住户畛别有明显的标识作用，这和姓氏的某些功能相似，但它仍在各个层面与姓氏不同。例如，姓氏固定在血缘群体上，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会因迁徙或其他原因改变；而家号恰恰相反，即便住户迁徙或另换屋基，家号也不会跟着带走。这本书还进一步提供了当汉文化和汉人家族观念进入纳西社会之后，这一套家号体系怎样呈现出某些积极的文化调适现象。亮中君还尝试把地理学的“袭夺”概念借用到家族研究之中，“袭夺”是说甲家族有意或无意利用各种手段袭夺乙家族的承祧甚至财产，在车轴的具体表现还涉及家号、屋基等有形和无形的资源，用以表达地方家族结构的社会变迁。

这本书总结了地方社区变迁过程的分期。具体说，车轴村在自在社区——新边疆——后革命时期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边远的、传统的和自在的村落逐渐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甚至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渐进过程。当然，许多人引用全球化的说法常常太过于笼统，反而我们在车轴村看到的中甸代表的地方和遥远中央的互动过程至今仍耐人寻味。我们清楚地看到车轴村的权力、阶层及认同在不断地变化和流动；同时，每个时期每个族群又在不断建构和嫁接着自己的历史。作者在这里强调的是，他所调查的车轴村的变迁过程代表了中国一些类同乡村未来发展的轨迹。

本书是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作品，因此在这本书里人类学的基本问题是融合在充满亲切的民俗生活的描述中加以讨论的，并且作者擅长在调查现场拍摄照片，书中选登的照片或是本书内容的切片，或是影像的诠释，穿插在流畅的文字描述之中，表明作者的编排注意到人类学撰写文化时图文配合的一些原则的活用。显然，这本书和那些标榜人类学却无从发现人类学切入点的“人类学”作品显然是不同的。

庄孔韶2003年3月22日

人类学的理论需要不断从鲜活的民族志里归纳推演，而这一类民族志则靠一种称为“田野工作”(亦称“田野调查”)的专业方法获得。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家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的途径，被誉为人类学家的成年礼，并有一套严谨的规范：包括与被调查对象住在一起，学习、使用他们的语言，参加日常生活，建立社会关系，随时随地进行单调、费时的观察记录。更苛刻的是，基于预设的这样一种理念——调查者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所研究社区缜密观察并作出文化描述，它甚至对调查时限都有着严格限制，这就是至少要求调查者在被调查社区度过不少于一个年度周期(例如一个农业或牧业周期)的生活。所以，人类学家与记者采访和文人采风是不同的：他们绝不是到处跑来跑去，而是要能在一个地方长期待下来，集中精力应付琐碎的日常生活。这样就有一点显得非常绝对和必要——要耐得住寂寞，也唯有如此，才能在日复一日的参与观察中，逐渐认知地方族群的人性与文化。霍滕斯·波德马克就在《陌生人与朋友》一书里提到自己在澳大利亚莱苏岛的感受：尽管身体健康，资料收集也越来越多，但实在无法忍受贫乏无味的生活。她还自嘲说：当两个陪同的人离开时，自己就像独处的鲁滨孙，甚至还没有仆人“星期五”。

田野工作是一项高度独立性的研究，更适于自己单独进行调查。事实上，如果不涉及人际关系、家庭矛盾等敏感问题的调查，任何人对自身社区的文化都有着描述的热忱。当然，调查者也会不期然地扮演着打听私密的“好事者”角色，所以一定程度上规范自己的行为未尝不可，但并不需要去刻意安排以达到与当地人的一种“友好关系”。田野调查的独立性还表现在没有必要与当地官方发生密切接触。这样做在当时似乎会带来一些困难，但过后则有着极大的便利，至少你不会受到“互惠”原则的折磨。有意思的是，调查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充满激情的朋友(不一定是做科班的田野工作)强烈地投入到当地的文化之中，他们或为所研究、“发现”的文化讴歌，或把自己想象成为当地人的“代言人”。这种情绪下撰写的文本显然更容易发生偏差。其实，人类学者在研究特定文化时，也经常会采取价值介入的态度。如果在一些立场上过于漠然，事后相反会受到良心的折磨。但问题是，这种感情会不会支配后期的文本倾向?这里涉及人类学作品的真实性问题，争论也由来已久。现在，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每个人从自己角度出发的研究都先天地带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如同盲人摸象，各人的发现总会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过于强调自身的主观很容易导致在描述所研究社区文化的公允性上发生偏差，至少在进行严肃的学术撰述时是这样的。

今天，表现、传承文化的方式和手段都发生了变化，但文字的撰写、留存依然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文字作品也仍是人类学学术成果展示的主流，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贝特森和米德在巴厘的田野工作中就已经把照相机当作田野调查的重要工具使用，并利用所摄图片合作出版了(《巴厘人的性格：一个照片的分析》一书。这以后，影像手段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后期分析中使用得越来越普遍，但人们仍然更相信纸和笔，一直过分依赖文字而怀疑、低估图像传达抽象观念的能力。今天，这样的观点在逐渐变化，如何在前人基础上走出新意，学界作出了种种努力。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兼容传统与现代，除了文字，我相信图像对文化的“再现”能为读者提供一种“在场”的真实感，与文字撰写互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乐于在《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一书中采取文图互辅的成书方式，我也希望能得到各位读者的喜欢，并期待着更多的批评和建议。

《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一书能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车轴村民众，他们对我的各种支持、帮助是这本书最终完成的最直接的基础。导师庄孔韶在我多年的求学过程中，一直给予我最大的关心和支持。他对我的教诲和指导是我完成学位论文最大的推动力，也让我有充足的信心撰写这本书；同时，书稿蒙他审阅修改，并乐为赐序。写作本书过程中，我继续得到段志诚、和克纯、杨秀全、陈云山等地方前辈的指点；赵大新、游淑峰友细阅书稿，指出了一些差错；赵合义、毛尧泉友绘制了车轴村地形及风俗插画；广西人民出版社的有关编辑也为书稿的出版付出了他们的心血……还有许多朋友给予了各种支持和帮助。在此，我向各位师友谨致谢忱！

2003年4月11日于北京菜市口

面对这部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写成的书稿，没有理由不由衷喜悦。我喜欢书稿的文字，更喜欢文字间时时透露出的尖锐。书中有许多迷人的细节，提出了一些不乏挑战性的问题。作者把车轴村的变迁概括为自在社区、新边疆和后革命渐次推进的过程，其中又有清楚的前国家时期、国家（控制）时期和全球化时期。时代的转折如此迷惑，以至与很难想象：“仅仅在五十年前，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思想和行动是能够被农民领会和付诸实践的。——半个世纪过后，一切都变了！”然而，尽管如此，尽管有“农村沙漠化”，但车轴依然在建构着自己的历史，这是一个顺应、并存、嫁接、绵延、创造乃至疲于应对的丰饶之乡。其实，个人的历史，村庄的历史，“后发地区”的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展开的；否则，正如作者提出的，在如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做一个遥远村落的民族志，还有什么意义呢？

——黄平：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博士，《读书》主编

这是一本学术性的独特的村落志。作者一反传统志书的生硬、死板，娴熟地将大量材料和学术观点融入行文，篇章安排尤见功力。其观察细致，文笔流畅、优美，再加上配上了大量的真实图片，让人一口气就能读下去。——坦白说，这种努力和成绩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车轴人也很佩服。

——段志诚：车轴人，《中甸县志》主编

我曾经编发过几篇萧亮中的“田野”考察作品。他对独特地理环境的人文关注，他写作的可读性，还有他多民族血统的独特身份（这让他既有民族自豪，又有与他族人共处的良好方式），不仅令我心动，也令本报的读者注意到他。本书是肖对自己家乡的人类学的表述，学术的评价别人比我更有资格，我看到的是：距离化之后仍有亲切感。这样的寻根，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曾支离破碎地做过的吗？——陈明洋：《南方周末》副主编

I often remember, and will never forget, the few days I spent in Chezhu, a village of several ethnic groups where I found such warm people, keeping their traditions and customs alive, with special architecture, art, food, and ways of life, in fact, all the inspiration a writer may need. This book is a good catch.　（我曾经记得，并且永远不会忘记在车轴度过的那些日子。这是一个多民族的村庄，我在那里遇到了热情的老百姓，他们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和生活习惯，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建筑、艺术、食品和生活方式。所有这一切正是一个作家所需要的灵感，而这本关于车轴的书恰恰抓住了这一点。）

——Lisa Carducci(李莎)：加拿大作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