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收集了有关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文章，比如《“实践的哲学”与“哲学的实践“》、《批判和自我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哲学教科书及其体系问题主旨及问题》等。对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朋友会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序言………………………………………………………………(1)

“实践的哲学”与“哲学的实践”…………………………………(1)

批判和自我批判…………………………………………………(11)

“意识形态化”与“泛意识形态化”………………………………(24)

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内部诸因素的关系………………(35)

哲学教科书及其体系问题………………………………………(49)

主旨及问题………………………………………………………(61)

文体和话语………………………………………………………(86)

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00)

“哲学化”与“非哲学化”…………………………………………(114)

附篇

从平等、人道到公平、自由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若干准则的伦理思考…(126)

哲学的魅力

——关于深化哲学公共课中理论思维的若干随想………(139)

“天”有病，人知否?

——评斯宾格勒及其历史哲学……………………………(151)

跋…………………………………………………………………(177)

主要参考书目……………………………………………………(186)

补记………………………………………………………………(188)

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众多的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种。与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蒲鲁东所发明的“科学社会主义”一词的本意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拥有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前提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区别之一。这种从理论上发祥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只是他们所憧憬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初级阶段)。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初形态，它的创立和成熟与否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其他两个组成部分能否比较顺利地形成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所直接带来的一大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在19世纪主要还是一个理论假设和理论论证的问题。

这里，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以下简称“社会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表面上来看，很难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或一对辩证概念，但是，实际上之所以提出二者之关系问题，则是因为如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在19世纪中叶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以及其三个组成部分能否创立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在20世纪主要是一个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付诸实践的问题，那么在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实际上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如何完善和如何由自新到创新的命运了。我个人认为，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首要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种社会形态是如同社会主义社会那样在此社会建立之前就已由某种理论学说勾画和预设好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学说实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延伸和体现，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划和创建。尽管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创形态与社会主义后来实践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毕竟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哲学“蓝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理论依据。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壮大和成功，充分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能动性和实践创造性。

本书是我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及相关的研究所带来的结果，旨在对进入了21世纪之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一点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1845年春季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初步写作而产生、自1848年初《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而正式问世以来，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无论是就这150多年来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而言，还是对于已有了千年历史之久的哲学形态而言，几乎没有哪一种哲学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极大地影响了社会认识的进程，极大地变革了世界历史的方向。西方曾有人把马克思与耶稣相提并论，把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加以比较，不管其意图如何，这种比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非同一般的影响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19世纪中叶形成，经历了第一个50年的发展后，在20世纪里，它曾影响并促成了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以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代的创立，曾经成为在拥有世界近三分之一的陆地面积的诸多国度里，居于主导地位的精神学说。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地位和这种状况几乎是其他任何一种哲学所无法企及的。不仅如此，从哲学史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19世纪和20世纪人类思想文化和精神追求的一种代表，是对以工业化为主导的近现代社会生活价值及取向进行批判的一种体现，是力求变革现实状况、克服人的种种异化和创造人的美好生活的一种实践。过去，人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归结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实际上，这种理论来源更为广泛地、更为深远地来源于自古希腊文明以来的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主流及优秀遗产。现在人们所公认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源于西方世界15世纪之后的人道主义思潮和理性主义思潮，尤其是肇始于法国启蒙运动并且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及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近代文明精神的主流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由19世纪进入其鼎盛的20世纪，凝聚式地体现了人类精神在由古代、近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转折之际的一种哲学理念和哲学追求。这种理念和追求集中地表明了人类在改造或征服自然世界的同时，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和变革所作出的自我努力和自我充实，其主要成果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传播、普及和实践。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也不能不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其产生之后，如同人类一切重大的思想形态或重大的理论学说，都有一个其创始者、原创理论与后继者、后来实践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原创学说与后来的生活实践发展之间的差异，而且还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面临着修正、丰富、具体、深化以及转型的问题，甚至还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高潮之后的暂时低潮，收获之际的危机因素，特别是已有的理论与现存的实践之间的“冲突”或暂时“抵牾”等状况。其中，最为突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等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至关全局的影响和挑战，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思考。

在进入21世纪之际，我们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诸多方面。这些方面不仅对于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个变革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的哲学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于展望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任务和前途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实践成就并不能代替或遮掩它自身在理论上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甚至是某种“危机”，而正是它们，才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和力图加以解答的。

由于哲学的对象是对于思想进行思想即“反思”，换言之，哲学的对象不是经验、事实、事件甚至不是知识，而只能是由哲学自身的上述反思性质所决定的关于经验、事实、事件和知识的思想而形成的思想。因而，本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思考和论述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相关的思想或理论，尽管它们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乃至人类生活的实践，但是建构并且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的主要着眼点应该在于把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诸多概念、范畴和原理加以有机地联结起来，力求形成一个活生生的理论“有机体”，虽然表面上看来这种“有机体”仿佛如同马克思在谈及《资本论》的方法时所说的是某种思维艺术的再现或者思维艺术的结果，然而，这种充满了思想矛盾、张力、演变、建构和创造的思辨进程，却深刻而具体地展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自身对象的逻辑把握和实践把握。

因此，我在本书中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问题。如何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尽管至今还处在探索或尝试之中，不过我认为，这种史与论相统一的学说不是人们通常所讲的是某种实际的事件历史或者是对于历史过程加以记录和评述的历史学本身，而是由哲学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尤其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特性所带来的一种哲学史的学说，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的基本对象，既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自身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的生成和演变的历史逻辑，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自身转化为其对象世界之中并从而认识、改造这一世界的实践进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自身所独有的逻辑规律，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而力图创建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体系。

这里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是否由于注重其逻辑性、理论性而忽视甚至放弃了其实践性呢?我个人认为不然。具体说来，理由如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作为一种哲学史论不是一种关于历史的哲学理论，因为这是由于哲学史论自身的性质与历史哲学的性质的不同所导致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不是某种关于历史哲学的历史理论，或日“史学史”及“史论史”，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一个重要延伸。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虽然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实践应用密切相关，但是这种哲学发展首先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直接相关，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言，应该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的理论形态或思想体系人手。这一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它本身还不是实践，还不能等同于实践，而是根源于实践而对实践所作的能动的思维理论和逻辑把握。无论怎样，我们所探讨、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是来自并且指导于实践的一种哲学思想、一种哲学方法和一种哲学范式，特别是一种关于这种哲学上述诸多方面的发展的理论“图景”。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而言，不可能仅仅就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实践问题来谈实践问题，而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反思、把握和建构。这一点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不可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关于实践的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如果还是一种学说的话，它就是应具有自己的独特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并由这些方面构成和演进的一种理论体系。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具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二者的区别何在?显而易见，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及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发展”的世界观理论和方法论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同样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本身。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的若干特点，又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史”的某些属性。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哲学史则富有交叉、综合、边缘的学科特性和内涵。它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又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依据。但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的性质和形态来看，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关系要比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更为直接、更为攸关，因为它毕竟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的理论体现和理论概述。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着重探讨二者之关系的所在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许多方面相互联结、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甚至相互转化，然而，二者之所以不能等同，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之所以不能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比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更具有总体的、概括的方法论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种深入、具体的勾勒和把握，它已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那样重在这一哲学史的历史演进，而是重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再现”和逻辑“叙述”。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既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种方法论的代表，更近似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导论”。进一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不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那样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际历程、实际阶段、代表、流派、著作、历史背景、生活条件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尽管在其范围、对象和论战等方面不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那样广泛、宏大和多样，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论透视和理论总括，这就类似于科学与元科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可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种“元理论”。

自19世纪后期，恩格斯第一次回顾和概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叶人们正式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以来，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的体系结构和逻辑形态上，人们所作的探讨和开创远远不够，仿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的概念和范畴大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那里“移植”、“嫁接”和“转让”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自身独有的、开创性的概念结构和范畴结构，尤其是这一发展论自身的逻辑形态的建构，还不具备，或者还不成熟。这固然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许多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所限，但这也往往造成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廓清和了解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具有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的生成、演进和转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本身的某些概括性总结的规律来进行，而很难上升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总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上来进行，尤其是无法上升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的逻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逻辑的历史相统一的高度上来进行理解和把握，从而也就从理论形态上难以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总体性的、规律性的和根本性的方面。

一门理论学科的成型或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是其特有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是否具备、准确和它们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演进是否确立。当然，这里所说的成型或成熟也是在不断深化的。我在本书中通过提出若干概念、范畴，特别是通过表明这些概念和范畴的联系和转化，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的初步建立作出某种逻辑探索或逻辑展示，而不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际历史所作的记录和描述。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讨，我个人尝试着提出了下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所具有的概念、范畴和原理： “实践的哲学”与“哲学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及其体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化”与“泛意识形态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内部诸因素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与自我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旨及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与事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取向与趋势；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有与应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与阐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体与话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个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性”与“非正统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性与现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流派与代表人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方性”与“东方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域性与世界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性、学术性与理论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逻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化和对象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化”与“非哲学化”。

在这里，我所提出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对于旨在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来说只是初步的、探索性的，而我本人在本书稿中也只是涉及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主要是由于我个人对于上述的若干概念、范畴和原理的思考和论述还远不成熟和远不确切，许多工作尚待继续努力。

然而，提出并且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的诸多概念、范畴和原理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在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特别是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联系和区别中建立起来，而且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通过自己的概念、范畴和原理而成熟和丰富起来。因为，显而易见，任何一种理论学科体系作为自己思想学说的“纲”或为呈现自己思维逻辑的“网”，正是通过其特有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构成了此“纲”或此“网”之上必不可少的“纽结”，并且正是由于具有了这些富有内在联结和转化蕴涵的“纽结”，思想学说之“纲”或思想逻辑之“网”才能确定，才能运行，才能被认识者和应用者所把握。同时，应该再次重申的是，本书所提出的、所论及的或前面所提到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只是我个人的初步见解，丝毫不意味着罗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的全部或各个方面。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已经并且将不断地孕育和生成更新、更具体、更丰富多样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我个人所罗列的有关概念、范畴和原理也必定会有变革、扬弃或深化。但是，我在这里依然强调的是，所有这类概念、范畴和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的确立和深化来说意义非同小可，至少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论的“细胞”、“原点”或“脚手架”。至于本书所提出或所罗列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是否准确和恰切，是否适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相关方面或相关问题，我是非常希望和欢迎学术界、思想界的同仁和广大读者加以审视、批评和指正的。

另外，我不能不指出的是，探讨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正如从事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工作那样，充满了复杂、敏感甚至棘手的因素，包括了一定的理论困难甚至相当的理论风险，更不用说在这种探讨和阐述的过程中所要作出的改正错误、修正观点、发扬真理、坚持创新等艰辛努力了。

本书在写作形式上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某些概念、范畴和原理的反思和阐述来进行的。具体说，这些概念、范畴和原理主要是从本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某些方面或因素，从整体上代表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某种思维认识，并从实际的进程上凝聚地标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相关历程。尽管我在本书中没有直接从事所谓联系实践，或者没有直接谈及实践经验或实践事例，但是我相信读者会从这些概念、范畴和原理的反思和阐述中以及它们自身的演进中，不难体会出它们所依赖、所借以生长的实践生活中那深厚的现实“土壤底蕴”和精神活动中那广袤的思想“背景底色”，进而也是为了给那些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读者，提供一点再想像、再反思乃至再创造的“理论空间”。实际上，读者们从这些概念、范畴和原理所映现出的哲学之“思”和哲学史之“思”，透过纸背，来体验和洞悉马克思主义哲学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诸多方面。表面上，本书远离了实际生活或实践领域，但是这种“远离”对于哲学学科及哲学史学科的暂时“抽象”和特定“反思”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这种“远离”并不是“脱离”，恰好是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把握实践的一个必要步骤。

是为序。

唐少杰

2002年7月

自2000年5月7日清华大学哲学系复系起，清华大学的哲学教学和哲学研究改变了过去只是注重哲学公共课教学活动而在整个哲学学科的研究及其开拓难于有所进步的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清华哲学研究系列”丛书就是例证。为了能够加入这套令人鼓舞而又给我鞭策的丛书行列中，我把自己多年的一些想法和心得，撰写成文，并附上近来发表的三篇代表我个人研究特点和研究方向的文章，以期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我首先感谢的是邹广文教授，他对此书的成稿和发表，不仅给予了行文上细致人微的订正，而且给予了编辑上及时到位的帮助。没有他的关心，此书稿是不会如此顺利问世的。  我要感谢我们的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哲学研究系列”丛书办得有声有色，欣欣向荣，受到了学术同仁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与邹广文教授主编的”清华哲学教材系列”丛书和王晓朝教授主编的“清华哲学译著系列”丛书一起，形成鼎足之势，蔚为大观，给清华大学哲学教学和哲学研究事业的长足发展开辟了良好的前景。同时，我要感谢万俊人教授和邹广文教授使我的这部书稿获得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我还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韩庆祥教授。作为本书稿的评阅人之一，他的审阅使本书增色许多。  最后，我要重申的是：本书稿写作的初衷是为了有助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我期待着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平和状况，有朝一日在中国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意识形态指针的国度里，居于领先的地位；以此为目标，我愿与我的同事们互勉共励。  唐少杰  2002年8月初于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