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艺术丛书》着眼于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60年之后）世界艺术中普遍存在的探索、实验和革新的精神，收录作品包括论著、评论、传记、访谈录等，分别展示美术、文学、电影、戏剧、音乐、建筑、摄影等各项领域中的实验成果，并呈现产生这一成果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背景。本书是丛书之一，为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经典代表作，一部有着半个世纪之老的新小说。故事发生在1949年11月的柏林，作品主人公HR作为法国秘密情报部门的一个低级间谍，来到了这个满目疮痍的旧都市，他自以为跟这座城市有某种联系，心中勾起了一种模糊的记忆……

　　故事发生在1949年11月的柏林，作品主人公HR作为法国秘密情报部门的一个低级间谍，来到了这个满目疮痍的旧都市，他自以为跟这座城市有某种联系，心中勾起了一种模糊的记忆，并不时地追溯到他遥远的童年。今天，他来这里是肩负了一项神秘的使命的，而他的上司却不认为有必要向他揭示该使命的实在意义，只是想给他提供一些必不可少的条件，期望他忠诚而又盲目地完成所交代的任务。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像预想的那样……

罗伯-格里耶重返小说对面向现代性并未后退的法国文学爱好者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消息，一个好消息。“什么？罗伯-格里耶？现代性？用他那有半个世纪之老的新小说？但这是个古典作家而非今日作家呀！”当然不对，您错了。您找不到比这部打破了漫长沉寂的小说更新颖、更出色、更引人争议也更滑稽的文体了。在临近八十岁之时，在宣布放弃传奇故事写作之后，罗伯-格里耶又带着惊人的青春活力重新回到了他运用最多和最强调的文体。

“这里，一切正常。除了我差一点把你认错。列车到达后，第一个走上出口楼梯的旅客，长得特别像你，简直是一个替身。我就差上前跟他搭话了。他好像并不认识我。我赶紧跟在他后面走，心想，你也许更喜欢到车站外，装作偶然跟我相遇的样子，但是，我及时地想起来，你有了一把漂亮的新胡子。是的，法比安通知我了。”

附近有一个显然属于公用的电话，却被一个俄罗斯警察守卫着，电话机旁，站着三个男人，都穿着传统的宽大绿大衣，带有柔软的毛领子。他们不带任何行李。他们看来在等待着什么，彼此之间一句话都不说。这会儿，其中有一人转身冲向我们。我敢担保，他们在监视着我们。我问道：“一个替身，你说……没有假胡子……你认为他跟我们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永远也说不清楚。就得把什么都想到。”皮埃尔·加兰用一种中性的嗓音回答道，可以说是满不在乎，也可以说是顾虑重重。也许他惊讶于一种他觉得实在荒唐透顶的假设，只不过不露声色罢了。将来，我应该好好管一管我这张嘴了。

我们坐上他那辆很不舒适的临时汽车，军事伪装色上一片污垢，一路上，我们静静地行驶着。在一大片断垣残壁中，我的同伴时不时地指着什么，说几个词，表明它们从前，在第三帝国时期曾是什么建筑。这就像在一个已消失的古城邦作一次带讲解的参观，希罗波利斯，底比斯，或者科林斯。经过七拐八弯，因为要避开尚未清理或严禁入内的街区，避开许多重建工地，我们来到了早先的市中心，那里，几乎所有楼房全都毁了一大半，但在我们经过时，却在导游皮埃尔·加兰魔幻般、并不需要我干预的描述下，在几秒钟内重现出了昔日的光辉。

经过了其存在本身早已不再能辨认的神秘的亚历山大广场，我们连续穿越了施普雷河的两条支流，来到了位于洪堡大学和歌剧院之间曾是菩提树下大道的地方。过重荷载着近代历史的这一纪念性街区的修复，对新政权来说，显然并不是一项优先考虑的工作。就在很难辨认出的腓特烈街那摇摇欲坠的遗迹之前，我们向左一拐，又在这废墟的迷宫中绕了好几大圈，在那里，我的司机似乎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熟悉，最后，在冬日黄昏中，在星辰初闪的时刻，在变得清澈如洗的天空下，我们进入了宪兵广场(腓特烈二世骑兵部队的马厩就曾设在这里)，被克尔凯郭尔认为柏林最漂亮的广场。

就在那条叫猎手街的街的拐角，就是说，在这条往日那么资产阶级化的街的57号，一座房子还矗立着。多少还可以住人，而且无疑还部分地住着人。我们去的正是那里。皮埃尔·加兰殷勤接待我住在这里。我们走上二层楼。没有电，但在每一条走道上，都点着一盏老式的油灯，给周围投下一圈红棕色的模糊光亮。屋外，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一道小门被打开，门中央齐眼的高度上镶嵌着一块招牌，上面镌刻着两个黄铜大写字母(J．K．)，我们进了门。在左侧，一道玻璃门通向一间书房。

P15-16

陈 侗

屈指算来，从策划出版《重现的镜子》到现在，已经有十个年头了。回想当时出版一本书的困难，可以说，这十年来我的文学热情之所以得以保持，很大程度上是和罗伯一格里耶的探索分不开的，也是通过他，我才确立了今天以新小说为主体的文学出版路线。人们一定能发现，“白皮书”——我们习惯于这么叫它——已经在数量上成为了容纳罗伯一格里耶作品最多的丛书，尽管早期的那几部杰作不包括在丛书中，但是后期的作品却一部不少。尤其是《反复》，在法文版出版的当月(2001年10月4日)就出版了中文版，这可以说是我参与出版以来的一个特例，一个创举，这一结果带给我的兴奋和荣耀无法用语言形容。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偶然。2000年9月至11月，我利用在巴黎作短期考察的机会，再一次拜访了罗伯一格里耶。谈话中，罗伯一格里耶告诉我他正在写作一本新的小说，不久即能脱稿，如果兰东同意，也许我可以在这本书还没有印刷的时候拿到打印稿，与法文版同时出版中文版。我当然很乐意接受这项馈赠式的建议，在见到兰东先生的女儿伊莱娜的那一天，我提到了这件事。伊莱娜耸耸肩，装出惊奇的样子：是嘛?他要交稿了吗?半个月前可没听他说起过，那让我们等着吧。今年三月底，为了给我自己的那本叫做《自己的世界》的小书收集素材，我又一次去到巴黎，又一次走进午夜出版社，而秘书的桌子上已经有一个写着我名字的小包在等着我。这是什么?罗伯一格里耶的《反复》，秘书说。我们在六个月之后出版它，而您，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们同时出版。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礼物，回国后立即把它寄给了余中先先生，而余先生又趁着刚刚译完《快照集》和《为了一种新小说》的余温，只花了三个月就译完了《反复》。三个月，是不是太快了一点?对此，人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余先生对待译事一惯执着而严谨，他只不过是牺牲了他的每一个夜晚和周日而已。

毫无疑问，在写作了三部半自传式的“传奇故事” (romanesque)以后，罗伯一格里耶日益感觉到有重归小说体裁的必要，甚至可以说，他对于人们在“传奇故事”中寻找易于消化的真实性已经感到了厌倦。重新写作小说也就是重新铺设障碍，在新的起点上再一次表明“我历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于是我们看到，小说中那个叫做亨利·罗宾的叙述者／主人公①或多或少有点像作者本人(例如那撇小胡子就多次在“传奇故事”中出现)；而且，熟悉作家以往作品的读者还能隐隐约约地感到，那些从前被视为异端的细节又回来了。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亨利·罗宾——不用说，他依然频繁地改换或拥有多个姓名——更加受到了神秘性的驱使，其中最令他困惑的，是他始终摆脱不掉的一个影子：那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阅读这部小说时，人们必须事先接受关系到新小说特征的一个观点，即罗伯一格里耶针对所谓“客观性”一再重申的“新小说只追求完全的主观性”。从这一点来说，即便我们不小心陷入到一种情节小说的误区也不必太过自责，我们可以不去分清哪些是“客观”，哪些是“主观”，我们只要说“一部小说本该如此”就可以了。就像分析人类意识的复杂性一样，对一部小说的解读也应当呈现为“欲念的浮动”。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多次提到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绝非事出偶然。克尔凯郭尔的一部假名作品就叫做“重复”①，而且，罗伯一格里耶在写作他的事实上的第一部小说《弑君者》时，已经把《诱惑者日记》中的一个著名的句子写在了卷首。如果人们要读懂罗伯一格里耶，我以为不仅要常常回想起福楼拜、卡夫卡，也应当注意一下克尔凯郭尔。为什么不?在罗伯一格里耶眼中，新小说可不是50年代才有的发明物。

2001年9月21

反复与回忆是同一种运动，却在相反的方向展开；因为，人们回想起来的，是曾经有过的：所以是一种转身向后的重复；而反复从本来意义上说，则是一种转向前的回忆。

索伦·克尔凯郭尔，Gjentogelsen①

还有，但愿人们别拿不确切或矛盾的细节来永远指责我。在这份叙述里，有的是客观的现实，而不是任意一种所谓的历史真实。

A．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