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的百花园中有一枝奇葩，这就是楚辞。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是继《诗经》以后出现的一种新诗体。本书楚辞部分采用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洪兴祖之《楚辞补注》为底本，中国楚辞协会秘书长、河南大学博导、漳州师院汤漳平教授对其做了注释和翻译，是新时期楚辞研究的典范之作。

屈原作品

离骚

九歌

东皇太

东君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天问

九章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远游

卜居

渔父

招魂

大招

宋玉作品

九辩

宋玉赋

对楚王问

登徒子好色赋

风赋

高唐赋

神女赋

钓赋

参考、引用书目举要

后记

屈原留下的二十馀篇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向来被称为代表作的是《离骚》。后人常用“骚体”代称《楚辞》作品，以“骚赋”代指屈原的作品。后代楚辞作家的作品，也主要是学习与模仿《离骚》的创作风格。《离骚》是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奠基作。《诗经》与《离骚》一起成为我国诗歌的源头，是分别代表了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块奠基石。

《离骚》是我国古代诗歌中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它全长三百七十三句，近二千五百字。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楚辞集——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中，把《离骚》题为《离骚经》，而其馀各篇则分别列为“传”。汉儒以儒家重要典籍称为“经”，把分别解释这些“经”典的著作称为“传”。由此我们可知汉人十分尊崇《离骚》和这首诗在《楚辞》中的地位。当然，《离骚》之被称为经，并非自王逸始，据《离骚经章句叙》，早在西汉及东汉初年，刘安、班固、贾逵等人就已作过《离骚经章句》。那么称《离骚》为经，至迟当在西汉武帝年间。

《离骚》的题意是什么，历来争议很大。汉代司马迁在《屈原传》中的解释是：“离骚者，犹离忧也。”其后班固在《离骚赞序》中说：“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在《楚辞章句》中的解释是：“离，别也；骚，愁也。”大体意义相近，这是颇得公认的解释。

对《离骚》的创作年代，也是争论颇大。汉人从司马迁始，便以为是作于怀王期间，《史记·屈原传》中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接着是叙述秦派张仪来离问齐楚关系等，那么《离骚》就是作于怀王十六年以前。但今人大都不信此说。这是因为从诗中所流露情绪来看，这首诗应该是屈原在政治上屡遭打击、内心十分愤懑的情况下创作的，因此它不可能是屈原初次在政治上失意时的作品。其次，诗中屡次写到自己“恐年岁之不吾与”、“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等，可知此时屈原至少应是中年以上，否则不会有这么多感叹年华易逝的诗句。而诗篇结尾时又写到自己请巫咸代为拿个主意，巫咸让他“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的时候，赶快出走，又可知此时作者当未到晚年。因此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这首诗是屈原中年时代的成熟之作。目前比较集中的看法是作于怀王末年或顷襄王初年这两种。这个时期正是屈原在政治上多次受到打击．而楚国在内政及外交、军事等方面连连失利，兵挫地削。目睹国家处于这种危急的状况，屈原内心无比忧愤，然而却又无能为力。正是这种感情的蓄积，发而为声，形诸笔端，写出《离骚》这样充满强烈爱国主义感情的诗篇。

从诗反映的实际情况看，《离骚》诗中写了自己政治上的失意和内心的痛苦，其中虽不乏抱怨的情绪，然而“虽放流”，还是“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史记·屈原列传》中这段话可作为《离骚》这首诗的注脚。《离骚》中所表现的悲愤心情，远不及《九章》中有的作品所反映程度之强烈。诗中还以“吾将远逝以自疏”，可知还不是顷襄王时期的被“弃逐”。认为《离骚》作于顷襄王时期的人主要是以屈原在诗中提到“灵修”、“哲王”，以为既为“灵”，则怀王已死，“哲王”指的是顷襄王，而《离骚》中屈原又提到“愿依彭成之遗则”，即仿效彭成投水自杀，认为当怀王时，屈原不应已存投水之想。这些问题，可作参考。P3-4

继《诗经》成书三百年后，地处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新的诗体，人们称之为“楚辞”。西汉时期，人们将所有流传的楚辞作品收集起来，加上当时人主要为纪念屈原而写的部分拟骚作，整理成书，这便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二部诗歌总集——《楚辞》。从此，《诗经》和《楚辞》就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最重要的两座丰碑，因而，也是中国诗歌之祖。南朝的著名文学家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对几百年间诗歌创作状况进行逐一评论之后说：“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风》即《诗经》中的“国风”，代指《诗经》；《骚》即《离骚》，代指《楚辞》。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后代诗歌如何发展，追寻其根源，不是出于《诗经》，便是出于《楚辞》。

时隔三百年之久的两种诗歌，却并称于世，有着其特殊的原因。一是从产生的地域看，《诗经》中的作品，除二《南》(即《周南》和《召南》)外，都产生于中原各国，二《南》中的诗篇，虽有部分出自江汉一带，但也多有黄河流域的诗。而《楚辞》作品，全部产生于长江流域的南方，因此，两部诗集有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地域之不同。二是《诗经》中的作品，除《雅》、《颂》外，主要是各地采集的民歌，经王朝乐官的统一整理后，已带有明显的政治教化的目的。而《楚辞》中的作品，主要是屈原个人的抒情之作，从而开启了我国诗歌以作家咏怀抒情为主的基调。三是创作风格明显的区别，《诗经》中的作品，主要采用写实的创作手法，人们或称之为现实主义的作品。而《楚辞》中的作品，由于作者的构思独特，想象神奇，上天入地，指挥天帝，役使百神，使作品充满浪漫气氛，因而人们指其为浪漫主义的作品。这两部诗集所形成的不同风格，为历代诗人所共同追求和效仿。时至今日，当我们谈及文学的继承性、文学的民族传统时，依然上溯到《诗经》与《楚辞》。从这点上说，它们所产生的艺术魅力，确实是超越时空界限的。

历代读者，在学习了《楚辞》之后，无不为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强烈的创作激情与独特的艺术个性所倾倒。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我国在两千年前产生了这样宏伟的诗篇与伟大的民族爱国诗人屈原?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楚辞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所谓必然性。是战国时代的社会大环境，思想潮流，时代氛围，为楚辞的产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其中，当然和楚国的兴起与楚文化的繁荣关系更为密切。而所谓的偶然性，是指屈原的产生有其特殊性。人们经常说，伟大的时代不一定就能产生伟大的作家和作品。而只有时代骄子的出现，才能发挥特殊作用，产生惊世之作。这样的作品，既成一个时代的代表符号，又是流芳百世的艺术瑰宝。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位作家能像屈原一样，把自己的名字同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自春秋而进入战国，中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变动，“五侯争霸”已成历史的记忆，“尊王攘夷”的口号也成了空谷回响。秦、楚、齐、燕、韩、赵、魏七雄纷争，逐鹿中原，他们都希望通过实行变法，富国强兵，进而吞并其他诸侯，一统中国。两百多年间，他们在这一时代大舞台上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纷繁、最为壮观、最为惨烈的时代悲喜剧。而楚国，便是这场悲喜剧重要的演出场地之一。

楚国原为华夏族的五帝之一——颛顼的后裔，原先居于中原，后来多次迁徙，“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司马迁《史记。楚世家》)。殷末，商纣王暴虐，楚族首领鬻熊带着楚族人投靠周族，据说还曾“为文王师”。灭商之后，到周成王时，追述楚人的功绩而封鬻熊的后裔熊绎为子爵，但地方狭小。据载：“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到春秋早期还是“土不过同”，当时方百里为“一同”。可见其小。但是，楚是个勤劳的民族，他们迁居南方的荆山之后，在其首领熊绎的带领下，“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左传·昭公十二年》载)，终于为楚族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春秋时期，是楚国快速发展的阶段。从楚武王熊通(前740一前690年在位)到楚文王熊赀(前689～前677年在位)，数十年间，楚拓地千里，蔚为大国，并迁都于郢(在今湖北荆州北)。楚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自南向北推进，逐渐并吞了汉阳诸姬(周的同姓国)，然后向北蚕食淮河流域各国。至春秋中期，楚国军队已饮马黄河，多次与北方霸主晋国争霸，并于前606年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到了战国时代，楚国东取吴越，西吞巴蜀，南达湘滇，北抵黄河。在战国七雄中，楚疆域最大，人口最多，兵力最盛，因而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

楚国不仅疆域广大，而且国力兴盛，楚国地处南方，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越地理环境，他们兴修水利，奖励耕作，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楚人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大量的矿山和先进的冶炼技术，青铜、铁器的使用都很早也很普遍。荀子曾经说，楚国的“宛钜铁她，惨如蜂虿”，是说楚国宛地(在今河南南阳一带)生产的钢矛，就像马蜂和蝎子的毒刺那样锐利，这说明其冶炼技术已相当先进。

同时，楚国的手工业品、纺织品、工艺品等生产都达到十分发达的程度。而楚之郢都，是四海闻名的大都会，历史记载中曾描写当时状况是：“车毂击，人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六引桓谭《新论》)这种描写虽然感觉夸张，但楚都之繁荣可见一斑。

楚国的兴盛也激发了楚文化的繁荣，楚人来自中原，原本就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国语》记载，楚国很早就有自己的古代文化典籍，并设有专管这些典籍的史官。楚灵王(前540～前529年在位)时，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犹如鲁国有史书《春秋》，楚人也有自己的史书称为《祷杌》。楚人虽然尚武，但也十分重文，像倚相这样掌握文化知识的人，被楚人视为国之至宝。

在学术思想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也同样极大地影响于楚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墨家创始人墨子，都曾到过楚国并受到楚国国君的接待，楚王还准备用七百里书社之地封给孔子。当然，在楚国影响最大的是道家，楚国是道家的重要发源地。传说楚人的先祖鬻熊即是位道家人物。春秋时代道家创始人老子和战国时代道家承传人庄子，虽一为陈国人，一为宋国人，但在他们晚年，陈、宋均并于楚，况且即使在未被吞并前，这两国也深受楚国的影响。而且，和他们同时的楚人中也有许多道家人物。

在文学方面，楚文学承传的是《诗经》中的二《南》，二《南》诗许多被认为是江汉、汝坟间的作品，其地即在后来楚国境内。当然楚辞之所以能够在《诗经》的基础上发展形成新的诗体，与楚地流行的民歌有很大关系。流传下来的早期的楚诗虽不多，但一些楚歌却是很有特色的，如《说苑·善说》中所载的《越人歌》，相传是鄂君子皙渡河，划船的是位越族少女，她用越语拥楫而歌，鄂君子皙听不懂越语，便召来听懂越语的人为他翻译，歌词是：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虽是越人之歌，但那位楚国的翻译显然用楚歌的形式译出，韵味悠远。其时间，当在公元前540年前后。

比屈原略早些的孟子，在《离娄》篇中记载了一则《孺子歌》，说的是孔子适楚，听到一位孺子唱歌，歌词是：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首诗后来在《楚辞·渔父》篇中也有记载，它也是典型的楚歌，在语言形式上显然和《诗经》中的句式不同。

楚国歌舞之盛，在所有诸侯国中是非常有名的。宋玉在《对楚王问》篇中，曾写到：在国都郢中，当有人唱起《下里》、《巴人》的歌曲时，马上就有几千人和他一起合唱。《楚辞》中的《招魂》、《大招》及宋玉赋中都有这类盛大的歌舞演出场面的描写，而近几十年来在楚墓中出土的大批乐器(编钟、编缚、甬钟、磬、琴、瑟、竽等)，更提供了实物证据。

在楚民歌形式中，还有一种巫歌，这应当是和宗教祭祀有关的一种乐歌。这种祭神乐歌被称为“巫音”。它不仅在民间盛行，而且影响到楚国宫廷，以至于后人在总结楚国衰亡的原因时，竟然认为“巫音”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吕氏春秋·侈乐篇》载：“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

但是上述所说的种种因素，仅仅是产生时代巨人的土壤和条件，我们还要看到和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特殊重要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的赞语中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他看到了屈原产生的特殊偶然性。

诞生于这一特殊时代的屈原，有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一开头就对屈原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作了简括的介绍：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其后便写了屈原奉令起草宪令，上官大夫夺稿不得后，在怀王前造谣言挑拨离间，使得“王怒，而疏屈平”的经过。尔后，屈原被赶出楚统治集团的核心，先任三闾大夫，继而被放流于汉北。怀王执政后期，一度被召回。但当怀王被秦所骗，入武关，拘于秦并终死于秦后，怀王的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屈原不为所容，再度被逐于江南的沅、湘、洞庭一带，时间长达二十馀年。根据《九章》中的《哀郢》一诗，研究者多认为屈原之死，与顷襄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拔郢，楚国君臣仓皇出逃有关。在看到国势一蹶不振，自己终生追求的美政理想已成泡影，而秦军直下自己的流亡地五湖、洞庭一带时，屈原终于决心以身殉国，自沉于汨罗。

屈原从被疏到沉江，其间长达三十馀年。在痛苦的遭遇中，在身受不公平的待遇、冤情不能自白的情况下，他拿起笔，创作了大量的诗篇。后人将其作品收集成书，取名为《楚辞》。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现今保存于《楚辞》中署名屈原的作品大致与此相当(虽然在其真伪方面认识有分歧)。也就是说传世较早的屈原作品，多数应是流传下来了。

屈原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南北文化的特色，站在时代的前列，用炽热的感情、赤子的真诚，写下了一首首感天动地的诗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享盛誉的爱国诗人。他的诗篇，是以生命写就的，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屈原逝世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也都“好辞而以赋见称”。唐勒和景差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楚辞》中之《大招》，也有人认为是景差所作，但无证据)。但是，宋玉却尚有十几篇作品流传至今，其中一篇为《九辩》，保存在《楚辞》一书中，另一篇《招魂》，虽署名作者为宋玉，但今人多据《史记·屈贾列传》中司马迁的赞语，认为是屈原所作。所以宋玉流传至今的作品最多是赋作，它们分别保存于昭明太子《文选》(五篇)、《古文苑》(六篇)。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文学史研究者多认为像传世的宋玉赋那样成熟的赋作，不可能在先秦时期出现，因而被判定为后人托名之作，很少有人进行研究。但是，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先秦古籍，其中有《唐勒赋》(今研究者多认为应名为《御赋》)残简，经研究，其作品形态、文字风格，均与传世的宋玉赋相似，由此推翻了传世宋玉赋均为伪作的说法。近二十年来，宋玉辞赋研究，已成为先秦文学研究中的新热点。  宋玉由于其身世经历与屈原不同，因而他的作品，就其思想意义而言，难以和屈原相比。但宋玉也是一位多才多艺、有杰出创作才能的作家。是他的努力开拓，创造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赋体文学的体式，我们将其称为楚赋。正是由他所创造的这种文学形式，深刻地影响于后代的文学创作，形成两汉赋体文学的兴盛。文学史上常以“屈宋”并称，既说明了他们之间密切的承继关系，也说明他们在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指出：“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高度肯定了宋玉在赋体文学方面的开创者的地位。

屈宋辞赋，因其“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宋人黄伯思在《新校楚辞序》中的这段话，较全面地指出《楚辞》作品的特点，用它来说明宋玉赋作，也是完全符合的。为此，本书除收入屈原全部作品外，还收入六篇宋玉赋作，这样，读者将可以对战国时代的楚辞赋，有个总体的认识。《古文苑》中还有几篇宋玉赋，其作品的立意、艺术性均不及本书中所选入的赋作，兼之篇幅所限，未能全部收入，特此说明。

原传世的《楚辞》中汉人作品部分，被称为拟骚作，本书均未收入。一方面这部分作品为汉人所作，收入《楚辞》中本身就不很合适。其次，这些作品，除极少数篇(如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外，其馀的艺术成就不高，后人甚至有“无病呻吟”之讥，故此均不收入。

我国近代史上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梁启超曾经说过：“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使更多国人学习和了解楚辞，认识屈原和宋玉这两位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承继其传统，以繁荣今日的文学创作。

本书楚辞部分采用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洪兴祖之《楚辞补注》为底本，兼采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个别字句有所改动，并在注释中作了说明。作为先秦文学作品，楚辞和楚赋中有较多今天不常用的冷僻字，凡列入《简化字总表》的，依《总表》使用简化字；未列入《总表》的按照《汉语大字典》体例，其冷僻字偏旁就不作类推简化，这样不再增加汉字数量以免去读者阅读的更多困难。另外，在古汉语中，一些异体字、繁体字，与今天相应的规范字、简化字字义上有差别或者可能引起歧义者，仍保留这些异体字、繁体字不做改动。以免损伤原作文意。宋玉赋主要出自《文选》、《古文苑》。本书在题旨说明、译注及内容分析方面，参考引用了历代学者及今人的研究成果，有的均在文内指明，有的未能逐一注出，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汤漳平

2005年4月14日

20多年前，我和陆永品先生应山西教育出版社之约，为《中国文学史进修丛书》撰写了《楚辞论析》。这些年，在给我的学生开设《楚辞研究》课时，该书成为主要讲授教材，但因书中没有附楚辞作品在使用中颇感不便。中州古籍出版社计划出版《智慧之门》丛书，约我撰写《楚辞》一书，恰好可以补前书之不足，于是欣然接受。书稿原拟半年完成，却想不到竞用了近一年时间，现虽已付梓，仍觉有诸多不足之处，但也只能如此了，请读者阅读之后有以教我。

本书撰写过程中，中州古籍出版社领导甚为重视，张弦生先生更是多次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院闽台文化研究所的许晶同志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我的研究生魏殿朝、段莲同学均参加了校对工作，于此一并致谢。

汤漳平2005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