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腿站立》(1984年)中所描绘的病患便是萨克斯自己。他在挪威的一个偏远山区遭遇公牛，这次事故给他的一条腿造成了严重的残疾……医生与患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奇妙地不期而遇，一次发人深省的生理与心理危机……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遭受的心理危机和最终的康复，不仅省查了他的首次病患体验、疾病和健康的内在性质，还出色地探究了自我认知的肉体基础……

当他意识到他的腿不再感觉到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时，他发现通常被看作是常规恢复训练的治疗实际上对病人来说是一系列漫长而奇怪的医学治疗的开端。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遭受的心理危机和最终的康复，不仅省查了他的首次病患体验、疾病和健康的内在性质，还出色地探究了自我认知的肉体基础。

第一章 山上

第二章 成为病人

第三章 地狱的边缘

第四章 复活

第五章 惟一的方法——行动

第六章 康复

第七章 启示

   第二章 成为病人

当一个人耗尽自己，最后化成一杯灰烬时，他的体积、面积变成什么?……病床就是坟墓……头颅像脚一样低垂地躺着——可悲的、(虽然对每个人都一样)没有尊严的姿势!……只有医生允许，才能从床上起来。能不能起来，自己说的不算，只能由医生决定。我对自己无能为力、一无所知。

                       约翰·多恩：《仪式》

“于是，我被救活了——这就是故事的结尾。”意识里一直以为这是我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天了，不料，我竟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带着一条断腿重返人间!这实在让我感到惊讶和欣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刻便是结局了，不再有任何“故事”或者特别的“情绪”影响并关联到后面的日子。对此，我很难生动地描述，甚至很难有清晰的记忆。在山上，我也曾有过类似的感触，一旦伤势稳定，感觉舒服，安全得到保证时——突然间，一种慵散松懈或是筋疲力尽的感觉便向我袭来——自己不再需要深沉强烈的感情，相反，心绪变得朴实无华、平庸懒散——完全不是在山上的那种悲喜交加、大起大落。我回到了琐琐碎碎、平平凡凡的世界。

然而，在这场奇怪、复杂、具有戏剧性的事件中，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或者说还有另外一幕。这一幕让我着实震惊、难以预料，在当时，几乎无法理解、不敢相信。我本想把它们当成两个不同的故事，不过后来，我渐渐发现它们之间其实有着必然的联系。从情感上说，之后的四天有点沉闷无聊——虽说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大手术，而这个手术又联接着前后两幕——此刻，我只能回想起在那段平淡郁闷的时间里突显出来的某些高潮和低潮。

他们带我去看了本地的医生——一位红脸膛的庄稼汉的儿子，主要在方圆百里的崎岖山区和乡下行医。他并不慌乱，迅速而慎重地为我做了检查。

“你把股四头肌撕裂了，”他说，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必须送医院。”

他安排了救护车，并通知了最近的医院，位于六十英里外的奥达。

我刚在奥达医院的小病房里安顿下来——这是一个小医院，只有十来张病床以及能够满足社区基本需要的简单设施——便有一位护士走了进来。她是一个可爱的人，虽说她的动作多少有些死板，缺乏美感。

我问她的名字。

“桑薇护士。”她生硬地回答。

“桑薇?”我大声说道，“这让我想到了培尔·金特。”

“请叫我桑薇护士——虽说我的名字并不重要。现在，请你翻过身来。我必须插直肠体温计。”

“桑薇护士，”我重复道，“能否用我的口腔来测体温?我现在很痛，如果翻身，膝盖会疼得受不了。”

“不行，”她冷冷地回答，“我有指令，必须按指令办事。这是医院的规矩——入院时，要为病人用直肠测量体温。”

我本想争辩、恳求或者抗议，但看到她脸上的表情，我知道这样做毫无意义。我绝望地扭过头，那条腿没有支撑地垂落下来，痛得钻心。

桑薇护士插上体温计就消失了——消失了超过二十分钟(我记过时间)。她既不回应我的呼唤铃，也不再露面，直到我大吵大叫起来。

“真不像话!”她的脸涨得通红，满脸怒气。

和我挨着的是个年轻人，得了严重的肺病，几乎无法呼吸。他用地道的英语小声对我说：“她好恐怖的，但其他人都挺和善。”

测完体温，我被送去照X光片。 一切顺利，直到那个医生不加考虑地拿起脚踝提起我的腿。膝盖向后弯曲变形，马上脱臼了。我痛得不由自主地吼叫。看到这一切，医生立刻用手支撑着膝盖，非常轻柔地把它放到台面上。  P15-16

汤姆逊·冈思已经深刻地阐述了诗的“机缘”。像艺术一样，科学也需要机缘：有时是一个梦喻，如凯库勒的蛇；有时是一个启示，如牛顿的苹果；有时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即事情本身会突然揭示出它的重要性，如阿基米德洗澡时的“意外发现”。所有这些都是机缘巧合或先知显灵。

医学的机缘来自疾病、伤害和病人。本书的机缘源自一次独特的伤害，至少可以说是一次导致独特后果的伤害，这次伤害是由发生在挪威一座山上的一次意外造成的。作为一名职业医生，我从未担当过病人的角色。现在，眨眼之间兼任了医生和病人双重角色。我原本以为自己的伤显而易见、普通寻常，只是腿部肌肉和神经受到了严重但并不复杂的损害，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它的影响竟是那么深远!由此产生的麻痹和疏离症使我的腿变成了一件和自己毫不相干的“物体”，让我陷入一个神秘莫测、凶险恐惧的万丈深渊。面对这一切，我无法解释，也束手无策，甚至担心自己再也不能康复了。我发现恐惧是深渊，康复是神迹。从此，我更能体会到生活背后的恐惧和神迹，它们是隐蔽着的，通常躲藏在健康外表的后面。

这种奇怪的病症——可以说是一次外伤带来的深刻改变——以及医生对我的忽视，这些都让我深感不安和困惑，于是，我给莫斯科著名的神经心理学家A．R．鲁里亚写了封信。他在回信中写道：“这些也许是普遍存在的病症，但被你非同寻常地表述出来了。”当自己康复并重返医生岗位时，我发现事实确实如此。过去的几年中，我研究了几百名病人，他们都患有奇异的“身体影像”和“身体自我”的紊乱症状，这些症状是由神经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与我本人的经历极为相似。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对这一现象及其含义进行了探讨。

于是，大量的课题交织在一起：与我的受伤和康复密切相关的独特神经心理学现象与现实存在之间的差异；接受治疗和重返社会的历程；病人和医生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以及双方都处于迷惑状态时相互沟通的困难；我的研究结果在大批病人身上的应用以及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内涵和外延的思索和推敲。所有这些都引发了我对当前以及未来神经医学的评价和探索。

最后一点是直到几年后才在脑中构思成形的，其机缘来自一次从波士顿到纽约的长途火车旅行。火车上，我读了亨利·海德1920年出版的巨著《神经病学研究》，他在书中描述的心路历程与我的经历极为相似，他对自己的一次神经受伤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得出“身体影像”和“身体音乐”的最普遍的概念。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在哥斯达黎加的一座山上完成的，于是，一次开始于挪威山上差点要了我性命的历程便到此终止了。

除了最后一章，本书的内容并不系统，可以视之为一种神经学小说，只不过，书中内容是取材于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和神经学的实例，就像鲁里亚教授《活在破碎世界中的人》和他的其他神经描述作品一样。

在经历上述事件的过程中，我得到了鲁里亚先生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令我感到十分荣幸的是，从1973年到1977年他去世，我和他一直书信频繁。在信中，他曾写道：“你正在发现一个全新的领域……请将你的研究成果公开出版，它将有助于改变医治表面紊乱的‘兽医’行径，开辟一条通向更加精深、更加人道的医学的道路。”我怀着感激的心情，谨将本书敬献给已故的A.R.鲁里亚先生——一位全新而精深医学的先驱者。

                伦敦及纽约

                1983年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