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武汉作家文丛”中的一册，“武汉作家文丛”共10册，另有方方的《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刘醒龙的《凤凰琴》、陈应松的《狂犬事件》、林白的《红艳见闻录》等。本书为邓一光中篇小说选集，收录了六部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远离稼穑》、《大妈》、《大姨》、《燕子飞时》、《她是他们的妻子》。作品深刻地剖析了战争，剖析了人性，剖析了生命关系。通过对战争的记述和追忆，表达了作者对整个人类的创痛和隐患的诅咒以及在现实世界之外的理想生活的谣想。

此集收录了六部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远离稼穑》、《大妈》、《大姨》、《燕子飞时》、《她是他们的妻子》。作品深刻地剖析了战争，剖析了人性，剖析了生命关系。通过对战争的记述和追忆，表达了作者对整个人类的创痛和隐患的诅咒以及在现实世界之外的理想生活的谣想。

父亲是个兵

远离稼穑

大妈

大姨

燕子飞时

她是他们的妻子

《战争、文学与人》(代跋)

院子里的人们都在谈论大老李死去的事情，据说大老李临死的时候很痛苦，他在死神降临的时候醒了过来，紧紧地拽住言的手，是真正不肯撒手而去的样子。人们都很悲伤。人们越来越悲伤了。人们说：“唉，大老李呀!”

言是在大老李的后事处理完毕之后回到院子里来的。言那时已离开院子整整一个冬天了。言实际上也是完全离开了院子。她捧着大老李的骨灰盒，穿过院子里开始复苏的植物，回到她和大老李曾经住过的那栋小洋房，她那个时候就像一缕魂魄。小洋房的大门开了又关了，言再也没有露过面，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言。

我终日在院子里游荡着。我在寻找知了。我知道春天里新知了们还在泥土里睡眠，它们衣衫单薄，是不肯露面歌唱的。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深深地埋到地下去，那样是不是要暖和一些?就像我不知道言她为什么要把自己深深埋进小洋房里，经过了一个冬天，合欢、海棠、含笑和黄兰全都消瘦得厉害，是不是没有了它们的遮掩，就只能把自己关在门的后面，这样才能躲过料峭的春天?

旗子穿过草地来找我。旗子在一棵高大的桉树下找到了她丢失的那两块积木。它们被埋在那棵桉树下，经过了一个夏天，一个秋天和一个冬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让人认不出来。旗子并不是为了积木的事来找我的。旗子找我是为了言。旗子很担心言，她说她不知道言一个人待在她的小洋房里，没有了大老李，她念书来给谁听?

我当然也不知道言。言把她自己深深埋在小洋房里，没有人能够知道，何况春天是真的来到了，这是花草的季节，含笑也好，海棠也好，合欢也好，黄兰也好，它们在冬天消瘦过之后，是有了新的一轮生长的日子了，它们疯长成葳蕤的样子，是注定要把小洋房更深地掩埋进去的，言这个样子，就好比是躲进了食人花中，是决不肯再撩开花瓣从蕊帘深处走出去，到院子里来散步了。

旗子说，言她把自己关在小洋房里，她一定是在思念大老李，她不会再念书了，她只会手里捧着大老李的照片，整日坐在窗台前，地久天长地思念他，如果她念累了，就躺到床上去，把大老李的照片护在胸前，这样她就会突然入梦，言会在她的每一个梦里梦见大老李，他们仍然生活在一起，散步或者看池塘里的鱼儿，言她会仍然那么年轻，那么美丽，那么快乐，一直到她老了的时候。

我本来是同意旗子的说法的，我们是言秘密的孩子，我们希望言在更多的时候仍然那么年轻美丽和快乐，但是突然的，我说，不，言她不会老，言她会死去。

旗子瞪着眼吃惊地看着我，然后她跺着脚冲我喊道：“大头你疯啦?!大头你干吗诅咒言?!”

我说我没有疯。我说我没有诅咒。我说这只是一个故事，就像我们过去编的言的那些故事一样。实际上，言她一直是活在我们所编的那些故事里的，既然如此，言她就从来没有自己。言的一切都是由别人的故事来决定的。言在别人的故事里一直是个异类，不讨人喜欢，遭着人憎恨和诅咒，或者人们不肯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比如他们其实是喜欢言的。他们用攻击掩饰自己的羞涩和罪恶，他们是想主宰自己。而喜欢言又坦白说出来的那些人，他们一个个都死去了，言她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孤独的，没有依靠，现在她更加没有依靠了，她死去反而倒好，至少喜欢她的那些人，他们会感到放心的。

我这么说让旗子很伤心，她呜呜地哭起来，她越哭越伤心，差不多怏把心都给哭出来了。我很喜欢这个样子的旗子，她脸上的小雀斑因为浸泡在泪水里而显得分外可爱。我再一次拿定主意，将来一定要让旗子做我的家属。旗子会是一个美丽的家属，她会哭泣，而且在我死去的时候，她会怀念我，我也会因为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等待她而不再感到孤独。我决定从此以后不再和旗子吵嘴，不再欺侮她，我将爱护她，不再扯着喉咙大声地念董存瑞十八岁，如果旗子非要我念，我就像蚊子叫那样小声地念。我还会珍惜旗子那双干燥凉爽的小手，在她允许的时候，我会小心翼翼地握住它，然后挽着旗子，沿着池塘边的鹅卵石小路去散步。

言死了。言真的死了。言在她和大老李住过的那栋红顶白墙小洋房里服下了很多白色的药片，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们没有见到言。言被发现之后迅速送走了。有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开来又开走了，它没有鸣笛，悄没声息，等我们得到消息跑来的时候只看到了它的一个背影。救护车擦洗得十分干净，它不是我爸爸开的那一辆，我爸爸开的是二十一型伏尔加，他对此很满足。

院子里的大人们都松了一口气，好像一个漫长的故事终于编完了，是值得松一口气的。他们也不再提要把池塘里的鱼儿捞起来吃掉的话。池塘里的鱼儿还在，它们又回到水面上，有时候风把一片落叶吹到池塘里，它们便游过去啄破水面，在鱼儿看来，这是一回事。

我仍然在院子里游荡着，在樟树林子里走来走去。我在寻找我的长竹竿。我的长竹竿失踪了，不知道谁又把它偷走了。我要找到我的长竹竿，让它重新回到我的身边来。我知道我要接近被风儿吹动的高高的树梢，必须依靠它。P370-372

时间：2001年12月29日上午

地点：武汉市汉口花桥邓一光家中

人物：作家邓一光

《南方日报》记者万静波

一、我不相信战争会被人类舍弃

万：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个特殊的人物谈起：本·拉登。这个一手搅动了整个世界的人，他现在的下落已经成了一个谜。你怎么看待本·拉登?

邓：按照传统的看法，他是英雄，一个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势力决不妥协的反叛人物。他的政治背景和人格倾向十分复杂，既有顽执、残忍、偏狭和极端的一面，也有对信仰极为狂热和坚贞、不向强权势力妥协的一面。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是魔鬼。

万：为什么是魔鬼?

邓：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已经形成对文明的最基本共识：消除暴力、抑止战争、保障人权、争取自由，生命无论尊卑都有权和谐地生活在同一星球上。任何采用极端暴力的恐怖手段，不惜以杀伤无辜平民为代价造成文明秩序倾斜的人，都是魔鬼。

万：如果本·拉登炸毁的不是世贸大楼，没有伤及无辜，而是军事机构军事设施，是否会好一些?

邓：任何一种战争，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发动、施加的对象是谁、造成的结果如何，都是对人性的反动，是对人类已有文明秩序的颠覆，充其量它换了一种政治话语的解释，让自己有理由去那么干。

万：你那些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格外受到欢迎，比如《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你怎么理解战争?

邓：战争之于人类是与生俱来的。我不相信战争会被人类抛却——即使人类在文明史的发展中一直在谴责战争，并且做了大量抑止它的努力。人类实在是有着战争情结的，是幻想和渴望、热衷于制造并且爿惯于战争这种强制性改造自身和整个人类命运的极端方式的。

万：你认为战争在人类史上不会终结，这个观点让人听了不那么舒服吧?

邓：人类的原罪观对于东方文化哺育下的我们也是不能接受的，可那是事实。任何人在几乎任何时候都有着扩张和主宰的原动力，任何一对生命关系在任何形式下都是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生命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刻不处在战争氛围中，和平只是一种准战争或者潜战争状态。现在我们俩坐在这里交谈，你要用你的观点影响、说服我，我不妥协，会有对抗，我们之间难道不是一场战争?只不过在为生存而战的战争形式消失之后，战争会有别的原因和理由，变成其他形式：民族的、宗教的、国家的、经济的、文化的。

万：您那么张扬地去描写战争，让人以为您喜欢战争。

邓：巴顿第一次到北非战场时，指着夕阳下的荒漠，忧郁地对他的参谋人员说：“明天将有千千万万美利坚的年轻士兵将在这儿死去，他们的父母将失去他们年轻的儿子。”这时已不是生命倒下的问题，国家革命主义的重要主张在这里压倒和取代了个体生命的主张，这就是人类史。我写战争是战争它客观存在，那种壮美恰恰是人性和人类的危险所在。

二、我们能否相信理性的力量

万：你怎么看待理性?人类能不能依靠理性去消除战争、恐惧和暴力?

邓：因为生命具有的冒险性和破坏性潜质，理性是所有高级生命应该而且必须遵崇的秩序化的制约力量。虽然我主张人应该有更多的感性力量和自由生命空问，但敬畏之心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理由。人类其实是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理性让人类懂得这一点，回到一个彼此可以和平共处下去的基础上。人类最好以理性精神为导航灯，感性而诗意地生活下去，但对于这一点，我并不乐观。  万：你不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吗?

邓：有文明史记载以来，人类一直在理性建设的道路上推动和规范自己。但事实往往是，在我们特别信赖着理性的时候，战争开始了。上世纪发生的两场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在整个欧洲对理性和科学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的时候，世界大战爆发了。在拥有理性精神的人们看来，引起战争爆发的理由非常小，小到一杯香槟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但人们却一边喝着香槟，一边理智地研究着军队跨过国境界碑的最佳季节和路线，这简直就是对伟大和圣洁的理性精神的嘲弄。

万：古希腊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就是为了争夺一个女人。

邓：表面上是争夺美女海伦，其实是势力霸权的分配矛盾和特洛伊的傲慢与财富，还惹得阿尔卑斯山上的诸神纷纷加入战争，可见天上的神也是有战争情结和倾向的。人类的构成和文明形态的趋势要求建立世界范围的秩序，世界秩序的每一次循序演进，却更多地靠着战争而非和平来推进和调整。我个人认为，人类对战争的渴望和默认由来已久，和生命的挣扎、怀疑、对抗、扩张有着必然联系。战争甚至被人类视为消灭竞争者、梳理秩序、纯洁人种、激进革命和激发文明的必要因素。

万：人类能经受住一次次战争的洗礼吗?

邓：不能。人类还很年轻，战争的魔瓶并没有全然打开。战争的形式会随着人类的日益聪明和自以为是走向极致化和科学化，而科学是人类为自己制造出来的最后终结者。事实是，直接死在战场上的人会越来越少，被战争侵蚀掉的心灵却越来越多；有形战争中的从事人员会越来越少，无形战争中的介入者和牺牲者会越来越多。人类这一物种也许会有优劣替换，但在这种进化中，人类将留下什么样的精神，战争精神吗?

万：那么人类依靠什么力量或者精神延续下去?

邓：所有对人类命运有着思考的人都会有这种担忧。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保存生命，而是保持住人类敬畏生命的健康心态和高尚精神。

三、文学之于战争是无力的

万：文学或者艺术对缓解人类的对峙状态，甚至是消解战争有用吗?

邓：文学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文学之于战争是无力的，只能在可怜的文字范围内再现战争因由和场面，徒劳地解释或描叙战争以及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

万：面对这种状况，作家或艺术家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邓：作家手中只有一枝虚拟的笔，怎么可以并且可能完成那样的使命呢?人类在战争中的尊严扭曲、精神肢解、心灵伤害，除了恒久的和平，除了生命和谐关系的真正建立，没有疗救。

万：文学和战争其实是对抗的，文学一般是想像的、梦的、柔软的、慰藉人心的，战争却是现实的、冷冰冰的、坚硬的、毁灭人的肉体和心灵的。但为什么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以战争为背景的格外多?

邓：战争是反人性的，同时又给了艺术创造多重的可能性。人通常是平和的，不大会做出超越自身能力的行为。安宁的生活其实也赋予了生命以消磨，这与人类的超越生命理想相悖。在战争中，人的思想、心灵、生命能力会产生比通常情况下更激烈和复杂的变化，人的命运感也要比通常情况下曲折得多。那种大开大合、起伏跌宕、生死际遇、极限的生命和人性挑战，都使战争文学给人类提供一个自我满足和自我想像的空间，也给人类提供了一个了解和剖析自己原罪力量的忏悔室。

万：你是不是想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唤起人性，从而抵制暴力、压迫或战争?

邓：我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或者说，我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文学是我个人的东西，是我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我用其他方式和外部世界交流很困难。我一试图交流就会与他生命发生主宰、征服的战争关系。我现在进商场买东西都很胆怯，不敢讨价还价。我觉得讨价还价就是一种诚信不在场的战争关系。写作对我来说要轻松得多。我只需要面对自己。我可以软弱到无须为自己的软弱负责，也可以强大到无须对自己的强大担心。我想说的是，文学之于战争的记述或者追忆永远是孱弱的，文学不可能拔去深深插入人类肉体和心灵中的那根战争毒刺，它只是以个人的名义对整个人类的创痛和隐患进行的诅咒，以及在现实世界之外的一份理想生活的遥想。

万：您对战争、对死亡的描述非常酷烈，甚至把那种残酷渲染成了壮美。其实是有不同写法的，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有更大的悲悯和人性关照。

邓：对于人类在战争中得到的毁灭和自我毁灭，你所说的悲悯和人性关照百无一用。我知道战争是怎样撕裂生命和人性的。战争不仅消灭了人的肉体，人的心灵和精神也被消灭了。如果我写得忧伤、抒情，就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反而每个人都愿意投入战争，去赢得那份荣誉的花环。你可以试着做一份调查，那些读过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思》和奥斯特洛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人都急切地想要去充当另一个斯巴达克和保尔·柯察金，都渴望以诗意的方式在与敌人激烈的对抗中英勇地献身。我就是读这种书长大的。直到现在我还对死于壮烈而不是平庸充满眷恋。可信仰是属于少数人的，少数人为自己的信仰把多数人捆绑在战车上，这是生命沙文主义；如果是文学作品，那就是叙事的文化话语上的生命沙文主义。生命应该由自己选择而不是包括战争和文学在内的他力量来选择。如果说悲悯和人性关怀，这是基本底线。

四、战争给人性提供了一种悲剧的极致的审美可能

万：您为什么会以战争为背景来展开文学之旅?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不也是文学作品发掘不尽的题材吗?

邓：我小时候内敛，不出色，不被家人喜欢，是个特别忧郁的孩子。我看过“文革”中的武斗，看见过人怎么被钢钎和别的什么东西杀死。我觉得世界上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人的生命被毫无商量和轻率地忽视或者剥夺掉。人有趋善的一面，但为什么人类的善没有发扬光大，让我们放心地加以依赖?因为人类有战争情结，有征服和主宰他人的人格倾向。我想知道：为什么人类会这样?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伪善的人、对遮蔽着的人性的了解极其有限，谁都在向善的美丽托辞下虚拟和掩饰自己，以及虚拟和掩饰这个世界。在战争的非常状态下，伪善和虚拟就显得没有力量了，心灵和肉体的极端痛苦、极端恐惧，命运的不可捉摸、突如其来的转变，人的被蹂躏、践踏、抛弃，都是常态下看不到的，都提供了一种真实的写照和悲剧的、极致的审美可能。

万：虽然您是站在反战的立场上去描写战争的，但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阳刚和壮美，会不会让读者感受到一种诱惑，感觉到战争的激情?

邓：作为写作者，我只是写下了我个人在真实存在的战争中的虚拟经历和感受，客观上会有什么影响，我管不了。不过没人会喜欢战争。我是指普通人。

万：罗兰·巴特就说：作品完成后，作者就死了，文本会独立存在，批评家和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对作品产生不同的读解。

邓：接受美学是这么说的，让作者死去。其实一部作品在写作过程完成之后，作者已经不在了。他在写第二部作品，或者在治疗第一部作品带给他的创伤。

五、作家个性和小说风格

万：你的小说雄健张扬的风格和你的个性有关系吗?

邓：我想有。现实生活中你不可能那么张扬，文学的过程提供了这种可能。

万：弗洛伊德性的转移和升华理论，恐怕不能解释您为什么要写作吧。  邓：人在压抑的时候，需要寻找一条通道，让自己穿越过去，我不为理论写作。弗洛伊德和荣格们也不是为理论写作的。

万：如果不从事写作，你会选择什么职业?我知道你以前做过记者。

邓：不管选择什么，肯定是自由职业。我和人群不太好相处。我的朋友很多，但我老是感觉孤独，老是在有阳光时觉得特别伤心，莫名其妙地伤感。我想我是不太正常的人。问题是大家都不正常。选择群体性职业对我和对他人都不会有好结果。

万：要靠写作去治疗自己?

邓：也许是一种让自己存在下去的手段。我在日常生活中能体谅别人、帮助妇孺、有公益心；如果和人一起上路，有什么重包裹，肯定是我背上；遇到危险也不怵头。我可以在坟场上睡觉，在大漠荒野上散步，但一进电梯我就完了。我恐怕有幽闭恐惧症。但我也知道，写作其实不能疗救这些。

万：在你成长的时代，已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战争文学作品，《苦菜花》、《林海雪原》、《红日》……今天您怎么看这些作品?

邓：从小说美学来说，我不太承认它们。它们太主题化了。除此之外，它们只是一些充满了偏狭理想主义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构成了我的道德启蒙和理想经历的一部分范本，而且让我在少年时代为此激动过。故事是民间艺人关心的，文学不关心故事。文学给了人切入人性自我的权力，我更关心这个。

万：我很想知道你这样阳刚气十足的作家对新写实主义小说的看法——那些大量的对当代人卑微生存状态的描述的作品。

邓：大多数情况下，人生是由鸡毛蒜皮的小事构成的，与庸常生活妥协并且找到庸常生活的乐趣是多数人的生命现实，也是人类世界秩序化和文明化旗帜下作家获得的一种冠冕堂皇的话语权利。上述作品把这种生命常态艺术化地传达给了我，让我叹息和失语，然后我就去寻找我自己可能获得的话语权利。

六、英雄、英雄主义在当代

万：我想：给你写信的女读者应该不多吧?

邓：是的。和平、常态生活更符合人类生活的智性需求，具象的战争离女性世界比较远，她们会在遥远的地方渴望浪漫的暴力风景而下意识地抵抗赤裸裸消解生命本体的暴力行为。

万：想当英雄吗?

邓：小时候想过。现在更喜欢人在平凡状态下的自由，并且在这样的自由中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小鸟不是英雄，但它能在天上飞，满地的野花野草无声无息开放又枯萎掉，你却不能说它们不是英雄。

万：战争中有许多人物和角色，为什么你着力写英雄?

邓：或者是一种写作谋略吧。因为我更为关注在战争中比较显现的那一类生命。英雄在战争中能够把握自己，或者在不能把握的时候会有对抗。我喜欢强者的退却和弱者的对抗这两种姿态。我其实也写了大量不是英雄的人物，比如《远离稼穑》里的“四爷”，他是个战俘，比战死更糟糕；比如《大妈》中的范桑儿，一个改嫁过的英雄遗孀，被传统道德鄙视和遗弃的那种人。

万：但你的《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描写英雄的作品格外得到认可。

邓：这是阐释过程的问题。读者应该具有基本的判断力，知道英雄是危险的、有破坏性的，对他生命有杀伤力的，对自己也是一种伤害。没有人真正去剖析关山林，他实际上是被战争扭曲和伤害了的战争人。

万：而你还要借他的口说：“我是太阳，今天把我打下去，明天我照样能再升起来!”多么英雄气概!

邓：你在警惕英雄的同时，不能否认他的确是英雄，的确试图主宰自己的命运，并且毫不妥协地抗争过了。在大多数庸常的生命中，他的生命个性突现出来了，他代表着人类不肯屈服的质疑精神和行动能力。我不能剥夺他主宰自己的权利，同时也不能剥夺人类主宰自己生命的欲望和权利。向强者妥协和欺凌弱者在人格倾向上趋于一致，没有什么区分，问题是，解读往往会出现问题。

万：英雄有可能避免悲剧性命运吗?

邓：不可能。英雄本质上是极端的、个性化的、扩张而不知节制的。他要建立某种秩序，肯定要和已有的秩序对抗，和整个世界对抗。

万：这肯定是一个灾难。

邓：不仅是英雄本人的悲剧。他把整个家族、集团、民族、国家甚至世界都卷进去了。

万：和平年代还会产生英雄吗?

邓：非战争时代，英雄仍然存在，只是含义变了，只要他抗争并且主宰住了自己。一个失业的女工，带着没成年的孩子，生活举步维艰，还想着给病卧在床的丈夫熬一碗鸡汤，她就是英雄。

万：这种英雄和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有什么不一样?

邓：对世界的影响不一样，同时权力回到了个体生命手上。能让一个生命健康快乐，比如母亲养育好自己的孩子，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万：英雄主义在当代是什么处境?

邓：很尴尬。一方面被人们私下里向往着，一方面又遭到公民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大多是茫然、盲目和无力的。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渴望着想要主宰自己，甚至主宰他人，而这样的主宰在现文明时代无一例外是以伤害他人权利为代价而完成的。主张公民主义的人们也不能免俗，只不过他们很滑稽地不肯承认这一点罢了。由英雄主宰时代过渡到平民主宰时代，英雄主义在这样的时代里一半成了时代装饰，一种伪理想主义的东西，一半成了靶子，一种提供给“现代主义”解构并宣称自己是多么进步的东西。

万：那么人类怎么满足自己对崇高、伟大的向往呢?像“宏伟”“崇高”这一类词语会不会慢慢消天掉？

邓：不会。不管承认与否，人类会不断提供精英，比如政治家、科学家，他们一样能改变世界，一样在影响时代。至于“宏伟”和“崇高”，它们并不是英雄主义的专有名词。

万：那么，你认为英雄主义人格观对当代中国人还有意义吗?

邓：有。不光对当代的中国人，对整个人类也如此。我在《走出青草地》的后记写道：我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男人失望，因为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不一样了，那种勇敢崇高、理想主义、为信仰而献身的精神，那种坦荡的胸怀、对生命的珍惜、始终关注人类命运的悲悯情怀，现在都丧失了。这些人类有过的高贵品质，现在都被割舍、同化和解构掉了。需要寻找生命存在的理由和意义，让新的理由成为人类精神。

七、仅有反战是不够的

万：生活中您怎样表现您的力量?

邓：我不认为我是个有力量的人。在家庭中，我只是承担一个男人最基本的责任，比如不让家里人干力气活儿、不让他们过贫穷的日子、不让他们受别人的欺负。我好几次打架都是为了家里人。但扛重物、挣钱和打架不是力量，在文明时代，恐怕它们正好代表着缺乏力量。我想我的力量更多地表现在我的热爱上——我热爱我生活着的这个星球，以及这个星球上大多数的生命；我从不因为害怕被遮蔽而宣称自己是生命中的精英或者异类。

万：经历过战争的人都反战。金庸主持《明报》时有一个基本立场：反战：相反年轻人一听到有战争，就会高兴地喊：“打仗了，打仗了。”

邓：应该更深刻地剖析战争，剖析人性，剖析生命关系，仅仅一味地反战是不够的。我能理解经历过战争和类战争比如“文革”的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和绝望，但不能到此为止，还要进一步思考战争从何而来、我们在被战争毁灭的同时得到过多少现世的好处。我们反战，反哪一种战争?非正义的战争要反，正义的战争呢?站在政治立场上，我们可以说正义和非正义；站在国家和民族立场上，我们可以说侵略和反侵略；站在亲缘立场上，我们可以区分是亲人沦丧的战争，还是亲人获利的战争。我真的觉得人应该把自己搞清楚。有人性化的战争吗?没有。有不以暴力手段消灭生命权力的战争吗?没有。“非正义战争”是由少数人发动的利益化战争，“正义战争”则是多数人在正义旗帜下进行的集体杀人行为。那种狭隘的反战论，是很让人悲哀的。我们不能一边反某一个战争，一边又拼命介入另一场战争，为每一人都推卸不掉的战争情结寻找理由。

万：你平时看体育比赛吗?比如足球……

邓：不看。一切体育比赛都是战争，都提供力量、计谋、对抗的较量。而且体育比赛是以剥夺大多数人的体育权利为前提的，和角斗士的竞技比，无非换了一种不太野蛮的方式，赋予了一些更具有蒙蔽性的文化包装。

万：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不幸生在战争年代。你会干吗?

邓：我会先考虑战争的性质，并且为亲人的安危担忧、为自己的无能悲哀。但我想，一切思考都无法让我逃出狭隘的圈子。如果是一场像抗日战争那样的民族战争，我肯定会报名上前线。我不会让别人杀掉我的父母和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