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了作者较为通俗可读的论文23篇，共分7章：文化、宗教、习俗、气质、人物和时事。译者从中选取了比较著名的篇目，翻译成此书。本书是作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论述，代表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认识和基本评价。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宫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 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士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们不仅根植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曰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沉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白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文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常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